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两辆卡车装满铺盖离开时，两侧竟贴满了我亲手写的标语，均为“热烈欢迎×××同志奔赴新战场”之类内容。在安徽农业历史上，由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演绎的一场大戏结束了，同时地方国营农场拉开了运营帷幕。不管怎么说，当年知青是冲着军垦农场建制来的，而且那些现役或转业军人的严厉管理风格，给我们留下终身难忘印象。 作风粗犷，性格刚烈的当首推大胡子刘连长，东北人，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当年也就40岁左右，平时非常严肃，不苟言笑，据说原是陆军炮兵连连长，毕业于南京军区炮兵学院，因长年处震耳欲聋的炮声环境，故养成了说话大嗓门习惯，他高吭的说话声调，在平时全体职工动员会或为知青们训话时，显得格外冷峻严肃，若那个知青触犯纪律被其逮上，那一顿猛剋、再加上东北军人满嘴的粗话脏话，足可达到令人发怵程度。有一年，夏天骄阳当头，一名上海女知青怕被晒黑了胳膊，出工时戴了一副长袖套裹着手臂，被他撞见后问“你这是干啥”？当他明白原由后脸色立马变了，说“你这也太娇气了！哪有种地人怕晒太阳的”？被他一番教育后，从此农场再无女知青下大田劳动戴防晒袖套了。 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刚烈强悍的东北汉子，偏偏是个怕老婆惧内之人。他们一家与知青同住三岔口前后排，平时是鸡犬声相闻，故“大胡子连长怕老婆”，知青们人人皆知。其妻长的人高马大的，平时还抽烟，当时她不属农场在编人员，在孙店学校当教师，家里一切家务包括做饭洗涮，基本由大胡子连长一人承担。有一年夏季吃晚饭时，其夫人和三个孩子已端坐在屋外饭桌上喝粥，这时大胡子连长起身回屋取刚蒸好的一篮馒头，不料找遍全屋这篮馒头已不见踪迹。他老婆见其空着双手跑出来，此时孩子又吵喊着要吃，顿时气得扯开东北大嗓门骂将起来“你这个混蛋狗屁连长怎么当的？瞧别人都敢欺负到你老婆孩子身上了，连一顿饭都吃不安稳”。此时，对着大胡子连长家的知青宿舍后窗都开着，窗帘下人头若隐若现，看到大胡子连长被老婆挨骂教训的样子，想到平时只有他训斥别人，那里会有他被别人教训，有人解气、有人窃喜…… 挨了骂的大胡子连长，怀疑这一篮馒头肯定是捣蛋知青偷干的，他气的暴跳如雷，扬言一定要查出这个“窃贼”好好教训！瞧当时那个阵势，他手上若有一把枪，逮住那偷馒头者非毙了不可！但最后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大胡子连长粗暴的性格，确在当时得罪过不少人。有一次农场小学组织学生卫生大扫除，连部大部分家属门口被扫的干干净净，唯独他家门口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气得他拉来老师吹胡子瞪眼质问：“你教出来学生难道还会狗眼看人不成”？正当老师没弄明白怎回事时，不料旁边的学生齐声回答“大胡子连长，不是老师教我们做的，是你平时对我们爸爸妈妈太凶，我们不归你管，不怕你！所以把垃圾都堆你家门口了”。天真无邪的童言让当时在场人，包括大胡子连长本人都忍俊不禁。 对大胡子连长爱恨交加者，当时农场内大有人在，后兵团撤销时，甚至有人扬言“要用扁担揍他”形式来送送他，这当然也是一时的气话，但却真实反映了一部分人心态。 大胡子连长威严管理作风，让知青们在其面前不敢造次，在春耕农忙时，他会卷起裤脚手持一根细竹竿，亲至各个排巡视督查，若见谁栽秧稀了，便大声训责“栽稀了，稀了！难不成想开船不成”？此时哪个若不及时纠正，大胡子连长立马会下田，毫不留情用竹竿敲打，或把你栽的秧苗用脚荡平掉，再命你全部重栽，所以当时只要远远看见他走来，大家马上会互相提醒，谁也不敢偷工减料。我还曾目睹个别女知青因犯纪律，被他当场训斥到哭的事例，这种严厉的管教作风，确让知青们尝到了军管的历害。 与大胡子连长脾气相反的是张指导员，苏北口音，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性格也随和，基本上没见他训斥过人，即使再忙季节，农田也难得一见其身影，平时主要分管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等，我因有绘画、编写文艺宣传材料、打篮球与乒乓、写大幅标语等特长，所以经常会直接受其调遣，脱产搞上述活动，为此还与排长发生过矛盾。有一次“三抢”排里人手紧张，张指导员未经排长同意，要我去参加“理论骨干”会议，拟让我组成一个编辑小组，筹办《三秋战报》。史排长知道后非常恼火，朝我大声责怪称“指导员话可听可不听”。我一下子成了夹在中间难堪的三夹板，当然此事最终还是我禀告了指导员，再由他去协调落实后的管用了。 连队指导员因身兼党支部书记，知青入团入党乃至参军、招工上调、推荐读大学等的终身大事，他的话常常是起重要的关键作用，所以尽管平常他不张扬、不训斥人，甚至有点不吭气，但知青们对其的敬畏还是来自心底的。那时请客送礼风尚未达今日之盛，但有人想早日上调或换个轻松活，背着人跑领导家送点财礼亦是常见之事。张指导员家后门，正对着男知青寝室前门，在每年招工上调或知青探亲回来之时，送礼人从灶后门进进出出，常不经意让我们看见了不该看到的一幕。 兵团撤销转农场后，原一排长晋升当了连长，我很在的排长史道和调十二连当副指导员去了，原四排副排长老魏来我排接任排长。据说史离开九连时还哭了一场，因他从内心讲不愿离开孔店，舍不得与朝夕相处的一帮小伙子分开，一个憨厚的大男人居然哭了。 其实二排知青也蛮舍不得他调走，史虽说文化程度不高，是个粗人，但为人正派，你做错了他训斥你、甚至骂你都在明处，从不在背后作弄人，凡遇农忙时他会卷起裤脚，抡起胳膊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出汗大干，与他一起干活有说有笑，连疲劳都会忘记。 记得我排有一男知青在看水时，撘讪上了周边农村的一名姑娘，也不知当时他向人家承诺了什么，那姑娘三头两天来我们住处找他，一次正巧被史排长撞上，问她找男知青干什么？对方羞涩小声说“没事，玩玩”，不料史排长嗓门一爆，大声质问“玩什么傢伙？玩咯×××”！此话一出，那姑娘脸庞猛地腓红，丢下一句“怎么说话这么粗鲁”，羞得转身跑掉再也不敢来了。 后来想想史排长话虽粗糙，但实际他阻止了一场“情感悲剧”的发生，农村姑娘纯朴天真，一旦投入感情，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到时候除了娶她老婆，你还能干什么？到时候前途什么都没了，后悔则晚矣。 当时一排长当上了九连连长，这是一个脾气急躁、性格暴烈的人，特喜训人，一不遂愿便张口骂人，他那句有名的：“看你熊样子，不最后一个上调走我都不信了”！曾让不少知青闻之胆颤心惊，特别是他训斥知青时那股子狠劲，让一些有把柄被人捏住的人，真是几乎连活下去勇气都没了。 2007年，我们几个上海、淮南和蚌埠知青，曾结伴故地重游，当年风光一时的X连长已垂垂老矣（写此文时闻其已过世），面对我们这些当年知青心存愧疚，他说“想想当年我对你们真是太严厉了”。此言诚哉，但已晚了35年，真是早知有今日，何必悔当初！ 还有一孔副连长，当地本乡人，细高个，分管后勤，讲起话来鼻声很重，我们外乡人听起来还真费劲。孔副连长倒是个老好人，什么事与他说都是“好、好”一个字，但就是没有实权。在我印象中，对知青态度和蔼可亲、不训斥人的连领导就其一人了。 1975年12月未，即兵团解散即将迎来新一年前夕，省农垦厅派“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工作队3名干部至我连蹲点，领队姓孙，另两名是女同志，主要任务是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间定一年。 半年后，这场运动性质很快转变为“抓阶级斗争”针对人了，工作队不断召集大家开会，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最后要求我们“大摆阶级斗争事实，揭发一小撮坏分子的罪行”，孙领队强调“孔店绝不是世外桃园，有腐化堕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和破坏上山下乡迫害知识青年犯罪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不久工作组宣布一项“隔离审查决定”，对象即号称九连“土围子一霸”原连部×××。此人合肥地区口音，转业军人，长着一小脑袋，讲话油嘴滑舌，还特爱占小便宜，曾将自己养的鸡有意混入公家鸡群中，然后借口“认错了”把公家鸡宰杀吃了。工作队给他带上三顶帽子：路线上站错队、经济上有问题、生活上犯错误。此人被作为典型揪出来，当时倒是全连“大快人心”。 不同的另类劳动 我回沪10年后的一天，在小区居委会旁小理发店内等候理发，见店主是一30多岁少妇，讲话带安徽口音，便与其闲聊问“安徽哪里人”？她说是淮南九龙岗的，我一听便又问“孔店知道吗”？她马上答“我家就靠近孔店，我读书就是在孔店中学，现在每次回家还在孔店站下车呢”。我一听来劲了，忙再问“车站对面有一排瓦房，墙上写的‘全党动员三年普及大寨县’大字标语还在吗”？她连连说“还在、还在……” 一霎间，时空似乎发生了切换，我又回到了30余年前。 我当时真的很激动，30多年了，当年我在农场遵照上级指令，在连队所有砖墙上，用仿宋美术体刷写政治口号内容时，她才是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30多年后却在我居住的小区相遇，这个世界有时真太小了！ 在农场砖墙上写宣传标语，是当年开沟挖渠大忙季节时，我被抽调出来搞的。当时指导员问我需多长时间？我强调“这么大字须打格描上空心字后再用红漆填写，有近10条标语需一个月”。我有意多讲了些时间，后来我磨磨唧唧花了一个多半月才完成。 事实上，当年确实我水平有限，只能先描后写，另农场房子室外露天一面均为“赤膊墙”，直接在高低不平的石砖墙壁上写大字也确不易，遇上朝南墙面，在温暖的太阳照射下描写字还行，遇上朝北墙面，站立阴凉寒风下3个多小时写字，也是吃不消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比起那些挥汗挖沟的兄弟姐妹们，我已是很知足矣。 年轻时的我爱好颇多，中学寄宿在校，诸如文艺体育、绘画美术、曲艺创作、墙报编辑、书法篆刻等，都能上手弄个几招，用现在话讲，也是个“文艺青年”。没料到自己三脚猫特长，到兵团农场后很快被领导看上，屡屡在农忙人手最紧张时，被抽出去做“重要工作”，这让我躲避不少尤其是农忙季节的大田劳累，曾招来了不少其他知青，包括班排长在内的“羡慕嫉妒恨”，但我本人还是乐此不疲。 在农场首次发挥特长，是1974年即我们抵达孔店不久，当时连队团支部见各地知青越来越多，想配合党支部抓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搞一个“红色家信展览”。70届上海知青陈燿明时任团支部书记，见我有绘画美术功底，便将此任务交给了我，经指导员同意允我脱产一周操办。我当然很珍惜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很快按要求超时完成了任务，这是九连首次呈现人们眼前的“图文并茂”宣传栏，效果非常好。 我会布置展览、绘画写美术字的名声由此传开了，从此凡需要配合形势出宣传栏的工作，基本上全交给我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阶段，虽已是文革后期，但各地搞运动宣传仍不少，且正是我国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变幻的5年，我记得有“全党动员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整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等。1974-1979年，又是我国多灾多难年份，唐山大地震和由此引发各地的恐慌与预防演练，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纪念哀悼等活动，包括后来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还有本连队什么《春耕战报》《三秋战报》《九连兴修水利示意图》等宣传画栏布置一个接一个，使我在这方面忙的不亦乐乎，几乎成了连队里一个专职美工宣传干事。 农村宣传，除强调及时、用语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外，最好还要有画面来配合，为此我花了不少心思。农闲时其他知青打牌下棋，甚至喝酒玩耍，我则坚持临摹人体素描自学美术，在居住房间内贴满了我画的各种人物头像素描，成了当时有名的“文化角”。我还自购了不少《基层美术宣传参考图案》《实用美术字大全》类工具书，在实际中参考运用，如在配合布置“批林批孔”宣传栏时，我大量用漫画形式来取代，受到了大家普遍欢迎。 有一次，我要家中寄一本国外出版的《艺用人体结构》书，居然被邮局查禁扣下，理由是“书中有不健康内容”，后由父亲单位出证明，再出示当时新华书店售书的发票，费时两个月后才放行。这也算是当年奇闻一桩了。 1976年夏季，连队蹲点工作组号召大家“大摆阶级斗争事实”，一名叫孔祥兵的老职工找上我，说“小王，你能画会写能不能帮写几份材料，我要控诉揭发个别领导干的坏事”。我闻后惊讶不小，忙以“我写东西都要经连长指导员同意”婉言谢绝。我心想，你老职工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一个下放知青哪有这等胆量，况且他要揭发控诉的均是当年九连“铁腕人物”，一旦知道这大字报是我帮他写的，这以后日子我还过不过呀！ 不料，耿直的老孔还真盯上了我，他又通过排长来找我，非逼我帮他干，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由他说一句，我写一句，丝毫不敢加上任何修饰文字，有的地方还故意写个错别字，以示此事与我毫不相干。最后，材料送上后如泥牛入海，老孔揭发的事情是否让上级领导引起了重视？鬼才知道。 苦中有乐的生活 早两年，在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时期，农业连队知青大量集中，为活跃青年人业余生活，也为宏扬积极向上的健康风气，场部领导沿袭部队一套做法，每年组织全场青年人搞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甚至仿效部队文工团做法，排演优秀节目搞文艺巡回演出。 这些活动有时规模搞的很大，甚至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开展，但兵团是讲政治，讲究下级服从上级、政治统帅一切的地方，农忙抽调大量知青去搞演出宣传，叫苦不迭的是那些一线的排长、班长，而此时有幸被借调出去的年轻人，则往往是“偷着乐”，聪明能干的知青，会经常游走于这两者之间，抱着混日子心态去处置，用当年时髦话叫“抓革命、促生产”两不误。 刚到农场第一年过五一劳动节，就得到消息“三团要举办全农场乒乓球比赛”。我读中学时是个狂热乒乓球爱好者，曾得到当时交大附中校乒乓球队总教练（曾是解放军队专业乒乓球运动员）专业辅导，在当时业余水平中应算中高上了。我当即向张指导员报名，向他讲了打球的经历，指导员听后也感高兴，但似乎还是半信半疑，他要我负责选抽5个人，组成九连乒乓球队参赛，还一定要拿奖得名次，改变以往九连参赛无奖状况。 当时连队连一张乒乓球桌子都没有，无法练球干着急，但指导员决心很大，说“没桌子我们自己做一个嘛”。即令连队木工加班加点赶制，不到三天便称“按指导员吩咐把球桌做好了”。我闻后大喜忙去看。天哪，这是我这辈子看到最简陋、最原始的一张乒乓球桌子！ 原来木工至附近铁路车站“职工之家”，丈量了正规乒乓球桌子尺寸后，回来用白木作料依葫芦画瓢，硬是用锯子、铇子，加钉子鎯头，拼装了一张白木料乒乓球桌，连油漆工序都免了。但见那桌面上留着的拼接缝隙竟有筷子般粗，再加上白松木质毫无弹性，到处是树瘿癍洞，球弹在上面发出“秃、秃、秃”声音，因碰到缝隙和癍洞，乒乓球会突然大幅度变线弹来弹去，这种球恐怕即使国家队的高手都没法接。“有饭总比没饭吃”好，尽管这张球桌土的掉渣，但随着它的诞生，结束了九连无“专用文体活动器械”历史，不少对乒乓球有兴趣的男女知青，经常在农闲日或休息天，排队候着打球娱乐，狭小房间有时竟挤的人满为患，一时连队兴起了一股乒乓球热。 在这张桌子上打球，初起我非常不习惯，几天下来后竟也适应了，权当重新回到当年在上海弄堂撘木板打乒乓年代。毕竟有基本功垫底，待我熟悉适应后，球技便在众人中鹤立鸡群了，不光全连百余名知青无对手，且一局让10-15分（21分制）仍可取胜。遵循指导员的指令，我用简单淘汰方式，选拔了3男2女知青，组成了九连乒乓球队，匆匆操练数日便赴场部正式参加比赛。因整体实力太弱，结果团体未进半决赛便遭淘汰，男女双打和男子双打同在半决赛被刷下，在最后一项男子单打比赛中，我个人优势方尽显发挥出来，连续经过5轮比赛，最后与场部直属机关一青年决赛争夺冠亚军。该小伙子是场部领导子女，刚从中学毕业，年轻气盛口气很大，凭关系进了农场场部当干事，平时是球拍不离手，自称在场部机关打遍天下无敌手，可谓来势汹汹。 决赛当天为显示隆重，场部一群他的崇拜者，特将乒乓球桌抬上场部大礼堂主席台上，人群围在四周为其拼命鼓劲加油。我平生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中比赛，顿时信心大增。双方一交手优劣即显示出来，五局三胜我很快拿下二局，最后一局双方胶着拼杀了几个回合，最终我拿下两分以直落三局完胜对方，获得了这次全农场乒乓球赛男子单打第一名。 得到冠军称号后，指导员自然非常高兴，大会小会还表扬了我一番。两年后五一节，农场再次组织乒乓球比赛，我不负众望又获得了男子单打第一名。从此，知道我会打球的人多起来，特别是上场部办事，有人叫不出我名子，但见我会直呼“冠军来了”，当时自己感觉特别好，长年繁重体力劳动带来的郁闷怨气也忘却了。如今知青聚会时，我名字不少人记不起来，但知道我“乒乓球打的好、会画画写字”仍留下较深印象。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销，由地方农场接管后，组织知青乒乓球、篮球比赛，文艺汇演等文娱活动均没有了，知青们除干农活只能空虚无聊地打发日子，至于那张到处是缝隙和癍洞的乒乓球桌子，则成了连部开会的会议桌。有一年，连队杀猪分肉，司务长直接在上面挥刀潇洒大块剁砍，连呼“这桌板好使、真好使”！当时，我在旁边目睹莫名其妙感到了一阵心痛…… 除球类比赛，再者就是参与人数比较多的文艺汇演，我在这方面也是个积极分子，主要承担一些曲艺创编和说唱、诸如“三句半”类节目。我到农场第二年4月中旬，正是各排组织劳力，冒着初春刺骨寒冷，下水田做秧苗季节，我和排里另外4人被指导员召去，说是参加文艺宣传队半脱产排练节日，准备参加全团文艺汇演。我一人便参与了三个节日：有指导员要我创作的长篇诗、快板书《跃进的九连》；参与数名淮南丫头合作的歌舞《绣金匾》；还有是我自创的相声《小知青遇上大麻烦》。 当时心情是即愉悦又有愧意，别人都在冰凉水田里劳作，我们却整天在室内唱歌拉琴跳舞，真有点对不住那些奋斗在大田里的兄弟姐妹，好在我们节日在汇演中得到了较好评价，尤其我创作相声节目，因“贴近生活和表述了知青真实感受”，还被选上参加当年“三团优秀文艺节目巡回演出”，我和另一知青随团到各连表演，前后竟有近一月未下田劳动。 很可惜，乒团建制撤销后，农场知青精神文化生活回归到枯燥乏味，不少人抱着混日子的心态过日子，农忙时累死累活倒下即睡，农闲时无所事事，打牌酗酒、甚至赌钱，还有的精神空虚，沉湎于男女私情不能自拔，但也有部分知青坚持看书自学，不随流入污泥，我所熟悉交往知青中就有人坚持练琴、吹竹笛、自学外语等等。 我除了自学绘画外，还坚持阅读和写作，父亲也常寄些书籍杂志，让我弥补精神上的空缺。我记得有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发行的《学习与批判》期刊，其主编便是现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内容大都是短小精悍杂文、批判性檄文、讨伐文章与历史回眸类文字，非常对我阅读口味，尤对提高我写作水平很有启发帮助，每次收到便匆忙打开，如饥似渴一读为快。 除了上述文化生活，我个人还坚持写作包括文学创作，我每天写日记，记录下当时所见所闻和感受、情感心路，当初也没想到这些日记在40年后，对我撰写知青回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8年春节探亲假后，我忽然有一种创作冲动，于是竟花费了5个多月时间，完全在劳动之余，在昏暗的灯光下，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重逢》，描写台湾与大陆分隔后，一家两代人悲欢离合在海上重逢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最后落稿完成时间是当年5月27日深夜12点，全稿2万余字。 当时，我还在日记中记录写下了此时的心情： 我完成自己人生中第一部作品──《重逢》电影文学剧本，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候，正好是午夜12点整。农村的黑夜是多么安谧、静悄悄，劳累了一天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此时却无法入眠，我收起笔起身推开窗子，一阵凉风迎面扑来，不由让我长长呼出一口气，感到浑身轻松……多么有意义的150多个不眠之夜呀，我竟然在安徽农场这块十分陌生、没有任何支持帮助，被沉重体力劳动几乎压垮，甚至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地方，做了一件不可思议事，至少是同伴们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尝试文学创作！我今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由衷希望自己以后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 在这部作品中我寄予无限希望和憧憬，但不可否认，或许带给我的依然是失望。那就让这部幼稚、不甚体面的作品，带着我的希望去闯一下文学大门，去开拓自己人生道路吧！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底蕴，不敢太过于奢望，只能把它当作一份试卷献给关心支持我的每一个人，愿它成为一顆有强大生命力种子，在文学希望土地上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 在整个写作过程特别是晚上时，农村的夜是格外寥寂的，星空如练，万赖俱静，仅偶尔传来一二声狗吠声，劳累一天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而此时此刻的我却常脑细胞异常活跃，不仅浮想连翩且在昏暗灯光下奋笔疾书。当时，笑我痴诳者大有人在，而我自嘲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现在回过头想想，当年自己真有点年少轻诳，在没有一点这方面生活积累，也没任何电影文学创作辅导的情况下，居然就动手写起了电影文学剧本？所以这次创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现在唯感庆幸是，我当年敢于这样做，证明有创作意识和克难奋进的勇气！ 这个举动至少证明：当年我的精神生活没有因为物质贫困和体力透支，变的颓废和空虚，在别人看似浪费青春日子里，我庆兴自己没在蹉跎岁月中沉沦。 生病躺倒的日子 知青旧居 如果有人问，当年在农村感最无法忍受是哪件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就两个字：生病 在人地两陌，举目无亲穷乡僻壤，当你被疾病缠身、头昏目眩，孤单单一人处于陋室时，真有古人描绘的那种“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悒郁心情。 我曾目睹我排一个70届老知青，因疲劳过度引发肝脏出问题，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腊黄，要吃要喝什么都没有，加上治疗上也没有对症的特效药，孤身躺在床上如同半个死人般，后幸得返沪治疗才及时得到康复。三十年后，这位拉得一手好京胡，在沪上退休老人京剧票友中颇有名声的“老孙头”，最终还是在70岁之前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我年幼时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直至青少年长身体时，幸得家人细心倍加调理，后天补养，加之本人酷爱体育煅练，身体方日益健壮，从14岁始再无患重大疾病经历，平时连伤风感冒都难得一回，但自从奔赴安徽农场后，生活条件环境恶劣，加上营养不足，我居然连续生了几场在当地人看来是常见小病，但我却认为是比较重的疾病。 我第一次在农场生病，是1975年5月下旬，我不幸染上了疟疾，这是一种由蚊虫叮咬引发的传染病，当地俗称为“打摆子”，也叫“冷热病”。我觉的后者形容最贴切：初起人感浑身无力，头痛如爆裂，接下来感到寒冷，这种冷不是来体外的，而是从自己身体内部发散出来的冷，让你倦缩一团，不停瑟瑟发抖，即使躺在床上盖两条棉被也无济于事，还是不停喊冷。须臾，体温骤然升高，38℃、39℃、℃40一路飚升上去，我们知青中有最高记录竟达到42℃。 我当时高烧发到40℃，整个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只感到天旋地转，眼睛睁开金星乱闪，无人搀扶我根本无法起身行走，如此每天或隔一天准时发作来个若干回：一会儿如掉入冰窖般浑身寒颤，一会儿又似陷落蒸笼之中，闷热连呼吸都接不上来，直到人如同被抽掉了骨髓，双眼凹陷，面色瘦黄，形如枯槁…… 我曾经用文字记录下当时生病感受：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任凭疾病无情折磨着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此时格外思念远在千里的家和亲人…… 我如同走进了一个黑沉沉魔窖，四周传来鬼魅的凄凉叫声，身体好像已完全不属于我自己了，大有日暮途穷之感。我脑袋昏沉胀烈，伴随着高度疼痛折磨，我想躺下来就此死睡过去，但似乎有一种推力不让我睡，逼着四肢无力我继续盲目地行走着、行走着…… 矇矇迷糊之中，只见路上不时有魔鬼般动物窜出来，有的青面獠牙、有的牛头马面、有的眼睛发绿，它们咛笑着，狂吠着，仿佛要一口呑噬我，我赶紧快走，我要离开这魔鬼世界。我似乎已看见前面有一丝光亮了，但我觉得冷啊！我倦缩着身体不停颤抖，无人过问、无人照料、无人嘘寒问暖、无人端水送吃，真是喊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 一周后，我终于脱离了疾病魔鬼世界，恢复痊愈了。 当年毕竟年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潮退，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但当时在那种环境下病中产生如幻觉般感受，是终身难忘的，我还专门写过七绝诗二首： （一） 残月弯弯挂窗前，田野无银白霜见。 夜虫低吟勾乡曲，可怜病染何时痊。 （二） 寒风夜来惊古刹，梦幻境地鬼堵塞。 沧凉无力顾盼影，醒来热泪枕巾湿。 以后两年里，我还得过两次细菌性痢疾，都是环境太肮脏吃了不干洁食物造成。知青尤其上海人，从小生活在大城市，肠胃早已习惯洁净食品，同样东西那怕再脏，当地人吃下去毫无反应，我们则不然，一旦误食脏物，便会闹肚子，那种奔跑着抢上茅房，或者跨过几个田埂，背着人就地解决拉肚子情景，也是当年知青们难忘的一景。我其中一次“跑稀”，拉得人几乎呈脱水状态，只能至场部卫生队住院补液，但那里环境也相当差，我忍受不了多待几日便打道归队。 1976年12月上旬，为即将迎接大规模的冬季开渠挖沟“百日大战”，连队连续放假三天，让大家调整放松一下，我借此机会去了合肥亲戚处，不料这次合肥之行因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解放军97医院，最后被送进手术室做了“阑尾切除手术”。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手术室，当时心里非常恐惧，医生为我实施的“半麻”，结果效果不好，在我疼痛感觉尚十分明显情况下，即用手术刀划开了我的皮肤与肌肉，疼得我无法忍受而大声呼喊，医生见此，不得不再加大麻醉量方起点效果，最后手术总算顺利完成。 做完手术后，我在部队97医院住了5天，拆线后，由我亲戚向连队打照呼，办好请假手续，由此连队才知道我有亲戚在省委工作，连长和支书震惊不小，连夜乗车带着慰问品来合肥医院探望，见面后不停向我亲戚打照呼，称“我们关心不够，请安心休养”。果然后来回连队后，他们待我态度大为改观，这也是未料到的结果。 这次住院动手术，事发突然完全没准备，但毕竟身处城市大医院，结局还是不错的，当时年轻身体素质强健，术后第二天我便下床自由活动了，到第三天我居然一手护着腹部伤口，另一手拿着球拍打乒乓了，小护士见了大失惊色连呼“你把伤口崩裂不要命了”。 部队医院一切实行军事化管理，住院病人起睡饮食作休，均严格执行部队规定，最让人不理解的是，每天上午病人要进行一小时“政治学习”，我隔床住着一个患晚期胃癌老人，已瘦的皮包骨头，每天还要硬撑着坐起来参加“政治学习”。这种环境让来自农场的我十分不习惯。出院后，医生开了16天病假，我连孔店也未回，直接在合肥登上直达快车回上海疗养去了。 （未完待续）本文照片来自于网络。 作者简介： 王建运，公务员、作协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当过知青，后在国家机关工作近40年。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联合时报、人民政协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纪实文章四百余篇，合计六十余万字。曾编辑出版杨浦政协文史资料六辑计一百余万字，其中公开发行《史料撷英》《科学巨擘》两辑。撰写有关反映社情民意的论文，曾分别获得上海市统战政协理论研究会一等奖、二三等奖若干次。著有《撒落在田埂上的青春足迹》《说说政协那些人和事儿》《56个学子在高境 》《浙南名校崛起在瓯江》《古刹新生普净寺》。 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