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6月我不满16岁，怀着极不情愿的心绪上山下乡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师4团(海南琼海东升农场)。之所以不情愿，就是因为家庭成分。我读初中时填个人情况登记表，对家庭成分这一栏总是犯难，问了家里人后，我有时填工商业，有时填小商，工商业、小商到底代表什么东西，不清楚。谁知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成分会使你的人生变样。 1968年我就读的广东潮安县红星中学(六中)受“文革”冲击，停课闹革命。过了不久，学校所在地改为工厂，城镇户口的学生转入本县红旗中学(一中)读书，具体由街道办事处安排和通知。 当年年底，传来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街道居委会大力组织发动，正在读高一的大哥到农村插队了，我姐早在1965年读初三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与同学一起被安排去农村当支边青年。这些情况，我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是掌握的，因此“最高指示”下达后，居委会没有动员我上山下乡。1969年春节过后中学要开学了，我到街道办事处看转学通知，在偌大的转学通知榜上看了半天，只看到同班同学的名字，没有我的。我慌了，赶紧找办事处分管教育的领导询问，被告知是我的家庭成分问题，还说我家被父亲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抄了，子女不能继续读书升学。家庭成分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对我幼小的心灵打击太大了。 我向亲朋好友打听工商业到底是什么。人们告诉我，工商业属于资产阶级，我一听吓坏了。那时“文革”正疾风暴雨，到处在打倒“封资修”(封建迷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流行“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还了解到，能继续读书升学的同学，他们的家庭成分很多是工人、贫民、贫下中农、雇农等红色出身，工商业属于黑色出身。 我开始恨我的家庭，为什么背了这么个成分。但我一心想读书，多次找我家所在的居委会一小组组长何怀清老姨诉说心愿，希望能通过她向街道办事处求情，让我有书读。一次我百无聊赖，在家门口找邻居的孩子玩耍，何老姨找到我，说居委会要组织居民演唱毛主席语录歌曲，还要上街宣传广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各个居民小组都要派人参加，希望我来组织队伍参加，唱好了，她为我求情读书就好办了。我当然高兴，迅速找来一帮同龄少年，日夜排练，我个子高，就当指挥，结果演出获得许多好评，但是读书的消息迟迟没有。 眼看暑假快到了，虽然那时在学校读不到什么书，但毕竟有地方可去，现在我是无处寄托，今后干什么呢，难道去流浪？我不敢往下想，那时潮州镇(潮安县县城)掀起上山下乡去海南岛的热潮，我一气之下，瞒着家里跑到街道办事处报了名。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父亲对我考大学的期望最大，当听到我报名下乡的消息时，愣了半天，一直摇头叹气。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报名下乡只能与那些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狗崽子”(被打倒的走资派或当权派的子女、资本家或国民党的子女等)一起，分配去海南的农村插队。 当时我家住的是清代潮州府城的老宅子，我从没在农村生活过，衣不懂洗，饭不会煮，现在要远离父母去海南农村，怎么活下去啊？我很害怕。听说到海南农场每月有大米供应和工资，生产队有食堂，正合我意，于是我多次到居委会反映情况，请求照顾去海南的农场。后来，因为我是在校转学未能再就读的学生，视同在校生，可以分配去海南的农场，加上多次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宣传活动表现不错，又有何老姨说情，结果幸运地被分配到海南的建设兵团。 （二） 与我同批下乡到4团的潮州知青21人，其中含我在内的10人被分配到新建的三忠二队。那时从广东各地以及湖南、北京上山下乡来的知青1300多人，成为4团开荒种胶大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主力军。知青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在努力苦干，但谁都心里明白，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和肩负责任，另一方面是通过苦干能为自己创造条件争取理想前途，家庭成分好或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尤是，反之，就没那么顺心了。 不久，有的知青参军走了，有的被推荐去读大中专院校，有的被调到团部、师部甚至兵团的机关，有的被调去开汽车，前提是政治上把关非常严，但凡家庭成分不好的，虽然被告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操作时，就是唯成分论，基本不看政治表现。我了解当时家庭成分不好的知青，即使千方百计表现自己“要求进步”，也往往无济于事，总被各级组织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只有极个别幸运儿。记得那时有北京和湖南来的两个女知青，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但家庭成分都不好，却都表现好，结果北京女知青幸运地作为可以被教育改造好的对象上了大学，湖南女知青被拒之门外，后来因想不通而神经错乱。 我在三忠二队劳动几个月后，1969年底被调到新组建的以知青为主的武装连，1970年8月与武装连的5个广州、湛江知青一起作为开路先锋，再被调到地处深山的一个叫冬瓜寮的地方创建20连(后来改名10队)；1971年9月，又被调去开创4团最后一个新连队26连(后改名9队)。4团规模不大，老连队少新连队多，后来经过整合，全团生产连队只剩24个，而我竟在两年多时间里，先后被调到4个新连队，占全团连队六分之一，当苦不堪言的开创者。 我下乡到农场后，家庭成分就像幽灵，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转。我怀疑老是被调去新连队，一定是家庭成分在作怪，于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弄清楚我家工商业成分是怎么来的，为何属于资产阶级。那时我调动的单位多，或因劳动积极被评为先进个人，还申请过入团，每次都需要填表，填表时有家庭成分的那一栏是我最怕的，一见到这一栏就头脑紧张手发软，总是先把表中其他栏目填完了，再看看周边是否有人，若有人就把表拿到离人远的地方，才填上这一栏，然后把表对折交上去，生怕被人看到。 1974年下半年，4团恢复农场建制后开展征兵，我报了名，全场报名的知青有100多人，人伍名额不到10个。那时我身体好，曾在风雨交加时刻带头下鱼塘捞木料建房子，与3名知青和1位老工人在山坡上挖井，晚上加班苦干到天亮，好几年干工都是全勤，多次获得连队和团部的各种表扬。体检那天，我借老工人的单车，从连队早早就赶到场部医院。体检结果，我询问了借用在征兵办的老乡，得知我体检各项结果很好，在12名内，但还要通过政审，能否应征，就要看我的造化了。 那时入伍，政治上把关很严，体检结果虽然让我庆幸，但一想起家庭成分就浑身打颤。10多天后，我们连队接到任务，全队人走10多公里路，参加在广青片区的开荒种胶大会战，在荒山上汗流浃背修梯田挖橡胶穴时，场部警通班送信员送来入伍通知到山脚下，到处找收件人。原来是别的连队一个知青幸运入伍了，这人我曾在体检时看到他，现在就在我前面干工，他干工有气无力，不知凭啥被挑中。 我看他手挥入伍通知书兴奋地满山跑着递给人看，心想，，要不是该死的家庭成分，今天兴奋的应是我。 那年我回家探亲，无心情做其他事，一心想把家庭成分问题搞清楚，看看能否改改成分。父亲写一张纸条给我，告诉我家庭成分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3年情况来确定。我家在新中国成立前3年情况，是父亲借钱合资开店做腌制品生意，当时合资共21股，每股300元，股东6人，父亲借900元入3股，入股后，其他人都在店里当会计、售货员，或在家闲着，唯有父亲在一线当生产人员，家庭成分工商业就是这样来的。 我很不服气，那时也幼稚，总想着怎么去更改家庭成分。我先查阅有关资产阶级的资料，做好据理力争的准备，这才知道，在国家的五星红旗上，有两颗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要打倒，那不是打倒神圣的五星红旗吗？接着根据父亲口述，我写了一份我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3年的经济情况和要求更改家庭成分的报告，先报居民小组长何老姨确认情况属实、盖章，然后去到父亲所在的潮安县果菜公司。到了公司，我看到木板楼到处张贴标语和绳拉悬挂大字报，有的被风撕扯翻卷成碎片掉地，好像开过斗争批判会，我向公司政工人员说明来意，递交了报告。谁知政工人员不管我怎么据理力争，板着脸训了我一顿，说家庭成分能随便改的吗？你父亲入了股，就是想当资本家，就是资产阶级，这是铁的事实，不能改！ 改家庭成分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我回到农场，心想今后的前途命运，只能由上苍安排了。  （三） 在26连，我有一段时间当后勤班长和炊事员，连队有60多人在厨房开饭，基本上是知青。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连队种的菜根本不够吃，经常要在定安县岭口公社和龙门公社的赶圩日，骑单车往返10多或20多公里去买菜回来，连队司务长打开仓库，用胶杯装半杯花生油交给我炒菜，这就是几十号人一餐的伙食，偶尔有点鱼或肉吃，简直就是过年了。 这时，一个中山女知青走进了我的生活。女知青姓李，与我同龄，标致灵秀秋波顾盼，因身段矮，被揭阳农村来的知青套用时下良种稻谷“珍珠矮”的名称，叫她珍珠妹。原先我是和一个军工做厨房，此人后来犯错误，连队才安排珍珠妹来做厨房。我心想，姑娘嘛，干力气活肯定差，与她搭档不累死我了。那时做厨房除了赶圩买菜，有两个老虎灶每天要烧很多木材，木材都是在厨房开饭的知青从山上开荒砍芭后扛回来，每月要交二三百斤，不交要扣工资。 做厨房每天要耗费很多时间去锯木头、劈柴和晒柴，若是知青不交木柴宁愿扣工资，那就惨了，要到野外找，把枯枝朽木都背回来将就烧。另外是挑水，水井在一个斜坡下，水桶很大，肩挑或手提都要使劲登上斜坡，绕厨房一圈倒入大水池，每天挑几十桶水才够用。我作为男子汉自然要多干，要不会被人笑话的。 当时连队宿舍在山坡上，厨房在百多米远的山坡下，周边都是水田和防风林，我和珍珠妹轮流做早餐，凌晨四五点就得起床，提小马灯走下坡去厨房。珍珠妹胆小，轮到她时，要求我陪她去厨房，我答应了，于是她起床后必定到我宿舍门口轻声叫我，我迷迷糊糊爬起来出了门，她跟在我后面，一起下到厨房，有时我还帮她生火煮水，吩咐她注意安全，没事就在厨房里扣住门不要出来，然后我才回宿舍睡觉。去连队菜地摘菜时，她也常叫我一起去，边摘菜边说趣事笑话，一起把菜抬回来。与她做厨房虽然增加辛苦，但快乐的相处使人忘掉一切，我跟她学了流利的广州话，俨然成为连队讲粤语知青的一分子。空闲时，我俩还常在厨房切菜的案板上打乒乓球，交流做馒头发糕的经验。慢慢地，我发现她干活越来越有力气，竟能手提4桶水倒入水池，锯木劈柴也很利索，小姑娘不可小看。 青春年华，躁动的心。我意识到她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她，凡她要我帮忙做事，无论公事私事我都会帮她。一次强台风来了，我与她先做好厨房的防风工作才一起回宿舍防风，上山坡时，台风裹着暴雨越刮越猛，她差点被刮倒，我赶紧拉住她的手，让她躲在我身后，逃命似的冲上山坡，把她送回宿舍。危难时刻拉把手也拉近了彼此的心。 当时做厨房毕竟太苦太累，又没什么油水，还发生一件事，让我坚决把做厨房辞掉。那是连队大会战收工，大家又饿又渴，一个知青嫌厨房打给她的半斤饭少，二话不说就报复，把一盆饭菜倒进已装满水的大水池里，害得我和珍珠妹赶紧洗水池和换水，累了半天。事后，我找连长要求换工作，去生产班。珍珠妹知道了，有一天约我中午留下来与她打乒乓球，我与她对打了一阵，她突然问我：听说你不做厨房了，那我也不做，我先走，你后走，好吗？说完她深情地望着我。第二天她真的不来厨房了，回她原来的班，连长只好另派人来顶工，几天后我也离开了厨房。 厨房仍炊烟袅袅，我再看不到珍珠妹的倩影，有些后悔。我与她做厨房以来从没有聊起、也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最忌聊家庭的事，会很自卑的。一天，我有事找连队文书，是三水女知青，正在抄写连队人员花名册，我突然看到珍珠妹名字后面的家庭成分一栏写着工商业，我以为上下行看错了，瞪大眼睛再看，没错。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一刻，突然想了很多。我想起我去父亲单位要求改家庭成分被训的一幕，想起她可能因家庭背景和我一样才下乡，想到我竟然不知道她与我同是苦藤苦瓜，还想到我若是与她结合了，岂不是革命造反派所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没有勇气再去找她，哪怕说几句话。后来我调离26连，一直引为憾事。 好多年后我问儿子：知道什么叫家庭成分吗？他竟应答：你说错了，是家庭成员吧，我读高中、大学填的简历表上有。我无可奈何苦笑。我想家庭成分、家庭出身这玩意儿，今后人们恐怕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决定你抬起头来或低下头去。 (2014年10月) 作者蔡耀雄，粤东潮州老知青，曾上山下乡到海南农垦东升农场 注：本文原载海南省政协编辑 《知青在海南》史料第二卷 主编：李朱全 （责任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