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 惑 如今，老魏大女儿一家以种樱桃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每年光这一项就收入6万多元。 樱桃是上世纪80年代戈卫通过西农的教授引进来的。他现在很不满意村民们急功近利地早早就把不太成熟的樱桃摘下来去卖的做法。“樱桃红了以后还要膨大三分之一，甜度也能加深。”他不停地嘱咐老魏不要让孩子们早早摘樱桃，“得让人吃到真正成熟的好樱桃，这样价格才能上去。”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大包干”，曾让戈卫心里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因为他发现，村民们承包了土地，他说的话越来越没有作用了。  那时，戈卫其实还有多次离开码头村回到省城的机会。“西安知青办领导对我说，回西安来吧，你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戈卫说：“宝鸡市还让我当宝鸡市团委的书记，我都没答应。” 习惯了遵守党和国家政策的戈卫虽然不认同“大包干”，但他通过看报、读书、听广播，思想认识还是跟上了形势。“当时的农村经济的确需要改革，‘大包干’确实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也有一些好的因素。” 于是，戈卫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做了一些变通。1980年，当地政府要加大西部山区建设，在坪头设了西部山区建设委员会，他被抽调去当了副书记。1986年，这个机构要迁到山外去，他不想跟着走，组织上就让他担任了坪头镇党委副书记。 即便成为了国家干部，戈卫也没有迁走自己的户籍，“我一直是码头村的村民。”他说，“但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农民有责任感，要对农村事业有所推动。” 戈卫离开村支书岗位后，老魏就成为继任者。戈卫现在也承认，自己的好多设想，其实都是通过老魏来实现的。“附近这些村子的发展，基本都没有什么规划，你看码头村就不一样。”戈卫说，“很早我就请了西农的专家来给村子做发展规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码头村不仅发展农业，更是在山区里最早搞起了经济林业。通村公路和村民宅基地的规划，也是按戈卫的思路来进行的。村上的樱桃种植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但规模与戈卫的设想相差甚远。“当时推广栽种时，村民们很多家中只有老人或者妇女，他们根本不懂技术，也不愿意栽种，没有能形成产业。” “我能说的就去说，他们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大包干’后，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声令下。”这是最让戈卫怅然若失的地方，在他看来，现在的农村并不是他理想中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但是，戈卫能让老魏家按着他理想的状态去发展。这些年，老魏家就靠农业过日子，没人出去打工。家中供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同村村民的水平。戈卫觉得，老魏家的生活就是模板和示范。 观 察 如今69岁的戈卫每天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八点起床后，伴随着电视的早新闻，“做些高蛋白的早饭”。接下来读书、看报、喝茶，有时候也会会远来的朋友。无事的时候，他看到手机微信朋友圈里针砭时事的文章，也转发几篇，而转发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名曲的视频与养生保健的文章。  码头村山青水秀，空气怡人，村里安静清雅，一派现世安好的景象。戈卫像隐士一般生活在这里，他的弟弟、妹妹和曾经插队的老伙伴们，也时不时会来看望他。 戈卫也承认，长期生活在农村，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更深处也会有孤独的时候。“毕竟很多其他的东西讲出来，老魏他们不是都能听懂。时间长了，我也失去了诉说的欲望。” 戈卫所说的“其他东西”，就是他对过去、当下或者未来一些事情的认识与自省。 “好在我还有很多市区、省城的朋友们，他们经常会来看我，和我交流。”如今的戈卫，似乎已经从世事中跳离出来，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 他把自己观察的视点，依然放在了农村发展问题上。“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感，为农民和农村做一些事。 他亲眼看着农村很多孩子早早辍学，进城去打工，这让他很忧心：“农村现在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农民的广泛教育，道德、技术、文化，中国进入新阶段，年青一代要能跟得上，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他想象的农民进城，是“要真正在城市扎根，而不是仅仅进城卖苦力”。 生活在最基层，也让戈卫感到有一些社会矛盾在凸显，他认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戈卫交流，记者也能时时感觉得到烙在他身上的时代印记。在对当下一些政策作出评价时，他会习惯地跟上一句：“当年毛主席的说法是要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时还接着跟一句：“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在码头村改造通村道路时，戈卫当年居住过的知青点的土坯房被拆除，知青点高墙上那句“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也随之消失，但是，那句标语所代表的时代理想，或许从来没有在戈卫的心中抹去。 “我这个人脾气有些犟，村里也有人说我是‘一根筋’，外面的人说我这人太理想主义了，我都知道。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戈卫说。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