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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作为阳历一年中的第90天（闰年第91天），在自然节律与人类历史中都具有多重特殊意义。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描绘了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阳历3月底到4月中旬。2025年上巳节恰好是3月31日）前后无限美好的春光，恰好是乾坤与人的感观交相辉映的欢愉时光。 但是1969年3月31日那天在彭浦车站乘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出发到贵州插队落户的800多名上海老三届知青，肯定不会有王羲之这样对春天的感怀，大家其实非常抑郁，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经过任何成人仪式，却一步踏进了当时社会的最底层，身份由大都市的学生，刹那间转变为贵州山寨的农民，握笔拨弦的手，将用来犁田、插秧、割猪草……面对巨大反差的生活环境，且基本无法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现实状况，他们的心路历程将经受怎样的煎熬和会发生如何的嬗变？  “悲莫悲兮生别离。”那天，对上海八百多个家庭而言，不只是承受骨肉分离之痛，更要牵挂远赴僻远山区的子女，忧心他们能否适应艰苦生活，在陌生之地安身立命。其实，一个知青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他身上既系着一个家庭的全部期盼与牵挂，也担着个人对家庭、对时代的责任。试想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特殊年代，一群自1966年6月便“停课闹革命”的半大孩子，正值青春躁动、血气方刚却又懵懂青涩的年纪，被抛向远离父母、蛮荒贫瘠的“广阔天地”，家人如何割舍得下呢？ 安顺老街景 作为亲历者，我的日记里记载着当年从上海到贵州的那段旅程。摘录几段如下： “3月31日，星期一，上海多云转阴。我们乘坐的火车，意外从彭浦货运站始发。想来许是上海赴外地插队的车次太过密集，北火车站运力饱和、班次拥挤，才做了这样的安排。临别那一刻，我终究没有哭，心里清楚，纵是落泪，也无半点用处。等火车淡出亲友的视线，加速驶离上海，车厢里抽泣声反倒少了。上车后，我一直望着窗外，上海到杭州这段路，从前来过，基本是平原，入夜，列车即将驶入江西上饶，开始可以看到颠连的山丘。我曾看过电影《上饶集中营》，不知当年的旧址，如今还在否？” “4月1日，星期二。一路无雨，天气晴好。列车途经的每一座大站，站台上都悬挂着醒目的大幅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部分站点，还有当地群众跳着忠字舞，迎送往来知青。当晚新闻联播，播报了一则重磅消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当日下午，在北京正式开幕”。 “4月2日，星期三。正午时分，火车驶入贵州境内，驶过独山、都匀，黄昏抵达贵定站。同行的一批知青在此下车，他们要前往修文县插队落户。切身感受到，贵州初春的天气，似乎比上海要冷得多。” “4月3日，星期四，阴天。上午，列车抵达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安顺。车站有专人带队接应，把我们安顿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南华饭店暂住。听闻安顺武斗还很激烈，我们需在此停留几日，相关部门正加紧协调对立两派，督促双方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暂停纷争，保障上海知青能安全抵达紫云县。饭店里，我见到不少头裹黑色布帕的农民，他们是前来迎接上海知青的紫云县农民代表。” 作者插队的紫云新民公社星红村委会，摄于2012年春左一上海市特级校长、正高级教师尤庆荣、左二作者陈家昌、左三上海金盟集团董事长陶勇，2012年扶贫支教 当天夜里，就传出南华饭店被手枪流弹击中的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后面的日记，都是后来补记的。随身钢笔没了墨水，没法动笔，墨水瓶装在行李箱里，可行李箱统一集中存放，还没有交给我们。原本想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可一来处境难言平安，二来信封、信笺、邮票、墨水瓶都在行李箱里，一时也拿不到。我已经记不清，在南华饭店住的那几天，有没有换过内衣，印象里，大概是一直没有…… 这里再摘抄一篇安顺南华饭店住了三个晚上之后，4月6日从安顺出发，到紫云新民公社下院生产队第一天长长的日记： “4月6日，星期天，多云。昨天晚上得到确定的信息，今天我们终于要出发到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落实到各个生产队去了。来接我们的紫云老乡告诉我，安顺市出发到紫云县城全长约 77公里，这条唯一的公路弯多、路窄、坡陡，通行条件较差，行车时间通常需 2小时左右，其中行经猫营区后会经历一段最险要的山路——酸枣坡。 紫云的喀斯特山路 早上十点过，二十二辆解放牌卡车停靠在南华饭店周围。全体知青集合，在紫云派来的向导引领下，大家分别认领了自己的行李，将行李放到车上，登上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出城之后，路况就越来越差，车子颠簸得很厉害，同车的知青就有晕车呕吐的…… 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开到了酸枣坡下，一眼望去，喀斯特地貌的山路碎石遍布，崎岖陡险，曲折狭窄，一侧是壁立千仞的悬崖，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甚是难行。我目睹前面的车子在半山腰似乎是悬着开行，真的吓出一身冷汗。向导告诉我们，这条路十分凶险，以前经常发生事故，让我们站在车头，抓紧挡风板，眼睛不要往山下看。卡车在盘山路上缓慢爬行，颠簸剧烈，弯道一个接一个，车轮紧贴崖边，稍有不慎，便有坠谷之险。山风呼啸，尘土飞扬，车身摇晃不止，一路惊心动魄。 我望着窗外群山，既惶恐又茫然。这段险路，是我们下乡途中每一个人最惊心动魄的记忆。几年后，有一位上海男性知青，就是在酸枣坡翻车身亡的。 胆战心惊地过了二个半小时，中午时分，载着我们四个知青的卡车停在距离县城7公里左右的山道边，有几位个子矮小的村民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一个箱子，估计至少有四五十斤重，那个小伙子放在肩上，左手挡着箱沿，右手还帮我拎上旅行袋，就在山道上一路小跑。我跟着他，走得气喘吁吁，十多分钟后，终于到了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下院生产队粮食仓库。  村民用桐树木板架起来，上面铺上稻草，就算是我们的床了。中午饭点已过，我们没有吃饭。晚上生产队长何志全带着一个村民小张来给我们做饭。饭是苞米和着大米蒸熟带来的，他炒了一盘豆腐，一盘腊肉炒青口白（贵州特有的一种略带苦味的青菜）。菜太辣，很难入口，饭里都是苞米碴子，很难入咽，不过总算吃了插队以来的第一顿饭。 饭后，队长何志全说，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里。明天，你们休息一下，暂时不要出工，你们要置办柴米油盐，自己做饭。你们刚刚来，我们这里没有土地分给你们做自留地，你们可以到生产队里的集体的土地上先採点菜来吃。春天，地里菜很多，有苋菜、草籽菜（上海叫草头）、豌豆尖…… 千万不要到村民自留地上採。我问队长，怎么分辨自留地。何志全嗨嗨一笑，说：长得好的，就是自留地的。 我好像懵懵懂懂听出了一点道理。” 从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事情来看，我虽然名为知识青年，但毕竟只是一个读过六年小学加一年初中的未成年人，记得都是一些啰里啰嗦，零里零碎的小事，眼界与心智都不足以洞察3月 31日前后国内外的风云变幻，更不可能联系到这些大事对于我们的一生，将带来怎么样的意义。 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关注，就不会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事实上，3月31日前后，世界上发生的值得研究的大事真的还挺多： 例如，我们从上海出发的当天，中苏边境正蕴含着重大的战争危机，苏联军队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两次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中吃了亏，引发其高层震怒，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竟然向苏共中央提出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由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通过美苏热线向美国总统尼克松通报。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断然阻止了苏联的妄动，此后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两国加快接触。紧接着，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打破坚冰，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作为美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珍宝岛保卫战 正如后来的历史学者所说：“珍宝岛的枪声，敲响了中苏同盟的丧钟，也打开了中美对话的大门。” 1971年尼克松访华 再如，我们坐在绿皮火车上一路向西行进的过程中，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毛泽东希望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党的新接班人，并写入修改后的党章。但是，仅仅过去一年多，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发生重大斗争，新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彻底动摇。再过一年，蒙古的温都尔汗多了几个草草的新坟，而在江西工厂里劳动的邓公，即将复出大显身手。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应该关注到1854年3月31日，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强大的舰队，武力逼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迫使日本结束锁国政策，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创造了政治气候，开启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也正由此，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朝惨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并占据台湾。 1889年3月31日，巴黎为举办世博会专门建造的埃菲尔铁塔正式落成。起初，这一依偎着塞纳河，耸立在巴黎圣母院和罗浮宫等古建筑群落的“钢铁怪物”，受到了采访巴黎世博会的记者和全球艺术界人士的广泛批评。但是一百年后，这座铁塔毫无疑问变成了法国的象征，今天所有来法国的游客，没有不去埃菲尔铁塔打卡的。 埃菲尔铁塔 再回观近代中国，1920年3月31日，革命先驱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一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奠定了指导思想的基础，也为中共于28年后建立新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1949年3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部署渡江战役，加速解放南京、上海的进程。这一年以及前后3年内出生的幼儿，长大后都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也许有好几位就在那一天奔赴贵州插队的绿皮火车上。 如果你相信命理说，那么我们可以查到1969年3月31日（农历己酉年二月十四，乙巳日）对于800多名上海知青的远行，应该是不利的。因为根据黄历，那一天是“满日”，象征圆满，却忌讳迁徙和动土。 据物候学研究，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间，是近代中国历经深重“寒湿”的十年，也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冷的十年。而1969年正处于上世纪“冷期”的尾声，那一年东亚大槽活跃，冷空气南下频繁，导致春季气温波动大、回暖慢。记入历史的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彼时天灾与人祸交织。这对江南水乡而言，就是一场场裹挟着严寒与洪水的双重灾难（既寒且湿），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的全面告急。而这一阶段，恰恰是老三届一代人生长发育的关键期，我们在最能吃饭的时期，却饱尝过饥饿的滋味，这种对食物短缺的恐惧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我后来读到叶辛的散文《岁月不是空白的》，他回忆初到修文砂锅寨情景：“那天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倒春寒，雪花飘落在盘山公路上，也飘落在我们这些城市少年的肩头。”知晓那年贵州的初春，的确也是寒冷的。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