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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戈卫:激情、理想、人生(3)

时间:2019-05-31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金菊 张军 点击:
是农民而又要超出农民 记者:你住在农村,可我们看你还保持着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戈卫:我扎根农村,并不是想自己变成普通农民。如果我30多年被农村同化了,那就错了。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那给你怎么定位? 戈卫: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

      是农民而又要超出农民
 
      记者:你住在农村,可我们看你还保持着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戈卫:我扎根农村,并不是想自己变成普通农民。如果我30多年被农村同化了,那就错了。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那给你怎么定位?
 
      戈卫: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
 
      记者:怎么理解?
 
      戈卫: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我要起到桥梁作用,向上反映农村实情,替农民说话;同时,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记者:你后来当干部拿了工资,仍不离码头,农村吸引你的是什么?
 
      戈卫:吸引我的是农村的发展,每天有新东西出现,不断有新问题让人思考,进而去解决,这才是生活的动力。不管在啥层次当官,我始终把码头当作一个实际操作的点,来实现我的一些想法。

 

      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记者:你怎样看待当年“上山下乡”?
 
      戈卫: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后来否定的多。但我认为,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像我们那时的激情、社会责任感、投入社会就好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记者:你扎根农村的初衷是什么?
 
      戈卫:中国的农民太苦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并不难,要改变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则需要无数人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努力。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记者:你可曾后悔当初的选择?今天的码头村,是你理想中的模样吗?
 
      戈卫: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今天的码头村,虽然有些变化,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变化。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记者:今天你与当年的同学比,其中不少人当了大官、大款、博士,你有没有失落感?
 
      戈卫:没有。我认为我选择留在农村,就如同他们选择从政、经商、做学问一样,各人追求不一,却是各人自愿选择的人生道路。我钱虽不多却不用为钱熬煎;没有权,也不必绞尽脑汁;我没多少烦恼,能一心一意地干自己乐意干的事。这条路适合我,知足着呢!
 
      记者:听说你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你是个怎样的人?
 
      戈卫:我也有过压抑、伤心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我这人比较犟,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再苦再累自己担着轻易不改变。说到做到是一种美德,不是别人强加的,更要言而有信。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几次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乡亲们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护我,让我很感动,也更自信。
 
      记者:当初,你一个人怎么与强大的传统习惯、素质低下的农民群体去抗衡,进而去改变他们?
 
      戈卫:那就是坚持。我意志力比较强,又有足够的耐性。当时传统农业广种薄收,这样得不偿失,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我反对这样做,可全村人反对我。我坚持带人平整土地,一点点改变,最后事实教育了农民,慢慢接受我的观点,你现在让他开荒他都不去了。一些农民对新生事物是无理由的拒绝,我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猪、良种鸡,空运回来,一些人就嘲讽说“叫你‘先人’还坐飞机哩。”良种猪长得像小牛犊,一些人就骂:“这么大,谁能把你爸养活了?”这些动摇不了我的决心。正确的开始都是少数,只要你坚持,到后来正确的慢慢就成了多数。你若一遇打击不坚持就完了,就半途而废了。

 

      人要有理想,要活个精神
 
      记者:你有无崇拜的对象?
 
      戈卫: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我最崇拜的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精神追求、人格魅力让人敬佩。他们正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才能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最终赢得成功。
 
      记者:你是偏重理想还是现实?
 
      戈卫:在我身上理想主义色彩多些。过于注重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理想成不了大事。尽管我也没干多大的事,但人活着得有个理想,有个精神。
 
      记者:你获得过什么荣誉与奖励?
 
      戈卫:记不得了,我不太在意。有许多记者问我要过去的材料,我说没有保存。自己看自己的事迹材料很滑稽,不舒服。报纸对我的宣传我也不看重,干,不是为了这些。
 
      记者:你曾放弃多次当官的机会,你既然喜欢农业,为什么不去农业部门?
 
      戈卫:我当不了官。当官后,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迎来送往、左右逢源不是我的性格。至于农业部门,那里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我去能做什么?
 
      记者:你物质生活很贫乏,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金钱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够了就行,我的消费非常有限,要那么多干啥?当然基本生活要有保证,若让人养活就成问题了。要是看重钱的话,早不会呆在这儿了。
 
      记者:现在一些人缺少信仰,没有理想,你怎么看?
 
      戈卫:现在这个社会许多被物化了。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这一顿吃饱就非常满足,而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的人除了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了,人并不是物质上满足了,精神就自然满足了,他们未必活得愉快、幸福。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光追求物化的东西没啥意思。还是要有理想地干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干些自己希望干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幸福?

 

      戈卫: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人当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就会过于注重眼前而很难承载相应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也将使自己变得不快乐。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是由其财富和地位决定的,精神的满足往往比物质的充裕更让人感到快乐。
 
      记者:你一年除国庆节、春节外,在村上呆300多天。村民说你献了青春献一生,你还这样呆下去吗?还有什么要求与希望。
 
      戈卫:是的。要我离开农村,就像大树连根拔起一样的痛苦难受。农村实际上很缺人才,我希望现在有知识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投身农村。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推动农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了。
 
      文/金菊  张军《当代陕西》记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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