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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统计员 虽然阿爸的“结论”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毕竟有了结论，至少是按“正常”处理了，于是我的境况也有了好转。去学校当老师当然是不放心的，而面对不说话的土地，做统计员还是“合适”的，于是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宣布了连里的这个决定，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种子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没想到他为何向我特别代行这句话，更没想到这句话后来会在他身上灵验。我所想的只是这项工作是否会与金钱打交道，因为我的前任是由会计兼的。熟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沾上了，有理也说不清，更何况我这样一个还未全部摆脱“可以教育好”的帽子的人。听说与金钱无关后，我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可以当上“员”了，可以旱涝保收每月拿固定的32元工资了，不用再去考虑“一天一元两毛五”（出一天工赚1.25元）的问题，探亲时回家的假期是实实在在不会扣工资的。这在那个时代是最最实惠的。 但统计员的工作实在很辛苦。除了每年年初需要协助连长做好全年的种植规划，年末做好收获统计外，无论是春天的播种还是秋后的收获季节，都是我最繁忙的时刻。 春播之前，我需要走遍连队的每一地块，了解土地墒情，从而交付连队领导决定耙地、播种的先后次序。有时我还要拿着圆规样的巨大尺子，重新丈量土地，以确保每一地号大小的正确性。每一地号播种前，我必须先期到达该地号，沿着土地边用步子丈量出地边与播种机中心间的距离，每隔一段插上一面小旗，为拖拉机手播种时的行进作引导，保证播种时不偏不漏。拖拉机走后还要把小旗收回来，以便下一地块播种所需。北大荒的田地不像南方，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要走遍全连所有的地块，是一种锻炼。好在我在当通讯员时就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路不是什么难事。我曾站在与高峰马场相连的地号边，眺望远处的高峰马场的营房，自豪感油然而生。毫不夸张说，全连到过各地号边边角角的恐怕只有我一人，连连长都未必到过。拖拉机手们可能到过，但他们是在拖拉机上，是靠机械代步去的，而我是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的丈量出来的。 
一望无际的大豆田。
 2008年回访黑土地，在自己曾经丈量过的土地旁留影。 春播开始了，我和机务排的师傅们一起下地，参与播种。我们把农业排战士们用农药伴好的种子从车上卸下来，再倒入播种斗里摊匀，便于种子按播种斗设置的小孔均匀地落下。拌过农药的种子十分呛人，刺鼻的农药直往鼻子里钻；播种时，站在播种斗里，农药与拖拉机前行翻起的灰尘直扑你脸，即使戴着防风帽和口罩都无济于事。从地里回来，常常只剩牙齿是白，其他地方除了黑就是黑。种子播下后就盼望老天下雨，最好是下场雪。播种之后下场雪就像给种子盖了床被子，可以杀去各种虫子，又可以为种子保墒。等到雪化，又能滋润种子，促其发芽。雪化尽了，田地里就是一片的绿色了－－种子破土而出，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大豆苗出齐了，夏锄的季节到了，我又忙开了，再次往各个种有大豆、玉米的地里跑，看看哪些地号的庄稼应该锄草了，哪些地号需要人工锄草，哪些地号需要机械覆土。需要人工锄草的，我就会早早来到地里，给每个农工排分配任务，随后自己也包一条垄和大家一起铲地。由于已经掌握了铲地的技巧，所以再也不会打憱，又没学会耍奸玩猾，常常成为全连的领头人，时常可以回头接一下落后的战友，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赶上大部队。 
新颖的耙地用的农机具。
 大功力的拖拉机和开垄锄草的农机具。 夏锄将近结束，我又要赶去麦田，查看麦子成熟的情况。我还学会了掐一点麦穗，通过数数麦粒来估算亩产的方法，常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到过北大荒，没有去过北大荒成熟时的麦田，是无法真正体会“麦浪滚滚”的含义的。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啊，无边的麦田随着大地的起伏铺向天边，轻风吹来，麦穗随风漂动，翻起阵阵波浪。红色链轨拖拉机的牵引着绿色的康拜因在金色的麦田里劈波斩浪，如同在大海里航行的船舰，一派丰收的景象。面对这样的景色，你怎能不心旷神怡。 麦子的收割很有学问，并非都要到成熟了才能割。一般来说，麦子收割分两种情况，一是成熟了的立即用康拜因收割，直接脱粒后，用“小红车”拉回麦场摊晒、扬场、装袋，或送交或入库；另一种叫割晒，就是把还在灌浆中的麦子用割晒机割下来，摊在大田里再晒几个日头，等到灌浆完成，再用康拜因收回，称作“拾禾”。在这个时候，我就天天和机务排的师傅们奋战在地头。康拜因有两个出口，一个在康拜因的一侧，是脱去麦秸的麦粒的出口。脱粒后的麦粒就储藏在康拜因的粮斗里，等到小红车到来，康拜因就在行进中，将麦子卸到拖斗中，由小红车运回麦场。另一个出口在康拜因的后面，是用来吐出脱粒后的麦秸的。吐出的麦秸进入后面的积草车，由于吐出的麦秸集中在一个地方，需要有人站在积草上用叉子挑开。等到麦秸堆满了，就要将草卸去，在麦田里留下一个个正正方方的麦秸堆。有时积草里的麦秸不能自由降落，就需要你跳入积草车中，把麦秸踩下去。随后，连人带草一起滚落到地里的你还要紧跑着登上积草车，继续你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脖子里会落满了细碎的麦秸，刺得你浑身发痒。我不是机务手，操作机器的工作不会干，于是挑积草车是我常干的活儿。 
当年收割用的康拜因，可以看到后面高高翘起的吐出麦秸的出口。
 新颖的联合收割机。 卸下的麦秸堆是劳动之余休憩的好去处，躺在塇塇的麦秸堆上，享受着北大荒秋日的暖阳，是何等的惬意。当然，这样富有浪漫的情景常常蕴藏着危险，每年麦收季节总会传来不幸的消息，而且常常是与麦秸堆有关。那年麦收季节，隔壁马场独立营就因为一个知青在麦秸堆上睡着了，被不知情的拖拉机压死，造成了惨祸。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我当统计员的第一年麦收时分再次遇到了水灾，每天细雨绵绵，拖拉机康拜因进不了地，和1969年一样需要人手一把小镰刀，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那年还特别的怪，地里因晚间下雨积满了水进不了机械，白天却还时有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这样挥镰收割时不仅要忍受脚下水泡，还要承受经太阳晒后场面水气的蒸腾，十分的难受。我除了要和大家一样拿着镰刀下地，还要抽时间跑地号，查看各个地块里麦子成熟情况，提供连长决策，累是双重的。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来自精神的体力的考验，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被各种压力所压倒。 地里的活儿忙完了，麦场就成了另一个战场。我们常常挑灯夜战，将晒干的粮食装灌成袋，装上团部派来了卡车运往师部。那样的场景确实要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大家打撮的打撮（用铁皮做成的撮子往麻袋里灌粮食，需要很大的力气），搭肩的搭肩（两人一组把装满粮食的麻袋放到扛包人的肩上），扛包的扛包，谁也不肯落后。装满小麦的麻袋重180斤，装满大豆的重160斤，如我般的小个子也能将它轻松扛起。（我还曾为食堂扛过200斤重的盐包）有时我们还要将装上粮食的麻袋经跳板送入仓库里，这除了要有力气，还要有胆量。 
2008年回连队，在麦场是各地知青和老职工们合影。
冬天，除了诸如参加修水利、积肥等劳动外，我们还要为当年的烧柴、来年的基建做准备。夜班的时候去师部拉石头，往连队运木料。这时最盼的是半夜的那顿夜宵，可以有伙食的改善－－能够吃到肉。但这样的劳动常常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卸木料时，刚解开绳索，巨大木头就随势滚下，擦着我的头皮而去，差点儿没交代。还有一次去林子里砍做椽子的木料，休息时我往林子里走，越走越不对。还好我及时醒悟，急忙沿刚才的脚印退了出来，才没有迷失方向。要知道如果进入了林子深处，那就是永远在里面转悠，再也无法走出来了。 当然，在当统计员的岁月中，开心的事还是很多的。春天里去翻地，田野里开满了各种的花儿，尤其是那黄花菜正开满坡地，可以摘那些还未绽放的花骨朵儿回来，经水烫后串成串，挂在门前晒干，是年末回家时最好的礼品；夏锄季节，铲到地头时可以钻到榛柴棵里去采榛子，那是现时炒货店里价格不菲的香香坚果；秋天到来，买些滚圆的大豆和硕大的土豆，是回家探亲的上佳特产。 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朋友，老知青小个子张广林，天津塘沽知青小任子、小伍子，哈尔滨知青常先辉，我们几个把伙食费打在了一起，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那个时候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再加上体力消耗极大，特别的有吃，二两一个的包子一伸手就里五个，常常还要再加。由于大家的互助，加上农忙时送到地里的饭菜还不用花钱，所以常有积蓄。连里的战友们看我当上了统计还和大家一样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特别认可，所以在后来推荐上学时，给予了我很大的信任。 
2008年回访黑土地时，在齐齐哈尔车站与前来迎接的知青战友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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