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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量子时代，只要有一部能看视频的手机的人们都知道，对于平行世界和大量我们无法感知的暗物质而言，时间既不存在，也毫无价值。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些牢记着的日子，这些能唤起复杂情感的记忆，这些触动人内心最柔软部位的感觉，对其他人而言，不过就是很普通的几页日历而已。  在我生命的时光长河里，3月31日，是一个刻入骨髓、永生难忘的日子。五十七年前，也就是1969年的3月31日，年仅十六岁的我，被命运的洪流裹挟，孤身告别父母家人，离开生我养我的浦江之畔，从繁华喧嚣的大都市，远赴蛮荒僻远的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插队落户。彼时，贵州在何方？紫云是怎样一番光景？苗族、布依族又有着怎样的风土习俗？说实话，非但我一无所知，就连我的家人、邻里，乃至学校的老师，都对此茫然无知。从未想过，我生命的年轮，竟会在那片云雾缭绕、峰峦连绵、民风淳朴的土地上，辗转蹉跎长达十七个春秋。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中心城区的人民广场附近，步行至南京路与淮海路，不过短短五分钟路程。我儿时的照片，背景常常是邬达克设计、当年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二十四层大理石外立面的国际饭店，或是与人民广场仅隔一道竹篱笆墙的人民公园。闲暇时看电影，我们总会去全国设施顶尖的大光明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从家出发，步行也超不过十分钟。听闻我要去贵州农村插队，弄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特意郑重地对我母亲说：“陈家姆妈，侬一定要帮伊多备些雨布、雨伞和套鞋，听说迪格地方，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回太阳，地势崎岖，全是难走的山路。自来火也得多带点，那边气候潮湿，屋里总得生火取暖。还有草纸，听说当地好像买不到的，务必多备一些。”老人的一番话，让妈妈心里发怵，惶恐难安。我始终记得，那个三月，上海的天空总是阴云密布，时常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冷风裹挟着湿气，沁入骨髓。临行前几天，我小阿哥陪我到威海卫路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一位中年民警在户口簿上写下“插队落户迁出”几个字，盖销户印章时，轻声呢喃了一句：“上海户口，一旦迁出，就再也迁不回来了，晓得伐？”语气里，说不清是感到惋惜，还是幸灾乐祸。我和小阿哥全程沉默无言，紧紧攥着被划去我名字的户口簿，满心沮丧地往家走。虽是初春，可我心底只剩彻骨的寒凉：我清楚地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座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已然将我彻底剔除了。  妈妈从床底翻出一只破旧的纸板木箱，让我送到隔壁弄堂一位老匠人家里。老人满脸皱纹，戴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一手修木箱的手艺堪称一绝，能用纸板和土漆，将破旧不堪的木箱修缮得焕然一新。那段日子，老人的生意格外红火，狭小的屋子里，堆满了各地插队知青送来修理的旧箱子。可我丝毫看不出他因生意火爆而心生喜悦，他仔细检查着我带来的旧木箱，看似随意地问我何时启程。我告知具体日期后，他沉吟片刻道：“来得及，你提前一天来取就好。”我躬身告辞，刚关上房门，便在楼梯口听见老人用宁波口音低声叹道：“作孽呀！尕小的囡！”紧接着，是一声沉重又无奈的叹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全民皆贫的年代，妈妈倾尽所能，为我打点行装，只盼我能在偏远的异乡，勉强支撑起独立的生活。我深知，她手头本就拮据，而棉被、热水瓶、肥皂等生活用品，都要凭借插队落户通知单才能限量购买。母亲四处搜罗塑料布，反复叮嘱我，贵州“天无三日晴”，下雨时用它裹住身体，能遮风挡雨。妈妈一遍遍教我如何用塑料布包裹头部，生怕我淋雨感冒。她还置办了安乃近、仁丹、午时茶等常用药，细心打包好；又将糯米炒熟、磨成粉，用油纸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反复交代我，饿了用开水冲泡，开封后务必及时扎紧，受潮发霉就不能吃了。妈妈果然还备下了大量草纸和火柴，那时的她不曾想到，这些物品后来都派上了大用场。我们抵达山寨插队时，恰逢“梨花落后清明”，当地村民见我们带了这么多草纸，纷纷前来索要，将其做成纸钱，烧给了他们已故的长辈，以保佑这个山寨在世的人平安温饱。而那些火柴，大多被我当作薄礼，送给了平日里热心帮助我们的村民，一点点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那段日子，相熟的同学、弄堂里的伙伴常常聚在一起，大家的去向早已注定，无非是早几天、晚几天出发的区别。一天，一位文革时期常在人民广场鬼混的发小，突然找到我，将我拉到广场上。他身边站着几个一看便知是他的小兄弟，他们都穿着紧身的大翻领运动装，刻意展露着身上的肌肉。发小当着众人的面问我：“你是不是要去贵州紫云？”我说是的。随即，他的一个朋友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豪爽地叮嘱道：“已经打听过了，你们一道去的，有几个人，你要当心点。一个是绰号叫某某的，是某某路撑市面的，还有几个跟伊一道的，侬不要去惹伊拉。如果伊拉欺负侬，回来告诉我！”我唯唯应诺。  我本就是安分守己的学生，向来循规蹈矩，从不惹是生非。心里虽感念那位同学的侠情仗义，却也清楚，自己绝不会到要找他们寻什么庇护的地步。几十年后，我在一位紫云知青为孩子于上海某大酒店举办的婚礼上，才第一次见到了当年那位在某某路“撑市面”的人，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不良的习气，只是一个个子不高，块头有点大的汉子，我们相谈甚欢。而我那位曾在江湖里闯荡的发小，文革中却一度因“大道十兄弟”案入狱数年，出狱后经商做得风生水起，终因长期酗酒，罹患肝癌，刚过中年便撒手人寰，徒留一声叹息。3月29日下午，发小张天成和他母亲专程来我家告别。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奔赴黑龙江格球山农场。天成母子与我和妈妈，在我家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次日天刚亮，我便赶到人民广场为他送行。广场上，一长溜解放牌卡车静静等候，四周挤满了当天出发的知青。他们一身绿军棉大衣，头戴翻毛棉帽，仿佛一支要开拔的部队。每一个身影旁，都围着层层送行的亲友，叮嘱声、叹息声、哽咽声，混在一起，挥之不去。我望着身姿英挺、一身“戎装”的张天成，心里满是难言的羡慕。同样是老三届“一片红”下乡，内里却有着天差地别的境遇。去军垦农场的，发军装，每月有三十多元津贴；去普通农场的，也有稳定收入，温饱不愁，还有探亲假，路费可报。唯有我们插队的，一切全靠生产队工分，生死冷暖，皆由天命。我也曾满心盼着和张天成同去建设兵团，前些日子还和他一起找工宣队申请。工宣队长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军垦农场，你想都不要想！张天成父亲是市公安局的，可靠。你伯伯在香港，叔叔是管制分子，边疆这种地方，怎么放心交给你？你就去贵州，山高路远，逃不出去，就在那里好好接受再教育！”一席话，如冰锥刺骨，我浑身止不住一颤。广场上鼓乐齐鸣，大喇叭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一派轰轰烈烈欢送知青屯垦戍边的景象。年轻的面孔上，有迷茫，有忐忑，也有一丝对远方的懵懂憧憬。若时间能停在此刻，一切尚且带着几分温情。可汽笛突然长鸣，广播开始催着上车，人群里立刻响起压抑不住的抽泣。起初只是细碎的呜咽，等知青全部登车、引擎发动的那一刻，震天的哭声轰然爆发，如闷雷滚地，如潮水汹涌，竟盖过了所有锣鼓与歌声。卡车越开越快，送行的人群努力追着汽车奔跑。车上车下，全是泪流满面的人。我僵在原地，望着张天成的背影，直到车子转过西藏路，驶向南京路，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从此，他在东北，我在西南，天各一方，一别五十七载，音讯渺茫。即便后来知青大返城，我也始终没能再找到他。  亲眼目睹这场生生的别离，我心如刀绞，不愿回家。我独自绕路，走过曾经的小学、中学。校园空无一人，我推门走进教室，在当年的座位上静静坐了片刻。然后沿着南京路走到外滩，顺着江堤走到十六铺，再经金陵东路、上海音乐厅，望向马路对面——那里曾是外公的“江二村糕团店”，楼上是舅舅家，我却终究没有上楼告别。一路走过八仙桥、淮海路、马立斯菜场，最后回到威海卫路与武胜路交界的小三角花园。我久久伫立，像是在和整座城市告别，和十六岁前的自己告别。十里洋场的灯火，外滩的万国建筑，黄浦江的轮船，苏州河的舢板，学堂的读书声，弄堂的烟火气，小伙伴的嬉闹……这一切，曾是我全部的世界。而明天，这一切，都将彻底结束。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外滩 就在那一刻，我在心里立下铁一般的决心：明天火车开动时，我绝不能哭。我妈妈身体极弱，1957年因肺病大手术，截去两根肋骨，切除半个肺，受不得半点刺激。半年前三姐去崇明农场，她已哭得撕心裂肺。这一次，我不能再让她崩溃。我是男子汉，我必须笑着、坚强着，让她安心。等我回到家，已是下午一点多。一大家人都饿着肚子等我，饭菜凉了又热。匆匆吃完，所有人默默帮我打包行李，送往学校指定的地点。那一天，家里静得可怕，谁都不愿提起“明天离开上海”这样的话题，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短暂别离，是骨肉离散，是身份的彻底剥离——我的户口已销，我不再是上海人。我的命运，早已被那张印着“插队落户”的通知写明白了。 离别终至。1969年3月31日上午八点半，我到成都中学操场集合。那天是周一，父亲照常上班。他十三岁就从宁波乡下独自来上海学生意，在他眼里，年轻人出外闯荡，本是寻常。他依旧骑着那辆“老坦克”自行车，出门前只淡淡一句：“到了那边，马上写信回来。”他给我备了许多贴好邮票的信封，让我务必留好他来信的邮票。父亲爱集邮，省吃俭用给我攒下整套文革邮票。可我那时哪里懂得珍惜，家书一到，迫不及待拆开反复读，读完便随手搁置，那些他视若珍宝的邮票，就这样被我一一遗失，如今想来，只剩满心愧疚。 除了父亲，全家都来送我。操场停着几辆汽车，我们凭通知上车，亲人被拦在车外。在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里，车子缓缓开动。为了彰显“光荣”，车队特意绕市中心一圈，驶过人民广场、南京路、西藏路桥。路人驻足凝望，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一张张复杂而沉重的脸。我们心中一片茫然：难道，就这样与亲人草草永别？车队绕了近一小时，最终停在彭浦货运站。以往知青专列都从北站始发，这一次，却被安排在这荒僻的货运站。我正疑惑间，远处忽然涌来一大群人，呼喊声此起彼伏——是送行的亲友们！他们得知发车地点改在彭浦，便想尽办法挤上公交车，追到这远郊。车上瞬间沸腾，所有人都探出身，疯了一般寻找自己的家人。 货运站没有站台，绿皮火车就停在铁轨上。我们在亲人的簇拥下找到座位，放下行李。转眼，车窗已被密密麻麻的人影堵满。我强压着颤抖，努力露出平静的笑容，探出头和家人说话，一遍遍安慰妈妈：“大家都要下乡，我只是先走一步。”很多知青都和我一样，拼命撑着镇定。可车站喇叭里却一遍遍播放着那首高亢的延边朝鲜族赞歌，曲调越激昂，越显得刺耳、残忍，硬生生割裂着最后的温存。忽然，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那一刻，所有人的情绪同时崩溃……窗外，人群跟着火车跌跌撞撞地奔跑，搀扶着，哭喊着，挥着手；车窗内，我们把身子拼命往外探，只想再多看一眼，再多记一眼。哭声、喊声、火车轰鸣声，混在一起，成为一代人永生难忘的离别绝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孽债》播出，上海万人空巷。马路上回荡着歌声：“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一个，好像是多余的。” 老作家巴金看了《孽债》后，对记者说，他曾经偷偷地到车站送儿子李晓去安徽插队，亲历过《孽债》片头市民送子女插队落户的惨烈场景，巴金说：“《孽债》拍得很真实”。作家叶辛，正是1969年3月31日与我一起从彭浦站出发的上海知青，他在代表作《蹉跎岁月》和《孽债》里写下的，不是故事，是我们这代人，被命运碾碎又重新拼接起来的真实人生。 那一天，那列火车，那座车站，那场痛哭，从此铭心刻骨，一辈子，挥之不去。  （2026年3月29日） 作者简介 陈家昌，上海老三届知青，1969年赴贵州紫云县插队落户。恢复高考后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曾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师、宁波工程学院文秘系副主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高级教师、《浦东教育》编辑室主任，浦东新区政协二到五届政协委员。现任上海甲辰传统文化教育服务中心理事长。著有《论语导读》、巜秘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巜学校公共关系研究》、《给儿童的故事》等二十多本专著和译著。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