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下)

来源:杭州曹晓波 作者:曹晓波 时间:2018-07-09 点击:
(穿白大褂的是吴斌主任)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红光闪亮)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为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孙萍和病人,坐着是方晓媛)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主席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杭州“知青”徐国宝)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经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曹景兰与笔者,以及牛奶杯)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等待刮胡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护士在给女患者剪发)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 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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