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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满探亲路 1969年底，我们开始有探亲假了。幸运得很，我成为连队第一个被批准探亲的上海知青。按规定，假期加上路程有一个月的时间。收拾好行李，带着其他知青的希求，我匆匆走上了回家的路。 十分巧的是，我这一路是与团生产股的现役军人严股长同行。严股长是我的恩人，68年底整党时，有人提出不能让我再当通讯员了，是他仗义执言才使我继续做了一年。现在能和他一路同行，实在是荣幸。严股长是无锡人，自己的家安在沈阳，所以到了沈阳后我就和他分手了。我们从双山车站上车，到齐齐哈尔转车。那时还没有直通上海的火车，到了天津还要从两个车站间转换，再上去南方的车，十分麻烦，严股长就告知我签票转车的方法，如兄长对弟弟。团部的现役军人中有不少是南方人，而且很多是上海人，比如政治处副处长、保卫股股长、军务股副股长等。张副处长在1973年时曾关照过我上学的事，军务股陈股长几乎就是我们的朋友，记得后来探亲时我曾受他委托去过他的家。陈股长家在九江路上，他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给他带回过东西；他也去过我家，给我带回过东西。记得那次他从上海探亲回来，给我来了电话，抱歉的说因为团部的人抢吃他带回的食品，结果连为我带回来的糖果也吃掉了。我们间的关系就这样的亲密。 回到家里，二阿姐和继母当然是十分的高兴，尽可能的拿出好东西来填充我那贫乏的肚子，安抚我那受过创伤的心灵。自此，二阿姐也就成了我们探亲的主要接待者。 
探亲时拍的“标准像”
阿爸已经离世一年多了，大阿姐去了湖北农村，家中没有了往日的热闹，显得很冷清。尤其是白天，二阿姐和继母都去上班了，更是安静得可怕，我就去连队知青家走走，代他们探望父母。由于我是第一个得到探亲假的，所以许多连里上海知青的家我都去走了走，包括二连通讯员的家。 在家读书。 很快返回的日子到了，我将回北大荒，各家托我给他们的孩子捎东西。这是每个家长的心意，我一一收下了，不料却堆成了一个小山。我用线毯包成一堆，走时叫了一辆三轮车，拉到了北站，准备通过货运随车运到兵团。谁知因为包裹实在太大，车站不肯接收，只好又运了回去。这下苦了我的老同学翁玉海，翁玉海毕业时分配在了上海邮局。我回来探亲，他就来看我。我回北大荒的那一天，他来送我，大包裹就是他押运的。他后来替我一家家地送了回去，当了义务的投递员。我心中也十分的不安，感到对不起知青家长的托付，没有尽职把大家的东西带回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家书都抵万金，更何况那些浓缩着家庭情意的包裹呢？好在大家都没有责怪我，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使我那颗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当然，我带回来的东西也成了公用品。童建芳不仅把那瓶醉肉吃了，还把醉肉用的黄酒喝了个底朝天。那个因水灾，我们吃了一冬的焐麦磨成的面和玉米面窝窝头，靠的是我带回来的几瓶辣酱。 
后排左为翁玉海。
我于1970年元旦前按时回到了连队，没有超一天的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给了王连长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当时表扬了我，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多的信任。 记得回来后，我在宿舍走廊的小黑板上写下“以战斗的姿态迎接七十年代”十二个大字，送走了六十年代，开始了新的征程，并在那年的春节与排里的知青一起在雪野中“革命”了一把。 第二次探亲是在1971年的夏天了，那年麦收季节依旧遭受了水灾。阿爸的事情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结论”：按职工正常死亡处理。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结论，既没说有什么问题，也没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按“正常”死亡处理了。但不管怎样，我的处境毕竟有了好转，连队在拒绝我去小学校当老师，据说还有让我去团部当通讯员的调动胎死腹中后，终于让我当了连队的统计员。 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得到了连长的赏识，所以水中捞麦的战役一结束，他就难得的批准我于夏天回家探亲。 这时，从上海到东北已经有了直达哈尔滨的列车，于是我就从哈尔滨转车，省去了在天津转车时必须在两个车站间回转的困难。更主要的是，在哈尔滨会得到哈尔滨知青热情的接待，他们不但把我接到家里居住，拿出好吃的招待我，还主动揽过了买票、送站的任务。我曾在于凤瀛、李卫家住过，在沈杰、林康强家吃过饭，还到郝国利、张力家做过客，受到过他们的热情接待。连队哈尔滨知青大多的铁路子女，对他们来说，送我们上火车的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探亲的人多，火车车厢如同沙丁鱼罐头，上车如同打仗。哈尔滨知青就会把我们提前从其他通道带进车站，在从头攒动的站台上，把我们从车厢的窗口塞进去。我们从上海回来，他们就结伙到车站来接，随后再把我们送上去双山的火车。共同的命运，让我们这些当初还曾动过手的知青成了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情同手足，直至今日。 
李卫（左）和沈杰。
由于在南京时靠窗打了个瞌睡，到上海我就感冒了，二阿姐和继母就急忙带我去医院。也许是刚从麦收的第一线回来，我那时特别能吃，一顿饭要吃三大碗大米饭，如饿狼一般。上海的大米也是按计划供应的，但家里从不说我吃得多，而是尽量满足，她们知道我在北大荒吃了很多的苦。 过了几天，大阿姐学校放暑假也回来探亲了。自打1968年夏天北火车站分手，姐弟再次见面竟是在三年以后，更没想到的是见面时，这时阿爸已经不在世了。大阿姐的生活比我要苦多了，虽然都是去了远方，都在农村，但我毕竟过的是集体生活，周围还有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战友。大阿姐一个人被分配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下面的公社里，在那样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头上还被戴着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她还要替阿爸承担每月寄给乡下阿爷的10元钱，负担是那么的沉重。回到上海她不讲究菜的好坏，只希望能吃上大米饭，足见她在那里生活的艰难。 那年，先于我们参军去的同学纷纷退役，好友王金年也回来了，我们结伙去游玩，市中心的人民公园，远处的长风公园，都是我们的好去处。同去的还有两位女同学－－一个是“8.27战斗队”的王明珠，另一个外号为“小胡子”。我们在公园里玩耍、拍照，交流各自的经历。王明珠因身体不好，留在了上海，分配到了上无三厂，还在厂里参加了文艺小分队。她很努力，早早就入了党，后来被推荐去华东师大上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市委宣传部，后来当了市政府接待办主任，据说现在的地铁3号线原先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为“明珠线”的，是个十分能干又十分正宗的人。不幸的是她于2004年夏天因白血病而英年早逝了。 
王金年（左）和我在长风公园。
 我们在长风公园摆ＰＳ，前女为王明珠。  王明珠（右）和“小胡子”在人民公园。 那年，我又准时返回了连队，没有超一天假。 此后的几次探亲假都是和连队其他的知青一起在上海过的春节，我们间时有走动，山海关路石英汶家、斯文里陈梅春家、西康路谈菊芳、谢瑞芬家，我都去过。还记得在石英汶她母亲端上来的汤团，我是不吃糯米的食品的，但那天盛情难却，破天荒地吃了两只；也记得去张惠芬家带她去上海音乐厅，听朱逢博唱“北风那个吹”的事情；还记得去桂继红家，那时她父母亲正遭受迫害，全家被赶到了底楼的一间小屋子里，至今的印象里还只有人影晃动的阴冷感觉。我也去过毛节宽家，坐在面对长方形天井的他家中尽情谈笑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哦，还有就是倪云祥来我家问他能否吃大肉的事。岁月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这些情景依旧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 1974年的冬天是我离开连队前最后一次探亲，临行前突然发现自己放在箱子里准备探亲用的五十多元钱没有了。记得我将钱放入箱子时，有一个人是看见我放的。由于平时大家相处都很好，从来没有想到谁会拿谁的钱，因此也没有防备。想来可能是他一时起了贪心，悄悄的拿走了。后来一位在连队医务所工作的老职工子女问我，我的钱是不是全是五元一张的，因为那人曾托他人转手请她用这钱去买猪肉，准备探亲时带回家。这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想。齐齐哈尔知青李荣生知道此事后，让我别作声，让我先去把那五十元钱换回来，由他去找那人。毕竟做贼心虚，又是第一次做这事，那人很快承认了，把钱送了回来。 探亲本是探家庭之亲，我却感受到了知青间的浓浓的感情，真是情满探亲路。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