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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鸠山 也许当年下乡的知青中团员不多，也许是我1965年就入团是个老团员，所以下乡后就一直是连队团支部的委员－－宣传委员。可能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总是与这个“宣传”打交道。读中学时虽然没有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担那块黑板报总是由我来出的。后来文革成立革委会，被安排做了宣传部的副部长；从兵团上学后，一到师范学校就当了团委宣传委员；分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二中，又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而后调到戚墅堰，又选进工会委员会，担当的还是宣传委员。即使是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在北大荒的六年多时间一直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我办过连队的壁报，就在连队食堂的墙壁上。那个时候脑子里“左”的东西还不少，思想敏感得很，记得当时连里有位关内来的青年说道：“只要给我两百元钱，让我当反革命我也干。”这自然受到了我们的批判，我还就此在壁报上着文章予以批判。他一直记着这事，1974年我第二次被推荐上学时，他就在排里挑头不同意，搅黄了我在这个排的一票，这个排还是我从通讯员岗位下来后去建砖厂的那个排，害得老排长和我直打招呼。 再后来连里做了两块黑板，就改出黑板报了，主要内容是报道连队生产的情况，为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们鼓劲，把他们的优秀事迹报道出去。黑板报承担的任务决定，越是越农忙的时候越要及时出，因此我常常牺牲休息的时间，起早摸黑的干。尤其是夏天的中午，大家都抓紧时间眯上一觉，为下午的劳动积蓄力量，我则要冒着中午的炎热把黑板报出出来。到了冬天，即使是在室内，也常常把手冻得僵硬，握不住粉笔。于是就往手上呵一口气，到宿舍或食堂的炉子旁烘烘再写。 报道的内容重要，但形式也同样重要，好的形式才能吸引人。我先从稿子的质量上入手，多用些文学笔法，让稿子生动起来。记得有一次写夏锄归家的情景，开往这样写到：“一行刚刚结束了铲地任务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将余晖洒在晚归的他们的身上，勾勒出一群美丽的身影……”正巧团保卫股长来连队视察，看到了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刻推荐给了团宣传股，使我在团部有了一点小名气，我与团宣传股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了。后来我到齐齐师范学校上学，报到后就当上团委宣传委员，就是因为那时担任学校团委书记的，正是当年在团宣传股工作的齐市知青。 我也想方设法把黑板报办得漂亮，把自己在美术上的才能尽量的发挥出来：报头、横标题、小标题、花边、小图案，一切一切的美化都想法用上。由于有两块黑板，一篇文章有时要分两处写，我就学报纸上的方式，用“下转”“上接”的方法引导大家去阅读，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直到四十多年后，哈尔滨知青郭文君还记得这情景，赞赏不已。 除了办好连队的黑板报，我还要负责向团部送稿，这是政治任务，是给连队和连队领导长脸的事，万万不可松懈，因此写稿子就更上心了。每当有线广播中播出自己写的稿子时，真是比吃上红烧肉还高兴。这一来一去不但增加了我写稿的积极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和粉笔字的书写能力。这为我后来做老师起了奠基的作用。 通讯报道追求的是一个“快”字，否则新闻就变成了旧闻，尤其是农忙时分，有了新的事件是必须立刻报出去的。受那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个邮件或发个传真就行，必须由通讯员去团部时送交。如果遇到雨天，通讯员去不了团部，那就要抓瞎了。1971年夏收时正遇到连天的连绵阴雨，通讯员好多天去不了团部，稿件送不出去是最急人的。急中生智，我想到通过电话传稿，于是就拨通了宣传股的电话，我说他记，用最快的方式把稿子送出去。偏偏遇到我这个南方人平卷舌不分，前后鼻音难辨，有些字还念不准音调，常常因此卡在那儿。记得那天读到“虽”字，本应第一声的我却念成了第二声，我在这里高声念，他在那头半天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急得双方都直冒汗。不知怎么我突然开窍，想起应读第一声，这才让电话两头的人出了口气。 连队墙上的宣传标语，也由我承包了。食堂后侧的两排知青宿舍建好后，连里决定在宿舍窗户之间的墙上写大字标语，每个有一米来大，我就用下乡前学的新魏体写了上去。连队小学校新建门楼有两根柱子，建造的老职工要求我写一幅对联，由他们用水泥雕在上面，内容是当时最流行的那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也用了新魏体。2008年回连队的时候曾去找寻自己的痕迹，不料小学校已经变成家属住房，门楼已经拆除，那对联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2008年回访黑土地，知青们在原小学校前留影，学校已经成了家属住宅，门楼已经拆除。
因为我笔头快，也算有点文才，而且在下乡前也在学校文艺小分队中呆过，“样板戏”中的许多唱段也能随口来上几句，时有在连队开会前给大家唱上一段的情况，连队成立宣传队就把我招了进去。我的任务是给宣传队编歌词，所谓“编”就是给现成的曲调配上新词，表现现时的内容。宣传队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每每演出时，食堂（开会用地）里就挤满了人，连队里的男女老老少少都会来。没有通电时，就挂上两盏汽油灯用心照明，虽说连人脸都看不太清，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那是一个文化缺失的年代，很少有像样的文艺演出。如果哪天听说团里的放映队来连里放电影，哪怕是放了八百遍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会招引人早早的搬来凳子静候放映队的到来，如果中间跑片未到，即使等到半夜也没人会打退堂鼓。甚至还会赶好几里地到其他连队去看。现在自己连队有了宣传队演出节目，那不等于到了节日？所以挤满食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文艺宣传队在田间地头为大家演出。
宣传队成立后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排练“样板戏”《红灯记》。“文革”中，文化荒芜，七亿人民唯有八个样板戏：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又有了京剧《杜鹃山》、钢琴伴唱《红灯记》，号称是“旗手”按“三突出”的原则排练出来的样板。样板一树，各地响应，许多地方、各个剧种，甚至群众团体也都来演样板戏。 
《红灯记》剧照，李玉和怒斥叛徒王连举。
我们兵团当然也不落后，最著名是18团所演的芭蕾舞《白毛女》，曾轰动全兵团。我们46团许多连队也开始排演样板戏，隔壁的机炮连就排演了整部的《智取威虎山》。指导员找到我们宣传队的队长哈尔滨知青于凤瀛，下达了任务，让我们也排练一个，强调是政治任务。接受任务后，队长就找我们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指导员交代的任务。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困难的，艰苦的劳动都挺过来了，排练个样板戏还算困难么？ 首先讨论的是演什么戏，这也没困难。郭文君首先提议演《红灯记》，其实大家心里早有了谱，因为我们有现成的“李玉和”。李玉和形象的最大特点就是腮边“一边一块喀嗒肉”，队长于凤瀛正是这样的长相。李奶奶也不难找，桂继红（未柔）就是最好的人选。桂继红，人称老桂，上海知青，其父为我国戏剧界文学界名人杜宣，其母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叶露茜，因此老桂身上天然的流着文艺的血脉。而且扮相也像，那脸形那身段，穿上戏装，活脱脱的一个李奶奶，而且还有口标准的普通话。李铁梅，天津知青陈雪婷，连部的出纳，唱得一口好歌，完全可以胜任。主要人物有了，其他的人物也一一落实，哈尔滨知青程绍武演叛徒王连举、郭文君演卖木梳的；李卫身兼两职，前面是与李玉和接头的磨刀师傅，后面当游击队长。当然还有一些群众演员，都分配妥当，唯在鸠山一角上卡壳了－－没人！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不仅要剃光头，而且这个反角、丑角是人人憎恨的角色，是剧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但再丑，再不受人待见，总得有人演呀，否则整部戏就演不成了，于是我就站起来说：“我来演！”其实大家心中早有此想法：我圆圆的脸上架着个眼镜，矮矮的个子正适合演这个角色，大家只是怕我不愿意才没有说出来。现在我表态了，角色就都落实了开排了。 但问题还有，道具呢？这不是问题，我们知青中有的是高手。李卫的父亲是哈尔滨龙江剧团的舞美设计，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道具难不倒他。很快李玉和手中的红灯就做出来了，铮亮的灯壳糊上红色的透明纸，连上两节电池，如从专业剧团里借来的一样。用麻袋布做成日本兵的军帽，用废铁丝缠上黑胶布做成手铐脚镣，用木头削成长长的日本军刀，几支长枪短枪，演出用的道具大部准备俱全，只有鸠山的“行头”没落实：军靴还行，可以用长统的雨靴来代替，但和服呢？李玉和与鸠山的那场交手戏，鸠山是穿着和服出场的，没有和服，戏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我突然想起下乡时买的被套面子是白底上带着小圈圈的，和日本的和服花纹比较接近，于是二话不说，回去就把被面拆了下来，裹在身上还真有点和服的味道。就这样，没花多少钱我们就将所有道具准备齐全。 与此同时，乐队也落实了，主操京胡的是塘沽知青小高，小高的京胡拉得京味十足，为整个剧增色不少。于凤瀛也能拉二胡，只要不是他的戏，他也会来拉，让乐色更加浓厚。就这样我们利用麦收的间隙争分夺秒，很快完成了排练任务。 麦收的庆功大会是我们的处子演出，那天食堂里挤满来看演出的职工和家属，整个气氛比节日还热闹。在食堂这个条件极简陋的舞台上我们卖力地演出，一招一式都向电影里的靠拢，京胡声锣鼓声和着演员的演唱声为这边疆的小村庄带来了喜庆彩。演出不断获得阵阵掌声，演出获得了完美的成功。演出结束，人们迟迟不肯离去，连长指导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还特许我们去各连巡回演出，不仅去了偏远的四连、五连、六连，还越过连队对面的山坡去了高峰独立营，为连队争得了荣誉。师部的高思政委慕名而来，拉着于凤瀛的手说：“你是我们全师演得最像的一个李玉和。”这既是对于凤瀛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整个宣传队的肯定。 于凤瀛因此被抽调去了团部宣传队，专演的李玉和一角，成为团部宣传队重要的一员。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