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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代序） 认识叶生根医生将近17年了。记得1994年11月，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读大一时，因面神经轻度瘫痪，接受他的治疗而康复了，内心一直对他充满感恩。2005年9月11日，叶医生和师母从市区赶到金山参加我的婚礼。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稿，是关于他在1974年4月—1978年6月参加援建中巴友谊公路的回忆录，恳请我帮忙打印和修改。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委托班中的多位学生利用寒假分工打印好，开学后我做了统稿和首次修改。那时我才知道他被组织选派，到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筑路指挥部任指挥部技术支队技术三组医生，才知道有援建中巴友谊公路这段特殊历史，也被他在文中所叙述的或惊险、或悲伤、或喜悦、或神奇的真实经历所深深震撼，难以忘怀。我拟了书名《岁月留痕》，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叶医生。他很感激，也很认同我的修改和所拟的书名。之后，他对书稿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整理和完善。 今年6月下旬，叶医生发来邮件和微信，说他把参加援建中巴友谊公路时候的一些珍贵老照片穿插在回忆录中了。我非常惊喜。在这些保存得还比较好的黑白老照片中，我分明看到了他当年意志坚定的神情、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工作状态、与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及取得的一些荣誉，也分明感受到了与文字的相得益彰而更好地体现了叙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于是，我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做了修改和完善，包括标点符号、注解、字词句、副标题、格式、照片等。尽管时隔多年，我重温这部回忆录时，内心的感佩和震撼却依然还存在着。我把修改稿发给了叶医生，他很高兴。他请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了。 这部回忆录近4.7万字，共24章，每章的篇幅因内容不同而不一。叶医生把自己在四年多的援巴期间所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其间有很平常的事情，如日常生活、三次搬家等；有惊心动魄的事情，如抢救病人等；有悲伤难过的事情，如一支队四中队特大事故等；有非常愉悦的事情，如巴方请吃饭、国务院慰问团慰问等；也有非常有趣的事情，如采灵芝、笑话一则、巴方一姑娘拾到我方一员工的照片等。这些事情的叙述和描写，让我真切感受到当时修建中巴友谊公路是多么地艰辛、危险和不容易，让我由衷感佩叶医生和他的战友们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利益、心中有大爱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他们而言，这援巴四年多的时间就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让人永生难忘的岁月。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所付出的大爱、努力、艰辛和牺牲，应该被历史和时代铭记，应该被我们和后人尊敬。 有道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叶医生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这部回忆录，在我看来，是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作为的真实写照。这部回忆录，虽然是他的个人回忆和私人记录，但因为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尊重历史，反映事实，所以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因为立意比较深远，文笔比较流畅生动，可读性强，所以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还因为叙述的是援建中巴友谊公路的真实历史，体现的是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对今天很多的人，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是不大了解的，所以具有很好的教育价值。 最后，我想说，感佩叶医生有很好的记忆力、坚强的毅力和语言表达力；感谢叶医生对我的信任，让我有幸成为这部回忆录的最早阅读者；也希望这部回忆录能够不局限在亲朋好友中阅读，而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并从中获得人生教益。 是为序。 黄争荣 2021年7月16日  一、中巴友谊公路概况及意义…………………5 二、组织体制、编制、人员组成………………8 三、出国经过……………………………………10 四、我组在巴基斯坦搬了三次家………………13 五、抢救中毒病人………………………………19 六、缝合被片石砸伤面部妇女的伤口…………23 七、1976年3月28日巴丹412公里+300处特大塌方…………………………………………………25 八、一支队四中队特大事故……………………28 九、我组连续三名同志受伤……………………33 十、王组长颅脑重伤……………………………36 十一、其他单位伤亡情况………………………39 十二、其他事故及伤亡情况……………………43 十三、当地居民的情况…………………………45 十四、与巴方医务人员的交往…………………50 十五、为巴基斯坦中校飞行员取耵聍栓………54 十六、充当翻译…………………………………55 十七、巴方请我们吃馁…………………………56 十八、国务院慰问团慰问我们…………………58 十九、技术支队政委张廷贤……………………60 二十、采灵芝……………………………………61 二十一、笑话一则………………………………62 二十二、巴方一姑娘拾到我方一员工的照片…63 二十三、日常工作及生活………………………64 二十四、竣工典礼………………………………73 一、修筑中巴友谊公路概况及意义 中巴友谊公路，修筑在喀喇昆仑山脉中。在我国境内，这公路始于新疆喀什，终止于红旗拉甫山口。这一段公路，虽然地形复杂，要穿过恶劣的深山峡谷、沙漠、雪山等，但是我国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已修筑好。越过中巴边境，应由巴基斯坦修筑，但是由于海拔高，地质、地貌十分复杂多变，修筑这公路十分艰难。从公路的南端塔科特到北面的哈利格希，巴方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修了一条便道。越往中巴边境，海拔越高，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更加恶劣，他们再无力把公路修筑到中巴边境了。为了早日修筑完中巴友谊公路，从1968年起，历时约三年。我国组建工程队，修筑从中巴边境向南在巴基斯坦境内156公里的高山公路。这是第一次援巴修筑公路。为修筑这一公路，我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在三年多的时间中，我援巴人员大约有1万人，受轻伤的不计其数，受重伤的也很多，因施工牺牲者就达120多人。在我国喀什市郊，专门修建了公墓，埋葬着这些为中巴友谊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我曾去过这一公墓地，一块又一块的石碑，镌刻着这些英烈的姓名，令我肃然起敬，感想万千！ 为什么要修筑这一条公路？当时我听领导作报告时说，第一，穿过喀喇昆仑山脉，这是唯一的一条公路，它对沟通我国与南亚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有了这条公路，与巴基斯坦可以在旅游、文化等方面加强交流，互相往来。第三，通过这条公路，还可以到达阿富汗、伊朗及西亚。 距中巴边境156公里以南，即哈利格希至塔科特，巴方只修了一条便道，无力修筑成合乎要求的正式公路。我国又于1974年—1978年派出9000人，为巴方修筑全长480公里的公路。这一条公路沿着帕苏河和印度河，在崇山峻岭中穿越、攀爬、逶迤曲折，海拔从高到低，地质条件异常复杂、多变、恶劣。它经过冰川①、断层、悬崖、峭壁、泥石流②、滚石坡③、老虎嘴④、激流险滩等，不少路段修筑在半山腰。员工们编了顺口溜，说：“从吉拉斯到巴丹，一公里有十八道弯，飞机在脚底下飞，汽车在头顶上跑，站在公路上往下看，印度河只有鞋底宽。”形象地刻画出公路经过的地理环境和风貌。这里还经常发生地震。或许还有财力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例如，一路上造的桥，我方从测量、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巴方均派人跟我方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巴方未能修筑成这条公路。出于为增进中巴友谊以及这条公路的战略地位，我国又第二次援建这条公路。大约从1973年起，派出测量、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员，从1974年派出9000人到巴基斯坦修筑这条公路。 注： ①冰川：第一次援巴时，有一个大冰川名叫巴托拉冰川。公路在其下方经过。1976年6月我出国经过那冰川附近时，见公路及一座桥已经被冰川下伸时毁坏。冰川末端巨大的冰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其下方哗哗地流着冰川融化的冰水。因此处交通中断及十分危险，故在冰川的上下方，修了临时公路，在印度河上搭了两座临时铁桥。在河对岸也开挖了临时公路，汽车绕道经过临时公路及上下两座临时铁桥。在冰川附近，1976年冬雪崩时，砸死了我方一卫生员。杜尔冰川：我不知道这冰川的确切名字，也离杜尔不远，我给命名为杜尔冰川。1974年夏天，一天休息，天气很好。我组7、8人，说出去走走。从驻地杜尔向西出发，不远处有一条山溪。我们顺着山溪往上走，沿途风光独特，前面是高山，上面有积雪。这山溪的底约有5、6米宽，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卵石。其间有一股水流向下急速地流去。溪流两岸有一些小树，偶尔有几棵野杏树。岸边有一些杂草，其中有我们认识的韭菜。我们踩在溪流边的石块上，向上走了约2、3公里，觉得比较冷。看着前面的山体上，有3、4个面盆大小的洞，从中喷涌出清清的水，流入溪流中。我们用手试试这溪水，冰凉透骨。再仔细向前看，啊！那石块及泥沙下竟是晶莹剔透的巨大冰块！原来我们走到了冰川下。那冰川的末端十分陡峭，大约是70度的陡块，高度有数十米。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里有冰川，又因那时是夏天。我曾从书本上看多过，冰川在夏天会融化垮塌冲下来。所以，我和其他同志都十分害怕，生怕冰川突然垮塌冲下来，就没命了。所以就拼命往山沟的一侧山坡上爬。因没有路，坡又陡，山坡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石块，加上海拔还比较高，气压低，爬得十分艰难。但是为了逃命，大家不顾一切地往上爬。虽然是冰川下气温很低，但是每个人都汗出如淋，湿透衣服。这样一口气足足爬了好几百米的陡坡。直到爬到高出冰川的地方才松了一口气。略作休息，大家就抓紧时间往下赶，直到我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看见路边有韭菜，挖了一些回来，用鸡蛋粉炒来吃。回到驻地，已经是筋疲力尽。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双腿的肌肉痛得走路也不敢走了。 ②泥石流：第一次援巴时，我国为巴方修筑了156公里的高山公路。其终点在帕苏河畔（印度河上游）哈利格希那个地方，我国在这条河上耗巨资造了一座坚固、壮观、漂亮的友谊桥。可在造好后不太长的时间，桥下游数公里处，发生了巨大的泥石流，就好象在印度河上拦起了一道特大特宽的大堤，大堤上游水位顿时涨了起来，河面也跟着宽了起来，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将友谊桥深深地浸在水下几十米处。公路立即中断。1974年6月我出国经过那里时，巴方用几十只船一只一只并排连起来，搭成了浮桥，上面铺了木版，人、车分别从浮桥上经过。1976年7月28日，山上冰雪融化，洪水从上游冲下来，我方有一辆汽车正好从浮桥上经过，汽车开到河中，牵拉浮桥船只的钢丝绳断了，浮桥散开，汽车一时还未掉入印度河中时，有4位同志从汽车内跳入水中想逃命，因水太急，结果都淹死了。其余未跳的同志，从汽车上下到浮桥小船上，结果都幸存了。在其他路段也发生过泥石流。如我曾住过的杜尔这个地方就发生过，但是规模没有这样大。 ③滚石坡：北线有一段公路，修在半山腰，经常有滚石下来。所以汽车经过时十分危险，极有可能被滚石击中。有一次，我组施工团用的推土机从指挥部开回来，经过滚石坡时，正好有大量的滚石下来，好像滑坡那样，将其中一辆推土机推到公路下的山坡中。推土机也倾斜着，下面就是湍急的印度河，再也不可能开上来，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在此以后，用另外的推土机清理了公路路基上的大量石块，恢复了路面，得以通车。几个月以后，我组使用的推土机坏了，如果从国内运零件来，时间太长，推土机手及修理工，冒着生命危险，到倾斜在半山腰上的推土机中拆零件来安装到损坏的推土机上，及时修复后，又重新投入到施工中去。 ④老虎嘴：北线有一段公路修筑在印度河边的峭壁上。那完全是悬崖绝壁。在峭壁上，打好炮眼后，用炸药爆破，逐渐炸出了一条公路，靠河的那边是亮的，靠里及上方均是高低不平的石块，尤其是路的上方。呲牙咧嘴的石块，似悬挂在头顶上一般，好象老虎的牙齿，随时有可能掉下来，把人咬（砸）死。人们把这一段路称为“老虎嘴”。 二、组织体制、编制、人员组成 具体负责建筑这条公路的是新疆军区。参加的单位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师和团、新疆军区某工程兵部队、新疆公路局有关单位，还有山西、湖南等省区来的建筑、矿山、公路等施工单位。 这9000人组成工程一支队、二支队、桥梁支队、汽车支队、技术支队、测设支队和指挥部七个大单位。支队相当于团级建制。每一支队下面有若干中队，相当于连队编制。指挥部相当于师级建制。技术支队下设五个技术组，对外称专家组，相当于营级建制。在每一技术组不远处，有几个巴方工兵连驻住。这些工兵连是与我们一起施工的，由我们作技术指导。出国后，南线有第一、第二技术组；北线有第三、四、五技术组。北线完工后，这三个技术组也陆续搬往南线施工。每一技术组有组长、教导员、若干名工程技术人员、两名翻译、一名医师，其他还有施工员、汽车司机、推土机手、爆破工、电工、修理工，还有管理员、司务长、上士、炊事员、理发员兼招待员及通讯员、泥工、钢筋工等等，共多40名。 我被分在技术三组，组长名叫王思让，是从山西省公路局派来的。教导员名叫牛海生，是从9905部队派来的。医师（巴方看来是医官）即我一个人，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塔里木医院派来的①。技术员李肖民是从工一师铁指派来的，何忠山是从新疆米泉养路段派来的，还有一名叫高勇是从农三师派来的。办公室秘书叫雒宏兴，来自8010部队，参加过援越抗美战斗。管理员姚锡学来自新疆喀什农三师。其他工作人员分别来自新疆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工一师，还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山西公路局、湖南公路局等。每一技术组成立党支部。书记由牛指导员担任，我是支部委员，在国外也开展党支部活动，还发展党员。技术员李肖民同志入党前，他向我讲了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个人经历等。我做了他和其他几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李肖民同志回国后，听说担任了工一师师长。我在1985年到乌鲁木齐找过他，可惜没找到。我还找过技术员何忠山和施工员张参谋均未找到。我也去过新疆军区后勤部找过政委张廷贤，也没有见面。我还记得桥梁支队支队长姓杨，他曾担农二师工程支队支队长。因该工程支队离我的医院很近，所以认识他。他以后调到兵团标兵团场——29团任团长。我在国外见过他一面，对人非常忠厚和气，能吃苦，很有工作能力。 注： ①为什么选派我到巴基斯坦，我一直不知道。直到2004年10月，原塔里木医院外科主任、后任航天部713医院院长、离休干部李俊杰来上海时告诉我、我妻子及其他回沪上海知青。他说，当时上级要求选派的医生具备三项条件：一，外科医生；二，已婚并有一个男孩；三，中共党员。外科党支部开会，讲了这三项条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有一医生，但他不报名，闷声不响。院里领导就到内科选医生，但是没有开会。当时内科还有一名姓叶的医生，但是他不是党员，而且有支气管扩张的疾病。只有我合适。院领导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就上报到援巴办公室，结果批准了。最后通知我去援巴的是援巴办公室，而不是医院。我接到通知，没有二话，就去报到了。 三、出国经过 我于1974年4月20日离开塔里木医院，去我的援巴单位。途中，我经过了库尔勒和托克逊，找到我援巴单位及领导牛教导员。我随他还有同一单位人乘敞篷汽车，一路颠簸，于1974年4月29日来到新疆西部边陲重镇喀什，住在天南饭店。同住的还有其他技术组的同志。 在那里，我们进行出国前的教育并作些出国前的物资及生活用品的准备。例如，每一单位伙房必需的大铁锅、水桶、锅铲、碗、盆、瓢、勺等炊具，还有食品调料、办公用品等。我作为一名医生，备些必要的药品和认为需要的医疗用品。空余时间，我去了第一期援巴时牺牲的员工公墓，墓碑有80多座，上面刻着姓名，我感慨万千。我还与同志们去了香妃墓，也到过喀什市区大街小巷，那里有伊斯兰教的大清真寺，还有十七、十八世纪的各种小作坊。 1974年6月3日，我们技术三组从喀什市出发，沿着我国修筑的中巴公路国内段，翻过了崇山峻岭，绕过了慕士塔格峰（它是世界第八高峰，海拔8000多米，终年积雪，英姿雄伟），又上了塔什库尔干高山平原。那里海拔已是3000多米。6月份，草刚长出一点嫩绿，很矮小的树才发芽。汽车开了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塔什库尔干这么一个地方，十分荒凉，离县城不远。县政府各机关在一条很小的马路边上，只有很小很少的几间房子。我们住的是专供我们筑路员工经过住宿的食宿站。这食宿站中间是一个大停车场。四面造了四排土房子。每一排房子大约20间。每间房子里有土坑。我们睡的是统铺，下铺芦苇草席，上面铺着土法制造的羊皮毡，盖的是又脏又破的棉被。房内有一盏昏暗的电灯。晚上9点以后熄灯，只有一支小小的蜡烛。成千上万的筑路员工，不论是出国，还是回国，因是必经之路，必定是在那里住宿。这么多人住宿，水又少，哪有力量去洗被子或更换被单？这食宿站还是第一次援巴时盖的，而被子等可能是上次援巴后留下的。停车场的北边是伙房和烧水房。我们打了一些温水洗了一下。然后吃很简单的饭菜。房间里灯光微弱，我们躺下就睡。 次日一早上了汽车，就是昨天来的汽车。汽车是本单位施工用的自卸车。铁皮车厢很低，大部分员工坐在里面，上面没有遮盖，车一开，灰土扬起，加上风大，刮得我们满头满面满身都是灰土。还有一辆生活车，木条围的车栏，上面的蓬布可挡风和沙土。我和组里的领导、技术员等被安排在生活车上。当然，不管是什么车，里面都没有座位，大家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生活车上还装有伙房里的用品和食品，大家坐得很挤。车子沿着公路向国境线开，一路上很少见到房子。偶然见到一些塔吉克族的牧民。我们路过一个最大的居民点，叫“大不大公社” ，也只有十几间土房子，看到一些牛羊。 汽车再往上开，穿了棉衣还感到冷。中午时分，到了红旗拉甫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站不大，大约有20—30间房子。在那里，秘书将我们每个人的出国证件（不发给本人，由秘书集中保管）集中一起交给检查站审验。我们在那里吃了中饭。 饭后，我们又上车朝边境线开。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以为边境线离边防检查站很近，实际不是这样，约有30公里，路边的冰雪很厚，公路上还有一些冰雪未化。路边流淌着一股小小的冰水溪流。汽车在冰雪路上开得不快，大约一小时以后，才到国境线。只是在中巴边境的公路上竖了一块大牌，面向我国的一面，大碑上画着巴基斯坦的国旗，下面大大地写着英文“BAKISTAN”。面朝巴基斯坦的一面，则写着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画有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边境线上没见到其他石碑或墙等建筑物，周围都是高山，山上有积雪。边境线实际是分水岭，它的海拔是4650米，没有草木，只有石头和冰雪。 到国境线时，汽车走的是上坡路。过了国境线，即是下坡路。在国境线上，空气比较稀薄，少数人有胸闷、呼吸急促等表现，但我自己不感到有高山反应。我们在喀什时，就准备好了药品，但没有准备氧气。好在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长，高山反应都不严重。我们顺利地过了国境。 过了国境，汽车靠左走。这是巴基斯坦与一些国家同样的交通规则。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那公路都是“之”字形的盘山道。下山时，车速不能快。否则，因公路上有冰雪，一旦车轮滑出路基外，即车毁人亡。那时是夏天，公路上冰雪不多。要是在冬天，冰雪多，为防意外，汽车轮胎上须绑上防滑铁链条。 汽车从边境线上下来，傍晚时分，到巴基斯坦边防检查站——帕苏站。周围都是高山，有一条河流过。在河谷边有一块地方较平整，那里有一些简易房子，我们在那里办好了入境手续。按理说，巴基斯坦边防检查站，应有巴方人员检查我们的证件，但与我的想法不一样，检查我们证件的都是中国人。可见巴方对我们是多么放心。我们把证件都放在那里，并不由我们带走。我们在帕苏站洗了洗，随后是吃晚饭。吃的是饼子及和国内运来的豆腐干刀豆罐头。在以后四年中，我们常吃这种罐头。当晚，我们就在帕苏站住宿。 次日，我们继续乘车往下往南走。这两天我们走的路都是由我国修筑，一直到友谊桥。友谊桥已被淹没在水下，我们在那里从浮桥上过河。因前文已说到，不再重复。 四、我组在巴基斯坦搬了三次家 出国后，我们首先住在北线一个叫杜尔的地方。1974年6月5日起，我就住在那里。 这是一个小村庄，是山坡下一块很小的地方。地的主人在那里种了十多棵杏树，长得比较大了。我们到那里时，已结了很多杏子，都已成熟。我们严守纪律，不吃他们一个杏子，掉在地上的杏子，我们把它们拾起来放在一起，主人对此很高兴。其实，不光是我组这样做，所有出国人员都这样做。在这一小块地方，我们搭了7—8个帐篷。因大部分搭在大树底下，所以夏天虽阳光强，也不感太热。一般的人员7—8个人住一个帐篷。组长、教导员、秘书住一个帐篷，此帐篷内有时要接待巴方官员或朋友。技术员、翻译住一个帐篷。我与通讯员等住一个帐篷。此外，还搭了一个圆形大顶帐篷作伙房用。伙房旁用石块和水泥砌了一个水池，运水车来后将水放入水池，供我们吃喝和生活用。这一小块地方下面就是公路，我组汽车就停在公路边上。第一天晚上，汽车油箱内汽油被小偷全部偷走，此后我们就派人值班，坐在汽车内，以防再偷。公路以下大的坡地上有些分散的房子是当地居民的。在我们住地的上方，高高的山坡上也有房子和坡地。 这是一张1974年8月我在巴基斯坦由巴方拍的彩色照片。那时我们还没有彩色相机及胶片。当时色彩很好，时间将近五十年，现在只有紫色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住在杜尔的帐篷，搭在杏树下。前排左一是巴基斯坦上尉医生，左二是工兵连连长罗迪，与我们关系非常好。左三是我们技术组王组长，右一是我们的英语陆翻译，右二是我，后排是来自新疆和山西的技术工人。 在杜尔，我们住了约8个月，就搬到尼尔特去住。那个地方比较大。幸好我们搬了家，如不搬，就可能出大事了。因1975年2月的一天晚上，杜尔驻地的上方，突然有泥石流下来，堆积在我们搭帐篷的地方。事后，我去那里看过，泥石流堆了一人多高，一台推土机停在杏树下，没来得及走开，下半截被埋在泥石之中。看看那情景，十分庆幸我们事先搬了家，要不然我们的帐篷及人会全部埋在里面。 尼尔特在杜尔以南约2公里处，地势较杜尔低。虽只有2公里，但道路蜿蜒曲折，道路时而向下，时而又向上，步行大约半小时可到。那里地面较开阔，靠北是公路，公路以北以及住处东西两侧均为梯田。住地的南边即是印度河。从地面往下看，河岸陡直下去，一直到河面，深约数百米。看那印度河已变得很窄，但因水流急，水冲击着河中的礁石和河边的大石头，发出冲击声。加上河水本身的哗哗声，汇合成一曲优美的乐章，不停地奏响着。 我们住的除帐篷以外，还有一些可能是以往巴方工兵用石块、石片建造的房子。住的比在杜尔时宽畅一些。领导分给我单独的一间这样的房子，不高，里面放了我的一张木板床外，另外还放了一张木板床，供检查或治疗病员用，墙边侧叠着一些空炸药箱，可放些药品等。比起以往好几个人合住一个帐篷来，条件好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屋顶会漏雨，因屋顶用的是大小厚薄不一、形状各异的片石铺成的，下大雨时，漏得更厉害。床上面用塑料薄膜挡好，才有这小块地方不漏雨。 这是我在尼尔特与巴基斯坦朋友哈迪姆·霍生先生的合影。背景是测量、设计支队住处，种了花草，正盛开。 这是我在尼尔特的留影。背景是测设支队的房子，后面是山，这山看似很近，其实很远，山与房子之间有一条印度河，河水湍急，日夜不停，声音很响。 在几幢房子中间，有一块场地，很平整，两端竖起了篮球架，休息时可以打篮球。有时，我们与巴方工兵举行篮球比赛。工兵连连长小罗迪也常参加，当打出好球时，大家齐声叫喊着：“小罗迪，小罗迪……”他也很高兴，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打篮球的场面，我们还照了一张相。在施工中，他与我们协作得很好。他的上司——工兵营营长也叫罗迪，我们称他为大罗迪。这人气度不凡，一脸的严肃，从不与我们主动讲话，与我们相处得不太融洽。比方，他发现施工中存在什么问题，不是直接向我们讲，而是向他的上级发电报反映，由他的上级发电报给我方的指挥部，指挥部再对我们讲。这样就造成了一层隔膜。 在尼尔特住了不到一年，在1975年底，我们在北线的工程结束了，就向南线搬。驻地名叫巴丹，英文名Button，是纽扣的意思。印度河流到那个地方绕了一个弯，如Ω，将山坡地围成一个纽扣状，大约有2平方公里。公路修筑在近山脚下，公路以下有很多梯田及民房，住着当地很多居民。他们修建了很多渠道，把山沟中的水引入渠道，浇灌梯田，种了粮食、蔬菜和果树。我们驻地靠近印度河，河滩不像尼尔特那样陡峭，坡度大约30—40度。从驻地到河面大约200米，都是高低不平的大石块，石块之间长着杂草和小灌木，在那里我们住了两年多，但从没有到河边去看看。在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座很简易的铁索桥。桥的跨径有数百米，桥的另一端通向印度河对岸我们不知名的地方。那山坡上树木郁郁葱葱。有时河对岸的居民通过这桥来找我看病。看完后，我去伙房拿几个雪白的馍馍送给他们，但他们舍不得自己吃，而是揣在怀里，拿回去给家人吃。 紧挨着我们技术三组的是技术队支队部。有支队部各个部门，还有一个卫生所，有2名医生和2名男护士。卫生所设在巴方留下的一幢用石块砌的房子里，有好几间，其中也设了一间手术室。如有了重伤员，他们也请我一起去抢救。如本文将会提到的一名巴基斯坦居民，因头颅及四肢多处骨折，我参与了抢救；我组的王组长因严重头颅外伤，我参与了抢救；还有一名员工得了急性阑尾炎，我与一位外科医生共同做好了手术。在那卫生所的西面墙边上，我组搭了一个一面坡的棚子，上面盖了防雨水的沥青纸，三面通风，一面靠墙。我们在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桌，有空时我们在那里打乒乓球。棚子靠墙的一面，我们用水泥粉刷了一块很宽很高的平整墙面，表面涂了黑漆，当作大黑板，由我定期出黑板报、字画并茂。同志们在棚子下边吃饭边看黑板报，组里有通知也写在这黑板上。此外，我们也在这棚子里开会。棚子的对面搭了两个帐篷，一个帐篷是供组长及教导员住，另外一个住了我和通讯兼理发员。我在帐篷门口旁放了一张桌子，在旁边用炸药箱侧立并一只只叠起来，当作药架。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多，直到1978年6 月全线工程结束、回国。 在巴丹地方的中央，巴方建了一个直升飞机场。四周没有围墙，地面弄得很平整，铺着石片，中间用白色石片铺成一个大大的“H”字母（Helicopter的字头，翻译成中文是蜻蜓、直升飞机）。巴方常有直升飞机起降。我组的王组长因为严重颅脑损伤，被送往指挥部医院时，就从这里起飞的。1978年春，他被送往拉瓦尔品第，再被送回北京时，直升飞机在这里停下休息一会，我们都去看了王组长（详见第十章“王组长颅脑重伤”）。 五、抢救中毒病人 1974年10月的一天傍晚，在开饭时，我刚拿起菜肉馅的包子才吃一两口，只见巴基斯坦工兵连上尉连长罗迪急急忙忙地赶来，说印度河对岸我们的工地上当石匠的家中有两人中毒，请我快去急救。我就把情况告诉了牛教导员和丁翻译。出国时，我们没想到还有抢救口服中毒病人，所以连洗胃管也没有，也缺少解毒药品。我就向我们驻地不远的一支队卫生队求援。卫生队长带了一名医生和一名翻译，还有急救药品乘救护车来了。我和丁翻译也没顾得上吃饭就出发了。 救护车开出8公里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山脚下的村庄。我们下车后，救护车就回去了。其余人就沿着崎岖陡峭的河谷边走下去。平日在公路上向下看印度河好像不太远，但真正走起来，则是不近的。一方面路非常难走，随时有滑到、跌进河谷的危险；另一方面心中惦记着中毒的两个病人，应该快点赶到抢救，因此也顾不得路险难走。跟着当地巴基斯坦的向导，我们向河谷走去。大约走30分钟，我们才到了印度河边。 往日站在公路上看印度河，似乎很窄，但走近一看，河面起码有200公尺宽，湍急的水流汹涌地向下奔流。河边没有船，也没有桥，只见在一块巨石上插着一根钢钎。河对岸也是这样，用一根手指粗的钢丝绳缚着，钢丝绳上挂着一只木框子，活像一只倒放的八仙桌，大约有1.2米见方。木框用绳子吊起，上面有一个滑轮，挂在横跨印度河的钢丝绳上，另有一根较细的软绳连在两岸的钢钎上。从巨石进入晃动的木框，无台阶，也无梯子，十分难进，如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印度河中。向导将木框拉近巨石，并将我们一个个扶入木框中。我只见一支队的卫生队长可能由于年龄大些，在这种极度危险的场合，腿都发抖了。进入木框中一共有七人：三名医务人员、两名翻译、一名工兵连长，还有向导，加上急救箱等东西，我们挨挨挤挤蹲在里面。当向导一松手，木框上的滑轮沿着钢丝绳迅速向河中心滑去，大家都提心吊胆，默默无言。下面是湍急流水的印度河，不断泛起浪花，心里难免有些紧张。过了河心，木框在悬挂的钢丝绳上滑动就像汽车上坡一样（钢丝绳中间低，两头高）。这时向导站起来，拉着那一根软绳，一把一把地把它收进木框。木框慢慢地向对岸前进，好不容易到了对岸，我们又小心翼翼地从木框中出来，爬到对面的巨石上。大家会心地笑了笑，庆幸自己生平第一次这样提心吊胆地安全过了河。大家松了一口气，又背起了药箱，向上爬去。 这时太阳已下山，光线比较弱，上山的路也比较难走，没有台阶，有的地方很陡。我们一行七人，如果走在前面的人踩下一块石头，下面的人可能就没命了。又过了大约30分钟，我们终于到对面的河岸的“平地”上了。那里有田地和村民的房子，还有一条大约两公尺宽的道路。路边用石块垒起了石墙，石墙外是田地。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就到了村庄。路边站满了人，除了妇女外，还有年老的年轻的和不少小孩。他们站在路两旁，像夹道欢迎那样迎接着我们。 大约走了五分钟，我们就走到中毒的那户人家了。点着两盏很亮的汽油灯，与村上其他人家一样，房子是就地取材的不规则的石块垒砌搭建而成。他们把中毒病人放在房檐（又似乎是走廊）下的地上。我走近一看，一名是老太太，一名是30多岁的妇女，已昏迷不醒。我们迅速检查了病人，发现瞳孔很小，呼吸粗，脉搏细弱，手足发凉，情况十分危急，但血压还不算低。我们询问了家中的其他人是什么原因引起中毒的。他们都摇摇头。我们问吃过些什么，家里人就把铝锅拿来。只见里面是面糊糊煮青菜，没有一点油，青菜因煮的时间长了，绿色变成了黄色，只闻着一股煮青菜味，搞不清吃了什么毒药。我们三个医生根据检查所见及临床经验，诊断为有机磷中毒，就有条不紊地给予输氧，反复洗胃，注射阿托品并输上了液，忙了两三个小时。终于，两个病人面色有了好转，瞳孔也大了些，手足也能动了，还发出了哼哼声，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由于工作了一天，晚饭没吃，又走了那么多山路，抢救病人时不感到饥和累，现在病人好转了，我们都感到四肢酸软，十分饥饿。这时，村上一户人家对工兵连长说，叫我们去吃饭。我们想已是深更半夜了，就不去麻烦人家了。但连长坚持要我们去。我们看了看病人，见情况已好转，就跟他们去了。原来请我们吃饭的是一家开商店的，比一般村民有钱，房子也大一些、好一些。端出来的有4-5个菜，其中有鸡、土豆等，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酒。这酒可能是自己酿的，非常浑浊。为不辜负主人的好意，我尝了一口，味道酸甜，好像我国四川醪糟（即酒酿）的味道，很好喝。喝完了酒，吃烙饼和菜。大家与我一样，由于肚饥，都吃了不少。吃完饭，主人把他妻子叫出来看病。他妻子腿上有一个疮，正流脓。他说当地医生已看过好几次，但不见好转。他还拿出用酒瓶子装的洗伤口的药水。我一看，已很浑浊并有沉淀物，不知是什么药水。我闻了闻，好像是新洁尔灭的味。我想，这样脏的药水洗伤口怎么行，便把药箱拿出来，用清洁的生理盐水洗了伤口，用消毒纱布作了包扎。我还给了他一些四环素片以消炎。看完病，主人把他8岁的女儿带来，与当地其他的小孩相比，打扮得还算漂亮，忽闪着大眼睛，见了我们也不怕生。主人说，小孩经常肚子痛。我们检查了一下肚子，未发现异常。考虑到当地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差，有肠道寄生虫的可能。药箱中没有驱虫药，我仅给了他一些止痛药，叮嘱疼痛时服半片。从店主人家出来，我们又去看了两位中毒病人，情况又有好转。等输完液，已是下半夜一、二点了。村长要我们留下过夜。考虑到所带药已用完，需要回去一次。一行七人就在深夜循原路艰难地下坡，乘溜索过河，上了坡，救护车在等我们呢。回到住处，向同志们汇报了情况。大家听我们救活了两个人，都很高兴。 第二天，我还不放心，带了必要的药，和丁翻译两人，找了巴基斯坦向导，又到河对岸看了两名中毒病人。他们都已清醒，但还十分虚弱。因未进食，我又给他们输了葡萄糖液，打了解毒针，并把驱虫药给了昨夜看腹痛的小女孩的父亲。村民对丁翻译说，去年也有两个同样的中毒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死了。而这次幸亏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修筑公路，中国医生把两个中毒病人救活了。他们再三说“修克利亚”（是“谢谢”的意思），并说“津巴道斯地”（是“中巴友谊万岁”的意思）。接着，村民们叙述了这两位妇女中毒的原因：这家的男主人到筑路工地去劳动了，母亲和媳妇两人在家。那地方苍蝇多得出奇。为了灭蝇，买了一种粉末状的毒蝇药，用布包好，挂在和面粉的案板上方。那天毒药口袋掉在面粉案板上，毒药洒出来一些，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和面粉混在一起了，吃了面糊后，不久就中毒了。在我们国内，有机磷农药，如敌敌畏、乐果等是一种液体，并有一股特殊的蒜臭味，可能那种粉末的毒药气味小，因此至今我还不清楚那是什么药，但那次急救按有机磷农药中毒治疗有效，估计还是那一类的农药。 过了几天，我在工地上遇见那名石匠，问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况。他说身体已经好了，又像以前那样可以干活了。 想到我与其他几位同志在水深浪大的印度河上来回四次溜铁索的情形，至今还有些害怕。但我们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救活了两名巴基斯坦妇女，心中感到很欣慰。我，一名普通的中国医生，为中巴友谊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