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年5月，我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从鲤鱼洲军垦农场（兵团九团），到南昌师范学校读书，距今已54周年了。 南师是一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校，学校前身是1908年创建的江西女子师范学堂。一百多年来，学校培育了陈赞贤、刘和珍、冯任等四十余位革命先烈，以及傅抱石、喻宜萱、曾炯等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的杰出校友。 1976年南师由烈士陵园校区搬迁回市区叠山路老校区；2000年又由叠山路校区迁入青山湖校区，与南昌幼儿师范学校合并；2004年6月南昌师范学校升格为南昌高等专科学校（大专）；2017年5月，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豫章师范学院，校区迁往红角洲。（豫章师范学院新校区） 第一篇：白马山农场集训 （农场食堂的老照片）  虞老师是我入校遇到的第一位恩师，他的为人处事和工作激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一辈子。虞老师是浙江人，北京农大毕业的高材生。他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在操场上站着给我们这批席地而坐的新生用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生动地讲述“胡业桃的英雄事迹”。他讲的抑扬顿挫，充满激情，我们听的也热血沸腾。 农场只有几幢简陋的平房和一间人字形的伙房再加一个操场，周围都是大片的农田。集中学习和训练几个月后，我们报名分专科（当时分设了2个普师班、1个英语班）。于是我报了英语专业分在英语班，全班四十几位同学，有来自兵团九团、十团的军垦战士，也有来自插队农村的知青。班长是章玉珍（女），书记是孙长林（来自九团的上海知青）。  （72级英语班同学当年在南昌烈士陵园合影） 第二篇：玻璃房里学英语 分班后，我们从校农场返回瀛上的校本部（现为省司法警官学院）。我们这个英语班非常“奇葩”，一没教室和宿舍；二没英语正式教师和正规教材。学校采取应急措施，向陵园管理处借了已故邵式平省长墓前的几间休息廊厅（也称玻璃房）作为我们的临时教室和男生宿舍；外请了一位年龄较大的代课老师教英语，从26个字母和48个国际音标学起，没有教材，就刻钢板搞油印教材。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完毕，同学们都自觉地分散到烈士墓前或墓后的小树林里背诵英语单词和短语，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学习机会。后来条件略有改善，回到校本部后有明亮的教室，有潘文国、张振中、兰秉坤等3位正式英语老师教课，还用了北外的基础英语教材。两年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因校领导和同学们的信任，推选我当校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副书记，各种会议和活动比较多，虽然影响了专业学习，但锻练了工作能力。我记得，时任校党总支委员、政工组长的虞梅生老师有时在校部晚上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开会，散会时已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我要一个人走回“玻璃房”，虞老师关心的问我：“小万，你晚上一个人穿过一片坟地走回去怕不怕？要不要派几个同学送一下？”。我当即表示：“虞老师，我不怕，不用麻烦同学。”嘴上说不怕，其实穿过坟地时心里也有点害怕，总觉得自已身后有响声。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边走，一边哼唱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和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曲，果真效果不错，浑身是胆雄赳赳。我们四十几位同窗同学在南师校园结下的深厚友谊，已化为一种亲兄弟好姐妹的不解情缘。毕业以后，虽然各奔东西、不常见面，但大家的心却紧紧连在一起。每次聚会时，大家不忘初心，回忆往事，共叙友情，欢声笑语，合影留念，其乐融融。（72级英语班部分同学毕业后相聚） 第三篇：毕业后留校工作（当年校领导与校学生干部的合影）   除了做团的工作和学生工作外，还要兼1至2个班的政治课。我给75级文科班、77级文科班和文艺班等班级的同学讲授过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给78级物理班、数学班的同学上过一学期的公共英语课。当时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是施德鸿老师，他对我们几位留校任教的新手（包括后来留校的师玲芳，也是九团战友）悉心指导，无私帮助。他每次召开集体备课会，总是把自己写好的备课大纲发给我们学习，还安排我们先听老教师的课，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讲政治课特别是讲中共党史，主要是讲党内路线斗争史，很多内容讲错了；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又太深奥了，显得枯燥乏味，3节课排在一起上，老师在台上讲得口干舌苦，学生听得打磕睡。怎么办？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我就在课前和大家一起唱一首红歌；课中间发现有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就围绕讲课的内容当堂提问，让学生回答；最后一堂课有时还会留十几分钟让学生向我提问，进行互动。这样，时间过得快，学生也有了学习兴趣，我更是轻松了许多。当年，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