 十分巧的是，我这一路是与团生产股的现役军人严股长同行。严股长是我的恩人，1968年底整党时，有人提出不能让我再当通讯员了，是他仗义执言才使我继续做了一年。现在能和他一路同行，实在是荣幸。严股长是无锡人，他自己的家安在沈阳，所以到了沈阳站后我就和他分手了。我们从双山车站上车，到齐齐哈尔转车。那时还没有直通上海的火车，到了天津还要从东西两个车站间转换，才能乘上去南方的列车，十分麻烦。严股长就告知我签票转车的方法，如兄长对弟弟。团部的现役军人中有不少是南方人，而且很多是上海人，比如政治处副处长、保卫股股长、军务股副股长等。施副处长在1973年时曾关照过我上学的事，军务股陈股长几乎就是我们的大哥哥，后来探亲时我曾受他委托去过他的家。陈股长家在九江路上，他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托我给陈股长带东西过去；他也去过我家，给我带回过东西。记得那次他从上海探亲回来，给我来了电话，抱歉的说因为团部的人抢吃他带回的食品，结果连为我带回来的大白兔糖也吃掉了。我们间的关系就这样的亲密。 回到家里，二阿姐和继母当然是十分的高兴，尽可能的拿出好东西来填充我那贫乏的肚子，安抚我那受过创伤的心灵。自此，二阿姐也就成了我们探亲的主要接待者和操持者。 阿爸已经离世一年多了，大阿姐去了湖北农村，家中没有了往日的热闹，显得很冷清。尤其是白天，二阿姐和继母都去上班了，更是安静得可怕，我就去连队的知青家走走，代他们探望他们的父母。由于我是第一个回上海探亲的，所以连里许多上海知青的家我都去走了走，包括二连通讯员的家。 很快到了返回连队的日子，我将回北大荒，各家都托我给他们的孩子捎东西。这是每个家长的心意，我一一收下了，不料却堆成了一个小山。我用线毯包成一堆，走时叫了一辆三轮车，拉到了北站，准备通过货运随车运到兵团。谁知因为包裹实在太大，车站不肯接收，无奈之下只好又运了回去。这下苦了我的老同学翁玉海。翁玉海毕业时分配在了上海邮局，我回来探亲，他就来看我。我回北大荒的那一天，他来送我，大包裹就是他押运的。他后来替我一家家地送了回去，当了义务的投递员。我心中也十分的不安，感到对不起知青家长的托付，没有尽到责任把大家的东西带回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家书都抵万金，更何况那些浓缩着家庭情意的包裹呢？好在大家都没有责怪我，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使我那颗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当然，我带回来的东西也成了公用品。童建芳不仅把那瓶醉肉吃了，还把醉肉用的黄酒喝了个底朝天。那年因水灾，我们吃了一冬的焐麦磨成的面和玉米面窝窝头，靠的是我带回来的几瓶辣酱。 我于1970年元旦前按时回到了连队，没有超一天的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给了王连长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当时表扬了我，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多的信任。 记得回来后，我在宿舍走廊的小黑板上写下“以战斗的姿态迎接七十年代”十二个大字，送走了六十年代，开始了新的征程，并在那年的春节与排里的知青一起在雪野中“革命”了一把。 第二次探亲是在1971年的夏天了，那是我们正式享受的第一个探亲假，那年夏天麦收时也是遭受了水灾。阿爸的事情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结论”：按职工正常死亡处理。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结论，既没说有什么问题，也没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按“正常”死亡处理了。但不管怎样，我的处境毕竟有了好转，连队在拒绝我去小学校当老师，据说还有让我去团部当通讯员的调动也胎死腹中之后，终于让我当了连队的统计员。 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得到了连长的赏识，所以水中捞麦的战役一结束，他就难得的批准我于夏天回家探亲。 这时，从上海到东北已经有了直达哈尔滨的列车，于是我们上海知青回家探亲就选择从哈尔滨转车，省去了在天津转车时必须在两个车站间回转的困难。更主要的是，在哈尔滨会得到哈尔滨知青热情的接待，他们不但把我接到家里居住，拿出好吃的招待我，还主动揽过了买票、送站的任务。我曾在于凤瀛、李卫家住过，在沈杰、林康强家吃过饭，还到郝国利、张力家做过客，受到过他们的热情接待。连队哈尔滨知青有许多是铁路子女，对他们来说，送我们上火车的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足见他们的热情。 那个时候探亲的人多，火车车厢如同沙丁鱼罐头，上车如同打仗。哈尔滨知青就会提前把我们从员工通道带进车站，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把我们从车厢的窗口塞进去。我们从上海回来，他们就结伙到车站来接，随后再把我们送上去双山的火车。共同的命运，让我们这些当初还曾动过手的知青成了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情同手足，直至今日。 由于在南京时靠窗打了个瞌睡，到上海我就感冒了，二阿姐和继母就急忙带我去医院。因为刚从麦收的第一线回来，我那时特别能吃，一顿饭要吃三大碗白米饭，如饿狼一般。上海的大米也是按计划供应的，但家里从不说我吃得多，而是尽量满足，她们知道我在北大荒吃了很多的苦。  过了几天，大阿姐学校放暑假也回来探亲了。自打1968年夏天北火车站分手，姐弟再次见面竟是在三年以后了，更没想到的是见面时，阿爸已经不在世了。大阿姐的生活比我要苦多了，虽然都是去了远方，都在农村，但我毕竟过的是集体生活，周围还有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战友，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大阿姐一个人被分配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下面的公社里，在那样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头上还戴着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她还要替阿爸承担每月寄给乡下阿爷的10元钱，负担是多么的沉重。回到上海她不讲究菜的好坏，只希望能吃上大米饭，足见她在那里生活的艰难。 那年，先于我们参军去的同学纷纷退役，好友王金年也回来了，我们结伙去游玩，市中心的人民公园，远处的长风公园，都是我们的好去处。同去的还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八二七战斗队”的王明珠，另一个外号为“小胡子”的胡姓同学。我们在公园里玩耍、拍照，交流各自的经历。王明珠因身体不好，留在了上海，分配到了上无三厂，还成了厂里文艺小分队的骨干。她很努力，早早就入了党，后来被推荐去华东师大上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市委宣传部，后来当了市政府接待办副主任，据说现在的地铁3号线早先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为“明珠线”的。是个十分能干又十分正宗的人。不幸的是她于2004年夏天因白血病而英年早逝了。 那年，我又准时返回了连队，没有超一天假。 此后的几次探亲假都是和连队其他的知青一起在上海过的春节，我们间时有走动，山海关路石英汶家、斯文里陈梅春家、西康路谈菊芳、谢瑞芬家，我都去过。还记得在石英汶家她母亲端上来的汤团，我是不吃糯米的食品的，但那天盛情难却，破天荒地吃了两只；也记得去张慧芬昌平路家里带她去上海音乐厅，听朱逢博唱“北风那个吹”的事情；还记得去桂继红家，那时她父母亲正遭受迫害，全家被赶到了底楼的一间小屋子里，至今的印象里还只有人影晃动的阴冷感觉。我也去过毛节宽家，坐在面对长方形天井的他家中尽情谈笑，那情形仿佛就在昨天。还曾在大范家的阁楼上印过照片，去过盛德显、赵月秋家，在张焕龙接待过来上海的干部股孙股长。哦，还有就是回族知青倪云祥来我家问他能否吃大肉的事。岁月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这些情景依旧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 1974年的冬天是我离开连队前最后一次探亲，临行前突然发现自己放在箱子里准备探亲用的五十多元钱没有了。记得我将钱放入箱子时，有一个人是看见我放的。由于平时大家相处都很好，从来没有想到谁会拿谁的钱，因此也没有防备。想来可能是他一时起了贪心，悄悄的拿走了。后来一位在连队医务所工作的老职工子女问我，我的钱是不是全是五元一张的，因为那人曾托他人转手请她用这钱去买猪肉，准备探亲时带回家。这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想。齐齐哈尔知青李荣生知道此事后，让我别作声，要我先去把那五十元钱换回来，由他去找那人。毕竟做贼心虚，何况又是第一次做这事，那人很快承认了，把钱送了回来。 探亲本是探家庭之亲，我却感受到了知青间的浓浓的感情，真是情满探亲路。 当上统计员 虽然阿爸的“结论”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毕竟有了结论，至少是按“正常”处理了，于是我的境况也有了好转。去学校当老师当然是不放心的，而面对不说话的土地，做统计员还是“合适”的，于是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宣布了连里的这个决定，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种子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没细想他为何向我特别交代这句话，更没想到这句话后来会在他身上灵验。我所想的只是这项工作是否会与金钱打交道，因为我的前任是由会计兼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沾上了，有理也说不清，更何况我这样一个还未全部摆脱“可以教育好”的帽子的人。听说与金钱无关后，我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可以当上“员”了，可以旱涝保收每月拿固定的32元工资了，不用再去考虑“一天一元两毛五”（出一天工赚1.25元）的问题，探亲时回家的超长假期是实实在在不会扣工资的。在那个时代这是最最实惠的。 但统计员的工作实在很辛苦。除了每年年初需要协助连长做好全年的种植规划，年末做好收获统计外，无论是春天的播种还是夏季的管理、秋后的收获季节，都是我最繁忙的时刻。 春播之前，我需要走遍连队的每一地块，了解土地墒情，从而交付连队领导决定耙地、播种的先后次序。有时我还要拿着圆规样的巨大尺子，重新丈量土地， 以确保每一地号大小的正确性，落实播种的种籽量。每一地号播种前，我必须先期到达该地号，沿着土地边用步子丈量出地边与播种机中心间的距离，每隔一段插上一面小旗，为拖拉机手播种时的行进作引导，保证播种时不偏不漏。拖拉机走后还要把小旗收回来，以便下一地块播种所需。北大荒的田地不像南方，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要走遍全连所有的地块，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验。好在我在当通讯员时就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路不是什么难事。我曾站在与高峰马场相连的地号边，眺望远处的高峰马场的营房，自豪感油然而生。毫不夸张说，全连到过各地号边边角角的恐怕只有我一人，连连长都未必到过。拖拉机手们可能到过，但他们是在拖拉机上，是靠机械代步去的，而我是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的丈量出来的。 春播开始了，我和机务排的师傅们一起下地，参与播种。我们把农业排战士们用农药拌好的种子从车上卸下来，再倒入播种斗里摊匀，便于种子按播种斗设置的小孔均匀地落下。拌过农药的种子十分呛人，刺鼻的农药直往鼻子里钻；播种时，站在播种斗里，农药与拖拉机前行翻起的灰尘直扑你脸，即使戴着防风帽和口罩都无济于事。从地里回来，常常只剩牙齿和眼白是白的，其他地方除了黑就是黑。种子播下后就盼望老天下雨，最好是下场雪。播种之后下场雪就像给种子盖了床被子，既可以杀去各种虫子，又可以为种子保墒。等到雪化，又能滋润种子，促其发芽。雪化尽了，田地里就是一片的绿色了——种子破土而出，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大豆苗出齐了，夏锄的季节到了，我又忙开了，再次往各个种有大豆、玉米的地里跑，看看哪些地号的庄稼应该锄草了，哪些地号需要人工锄草，哪些地号需要机械覆土。需要人工锄草的，我就会早早来到地里，给每个农工排分配任务，随后自己也包一条垄和大家一起铲地。由于已经掌握了铲地的技巧，所以再也不会打憷，又没学会耍奸玩猾，常常成为全连的领头人，时常可以回头接一下落后的战友，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赶上大部队。 夏锄将近结束，我又要赶去麦田，查看麦子成熟的情况。我还学会了掐一点麦穗通过数数麦粒来估算亩产的方法，常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到过北大荒，没有去过北大荒成熟时的麦田，是无法真正体会“麦浪滚滚”的确切含义的。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啊，无边的麦田随着大地的起伏铺向天边，轻风吹来，麦穗随风漂动，翻起阵阵波浪。红色链轨拖拉机的牵引着绿色的康拜因在金色的麦田里劈波斩浪，如同在大海里航行的船舰，一派丰收的景象。面对这样的景色，你怎能不心旷神怡。 麦子的收割很有学问，并非都要到成熟了才能割。一般来说，麦子收割分两种情况，一是成熟了的立即用康拜因收割，直接脱粒后，用“小红车”拉回麦场摊晒、扬场、灌袋，或上交或入库；另一种叫割晒，就是把还在灌浆中的麦子用割晒机割下来，摊在大田里再晒几个日头，等到灌浆完成，再用康拜因收回，称作“拾禾”。在这个时候，我就天天和机务排的师傅们奋战在地头。康拜因有两个出口，一个在康拜因的右侧，是脱去麦秸的麦粒的出口。脱粒后的麦粒就储藏在康拜因的粮斗里，等到小红车到来，康拜因就在行进中，将麦子卸到拖斗中，由小红车运回麦场。另一个出口在康拜因的后面，是用来吐出脱粒后的麦秸的。吐出的麦秸进入后面的积草车，由于吐出的麦秸集中在一个地方，需要有人站在积草上用叉子向四面挑开。等到麦秸堆满了，就要将草卸去，在麦田里留下一个个正正方方的麦秸堆。有时积草里的麦秸不能自由降落，就需要你跳入积草车中，把麦秸踩下去。随后，连人带草一起滚落到地里的你还要紧跑着再登上车，继续你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脖子里会落满了细碎的麦秸，刺得你浑身发痒。我不是机务手，操作机器的工作不能干，于是挑积草车是我常干的活儿。 卸下的麦秸堆是劳动之余休憩的好去处，躺在松软的麦秸堆上，享受着北大荒秋日的暖阳，是何等的惬意。当然，这样富有浪漫的情景常常蕴藏着危险，每年麦收季节总会传来不幸的消息，而且常常是与麦秸堆有关。那年麦收季节，隔壁马场独立营的一个知青就因为在麦秸堆上睡着了，被不知情的拖拉机碾压致死，酿成了惨祸。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我当统计员的第一年麦收时分再次遇到了水灾，每天细雨绵绵，拖拉机康拜因进不了地，和1969年一样需要人手一把小镰刀，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那年还特别的怪，地里因晚间下雨积满了水进不了机械，白天却还时有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这样挥镰收割时不仅要忍受脚下水泡，还要承受经太阳晒后地面水气的蒸腾，十分的难受。我除了要和大家一样拿着镰刀下地，还要抽时间跑地号，查看各个地块里麦子成熟情况，提供连长决策，累是双重的。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来自精神的和体力的考验，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被各种压力所压倒过。 地里的活儿忙完了，麦场就成了另一个战场。我们常常挑灯夜战，将晒干的粮食装灌成袋，装到团部派来的卡车上运往师部。那样的场景确实要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大家打撮的打撮（用铁皮做成的撮子往麻袋里灌粮食，需要很大的力气），搭肩的搭肩（两人一组把装满粮食的麻袋放到扛包人的肩上），扛包的扛包，谁也不肯落后。装满小麦的麻袋重180斤，装满大豆的重160斤，如我般的小个子也能将它轻松扛起。（我还曾为食堂扛过200斤重的盐包）有时我们还要将装上粮食的麻袋经跳板送入仓库里，这除了要有力气，还要有胆量。 冬天，除了参加诸如修水利、积肥等劳动外，我们还要为当年的烧柴、来年的基建做准备。夜班的时候去师部拉石头，往连队运木料。这时最盼的是半夜的那顿夜宵，因为那有伙食的改善——能够吃到肉。但这样的劳动常常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卸木料时，刚解开绳索，巨大木头就随势滚下，擦着我的头皮飞落，我差点儿就此交代了。还有一次去林子里砍做椽子的木料，休息时我往林子里走，越走越觉得不对。还好我及时醒悟，急忙沿刚才的脚印退了出来，回到路上，才没有迷失方向。要知道如果进入了林子深处，那就会永远在里面转悠，再也无法走出来了。 当然，在当统计员的岁月中，开心的事还是很多的。春天里去翻地，田野里开满了各种的花儿，尤其是那黄花菜正开满坡地的时候，可以摘那些还未绽放的花骨朵儿回来，经水烫后串成串，挂在门前晒干，是年末回家时带给家人最好的礼品；夏锄季节，铲到地头时可以钻到榛柴棵里去采榛子，那是现时炒货店里价格不菲的香香坚果；秋天到来，买些滚圆的大豆和硕大的土豆，是回家探亲的上佳特产。 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朋友，老知青小个子张广林，天津塘沽知青小任子、小伍子，哈尔滨知青常先辉，我们几个把伙食费打在了一起，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那个时候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再加上体力消耗极大，特别的能吃，二两一个的包子伸手就是五个，常常还要再加。由于大家的互助，加上农忙时送到地里的饭菜还不用花钱，所以常常还有积蓄。连里的战友们看我当上了统计还和大家一样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特别认可，所以在后来推荐上学时，给予了我很大的信任。 我演鸠山 也许当年下乡的知青中团员不多，也许我是1965年就入团的老团员，所以下乡后就一直是连队团支部的委员－－宣传委员。可能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总是与这个“宣传”打交道。读中学时虽然没有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但那块黑板报总是由我来出的。后来文革中成立校革委会，被安排做了宣传部的副部长；从兵团上学后，一到师范学校就当了团委宣传委员；分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二中，又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而后调到戚墅堰，又选进了学校工会委员会，担当的还是宣传委员。即使是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在北大荒的近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我办过连队的壁报，就在连队食堂的墙壁上。那个时候脑子里“左”的东西还不少，思想敏感得很，记得当时连里有位关内来的青年说道：“只要给我两百元钱，让我当反革命我也干。”这自然受到了我们的批判，我还就此在壁报上写文章予以批判。他一直记恨着这事，1974年我第二次被推荐上学时，他就在排里挑头不同意，搅黄了我在这个排的一票，这个排还是我从通讯员岗位下来后去建砖厂时的那个排，可以说是我的根据地和后院，害得姜排长和我直打招呼。 再后来连里做了两块黑板，就改出黑板报了，主要内容是报道连队生产的情况，为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们鼓劲，同时把他们的优秀事迹报道出去。黑板报承担的任务决定，越是越农忙的时候越要及时出，因此我常常牺牲休息的时间，起早摸黑的干。尤其是夏天的中午，大家都抓紧时间眯上一觉，为下午的劳动积蓄力量，我则要冒着中午的炎热把黑板报出出来。到了冬天，即使是在室内，也常常把手冻得僵硬，握不住粉笔。于是就往手上呵一口气，到宿舍或食堂的炉子旁暖暖再写。 报道的内容重要，但形式也同样重要，好的形式才能吸引人。我先从稿子的质量上入手，多用些文学笔法，让稿子生动起来。记得有一次写夏锄归来的情景，开头这样写到：“一行刚刚结束了铲地任务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将余晖洒在晚归的他们的身上，勾勒出一群美丽的身影……”正巧团保卫股长来连队视察，看到了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刻推荐给了团宣传股，使我在团部有了一点小名气，我与团宣传股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了。后来我到齐齐师范学校上学，报到后就当上团委宣传委员，就是因为那时担任学校团委书记的，正是当年在团宣传股工作的齐齐哈尔知青，她了解我在宣传报道方面的长处。 我也想方设法把黑板报办得漂亮，把自己在美术上的才能尽量的发挥出来：报头、横标题、小标题、花边、小图案，一切一切的美化都想法用上。由于有两块黑板，一篇文章有时要分两处写，我就学报纸上的方式，用“下转”“上接”的方法引导大家去阅读，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直到四十多年后，哈尔滨知青郭文君还记得这情景，赞赏不已。 除了办好连队的黑板报，我还要负责向团部送稿，这是政治任务，是给连队和连队领导长脸的事，万万不可松懈，因此写稿子就更上心了。每当有线广播中播出自己写的稿子时，真是比吃上红烧肉还高兴。这一来一去不但增加了我写稿的积极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和粉笔字的书写能力，为我后来当老师当好老师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通讯报道追求的是一个“快”字，否则新闻就变成了旧闻，尤其是农忙时分，有了新的事件是必须立刻报出去的。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个邮件或发个传真就行，必须由通讯员去团部时送交到宣传部门。如果遇到雨天，通讯员去不了团部，那就要抓瞎了。1971年夏收时正遇到连天的连绵阴雨，通讯员好多天去不了团部，稿件送不出去是最急人的。急中生智，我想到可以通过电话传稿，于是就拨通了宣传股的电话，我说他记，用最快的方式把稿子送出去。偏偏遇到我这个南方人平卷舌不分，前后鼻音难辨，有些字还念不准音调，常常因此卡在那儿。记得那天读到“虽”字，本应第一声的我却念成了第二声，我在这里高声念，他在那头半天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字儿，急得双方都直冒汗。不知怎么我突然开窍，想起应读第一声，这才让电话两头的人出了口气。 2008年，老知青们在小学校门前留影。 连队墙上的宣传标语，也由我承包了。食堂后侧的两排知青宿舍建好后，连里决定在宿舍窗户之间的墙上写大字标语，每个有一米来大，我就用下乡前学的新魏体写了上去。 连队小学校新建门楼有两根柱子，建造的老职工要求我写一幅对联，由他们用水泥拓在上面，内容是当时最流行的那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也用了新魏体。2008年回连队的时候曾去找寻自己的痕迹，不料小学校已经变成家属住房，门楼已经拆除，那对联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因为我笔头快，也算有点文才，而且在下乡前也在学校文艺小分队中呆过，“样板戏”中的许多唱段也能随口来上几句，时有在连队开会前给大家唱上一段的情况，连队成立宣传队就把我招了进去。我的任务是给宣传队编歌词，所谓“编”就是给现成的曲调配上新词，表达现时的内容。宣传队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每每演出时，食堂（开会用地）里就挤满了人，连队里的男女老老少少都会来。没有通电时，就挂上两盏汽油灯用以照明，虽说连人脸都看不太清，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那是一个文化缺失的年代，很少有像样的文艺演出。如果哪天听说团里的放映队来连里放电影，哪怕是放了八百遍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会招引人早早的搬来凳子静候放映队的到来，如果中间跑片未到，即使等到半夜也没人会打退堂鼓。甚至还会赶好几里地到其他连队去看。现在自己连队有了宣传队演出节目，那不等于到了节日？所以挤满食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宣传队成立后接到的最大的一项任务是排练“样板戏”《红灯记》。“文革”中，文化荒芜，八亿人民唯有八个样板戏：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又有了京剧《杜鹃山》、钢琴伴唱《红灯记》，号称是“旗手”按“三突出”的原则排练出来的样板。样板一树，各地响应，许多地方、各个剧种，甚至群众团体也都来演样板戏。 2008年回访连队，部分当年《红灯记》演员在麦场上留影。 我们兵团当然也不落后， 最著名是19团所演的芭蕾舞《白毛女》，曾轰动全兵团。我们46团许多连队也开始排演样板戏，隔壁的机炮连就排演了整部的《智取威虎山》。指导员找到我们宣传队的队长哈尔滨知青于凤瀛，下达了任务，让我们也排练一个，强调是政治任务。接受任务后，队长就找我们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指导员交代的任务。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困难的，艰苦的劳动都挺过来了，排练个样板戏还算困难么？ 首先讨论的是演什么戏，这也没困难。郭文君首先提议演《红灯记》，其实大家心里早有了谱，因为我们有现成的“李玉和”。李玉和形象的最大特点就是腮边“一边一块疙瘩肉”，队长于凤瀛正是这样的长相。李奶奶也不难找，桂继红（未柔）就是最好的人选。桂继红，人称老桂，上海知青，其父为我国戏剧界文学界外交界名人杜宣，其母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叶露茜，因此老桂身上天然的流着文艺的血脉。而且扮相也像，那脸形那身段，穿上戏装，活脱脱的一个李奶奶，而且还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李铁梅，天津知青陈雪婷，连部的文书、出纳，唱得一口好歌，完全可以胜任。主要人物有了，其他的人物也一一落实，哈尔滨知青程绍武演叛徒王连举、郭文君演卖木梳的；李卫身兼两职，前面是与李玉和接头的磨刀师傅，后面当游击队长。当然还有一些群众演员，都分配妥当，唯在鸠山一角上卡壳了——没人！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不仅要剃光头，而且这个反角、丑角是人人憎恨的角色，是剧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但再丑，再不受人待见，总得有人演呀，否则整部戏就演不成了，于是我就站起来说：“我来演！”其实大家心中早有此想法：我圆圆的脸上架着个眼镜，矮矮的个子正适合演这个角色，大家只是怕我不愿意才没有说出来。现在我表态了，角色就都落实了。 但问题还有，道具呢？这不是问题，我们知青中有的是高手。李卫的父亲是哈尔滨龙江剧团的舞美设计，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道具难不倒他。很快李玉和手中的红灯就做出来了，铮亮的灯壳糊上红色的透明纸，连上两节电池，如从专业剧团里借来的一样。用麻袋布做成日本兵的军帽，用废铁丝缠上黑胶布做成手铐脚镣，用木头削成长长的日本军刀，几支长枪短枪，演出用的道具大部准备俱全，只有鸠山的“行头”没落实：军靴还行，可以用长统的雨靴来代替，但和服呢？李玉和与鸠山的那场交手戏，鸠山是穿着和服出场的，没有和服，戏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我突然想起下乡时买的被套面子是白底上带着小圈圈的，和日本的和服花纹比较接近，于是二话不说，回去就把被面拆了下来，裹在身上还真有点和服的味道。就这样，没花多少钱我们就将所有道具准备齐全。 与此同时，乐队也落实了，主操京胡的是塘沽知青小高，小高的京胡拉得京味十足，为整个剧增色不少。于凤瀛也能拉二胡，只要不是他的戏，他也会来拉，让乐色更加浓厚。就这样我们利用麦收的间隙争分夺秒，很快完成了排练任务。 麦收的庆功大会是我们的处子演出，那天食堂里挤满来看演出的职工和家属，气氛比节日还热闹。在食堂这个条件极简陋的舞台上我们卖力地演出，一招一式都向电影里的靠拢，京胡声锣鼓声和着演员的演唱声为这边疆的小村庄带来了喜庆彩。演出不断获得阵阵掌声，获得了完美的成功。演出结束，人们迟迟不肯离去，连长指导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还特许我们去各连巡回演出，不仅去了偏远的四连、五连、六连，还越过连队对面的山坡去了高峰独立营，为连队争得了荣誉。师部的高思政委慕名而来，拉着于凤瀛的手说：“你是我们全师演得最像的一个李玉和。”这既是对于凤瀛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整个宣传队的肯定。于凤瀛因此被抽调去了团部宣传队，专演的李玉和一角，成为团部宣传队重要的一员。 我要上学 1972年春节前我回沪探亲，特意抽空回了趟老家，去看望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阿爷。这是我自1957年离开故乡后第四次回去，与阿爷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阿爷见到多年未见从遥远的东北回来的孙子，十分高兴，抓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好像是要看我是否少了些什么东西一样。随后急忙去鸡舍抓了一只鸡，杀了以后洗净，连夜整个地放入瓮里煨在灶灰中，第二天就热气腾腾地端到了我的面前。看着堂弟们盯着我的眼神，我知道这是他们平时所吃不到的东西。农村的生活十分困难，家里养些鸡是为下蛋换钱易物所用，根本舍不得杀了吃。我连忙把鸡腿撕下来放到最小的堂弟的碗里，眼睛已经模糊了，那鸡我是含着眼泪吃下去的。 故乡的海边 我又到老宅的四处走走，寻找往日的岁月。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走上二楼，姆妈的房间还在，雕花的床架、方桌、梳妆台还是原来的模样，向南的小窗能望见远处的山峰。晚上我就住在姆妈的房间里，神游在姆妈的余温中。白天除了陪着阿爷晒太阳，就去村里转转，看看那高大的老槐树，到海边走走，望望那浩瀚的东海，还有公路边那些烈士墓。我还在堂弟的陪同下，越过山岭去了继母的家，看望从未谋面的继外婆和舅舅。 有一次我陪着阿爷晒太阳，阿爷指着正在太阳下做着女红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子说：“给你做老婆好吗？”我笑笑没有接口，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新的打算：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其他的一概不考虑。 这样的念头是在去年秋天形成的。1971年夏天水中捞麦结束后，我随连队的兽医、党员李师傅去讷河外调，回来的火车上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怎么都不能相信，一个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被我们每天祝福“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怎会出逃，并且又摔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但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回到连队不久，正式文件传达了，这个接班人确确实实的在谋划谋杀领袖的“五七一工程”计划失败后，在其儿子老婆的胁迫下仓皇出逃，摔死在异国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如同许多的知青一样，“9.13”事件是我们重新审视一切的开始：写进党章、指定为“接班人”的都能够做这样丧心病狂的事，还有什么内幕为我们所不知的呢？我们以前紧跟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完全正确的吗？“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深思：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变相劳改”？许多许多的疑问都涌到了脑前却又无法解答，所以深深地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深感有深造的必要，但又不知去哪里获得深造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从那时起我们不再都如以前那样事事盲从了。 从讷河外调回来，师里举行美术作品展览，我被团里抽去搞美术创作，我推荐哈尔滨知青沈杰一起去，同时还有一个老职工。从老职工那里又感到自己的画画水平属于极低的业余水准。后来又抽到师部做农业成果展览的布展工作，目睹了从其他团里来的知青高水平的绘画水准，更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想上学的愿望更强了。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事。1970年的6月根据毛泽东的“7.21”指示，中共中央转批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开启了知青回城的闸门。北京首先将他们下乡各地的高中生招回北京，以解决城里教师缺乏的问题。随后许多城市也开始在兵团中招生、招工，尤以齐齐哈尔为多。 在师里搞布展的时候，1972年的1月6日，从广播里传来了哀乐声：我所崇敬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去世了。在后来举行追悼会上传出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消息——毛主席出席追悼会并给予陈毅以极高的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这明显地放出一个信号，一大批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干部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文革要转向终结，去大学上学读书的希望在增大。但从1970年到1972年的三年中，兵团知青上学的人少之又少，直到1973年才有了较大规模的招生。 1973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全面整顿，国务院转批了关于高考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那年的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必须参加文化考试。这样，“推荐+考试”成为了当年的招生模式，推荐与录取的比例为3：1。十分幸运的是，经连队各排的推荐，我也在这3：1的行列中，我就认真地做着文化课考试的准备，从各处找来题目做。 高考的时间到了，第一场考试是语文，考的是一篇记叙文，题目我已忘记，只记得开头写的第一句话是：“在白茫茫的林海雪原中，从远处飞驰而来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可以看清是一架爬犁，上面坐着几个人……”下午又考了数学、理化等。考试完毕，我们都在等待最后的消息，却不料等来了文化考试成绩取消的消息。原来，辽宁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因为考试成绩差，在理化试卷的后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声称“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就是这封信，断绝了许多企求通过高考入学的知青的路，我也因此落了榜，因为在3：1的录取比例中，我阿爸那“按正常死亡”的结论最终阻碍了我上学的步伐。 接到团部政治部施副主任的电话告之我落榜的消息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了，再次意识到我头上那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其实并未完全摘去，它依旧压着我，告诫我必须还要夹着尾巴做人！ 但，我还是要上学，我还是要读书！ 我把决心暗藏在心里，继续认真做好我的统计工作，依旧和大家一起战斗在生产的第一线：依旧在春天去站播种斗，带回一身的灰土；依旧在夏锄时扛着锄头下地，把汗水滴落在黑土地上；依旧在秋收时登上积草车，让细碎的麦秸落进脖颈；依旧在冰天雪地里参加兴修水利的战斗，刨起如石头般的冻土。 辛勤换来了收获，1974年的招生中，我仍然以高票获得推荐。那年招生不再考试了，而且是以1：1的比例推荐的，不存在落榜一说，但我没能上成大学，而是去了中专——齐齐哈尔师范学校。看来阿爸的事将要影响我的一生了，党入不了，干提不了，连上个学也要处处受限制。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