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十分激动兴奋，“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可以报考大学，用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那些年要上大学，并不是随意“报考”的，虽说是“推荐”实则大显神通走后门，上面分配到县到区到公社个把名额，大家闻风而动。父母当大官的当小官的，争得不可开交，连一些小老百姓家庭，也硬着头皮“人找人，人托人”，明知没指望还是要碰碰运气。我当年所在的四川省涪陵地区武隆县白马公社，90多个知青，百姓子女上大学机会，简直难于上青天。 我们几个知青商量，赶紧跑回重庆找些书复习复习，不管怎样，要去试一试。当时的信念是，考得上与否是另回事，但决不错过这机会。糊弄些东西吃了就赶路。当时的顾虑，请不到假也不怕“私自回家”罪责，我们不敢走“正路”到白马乘船到涪陵，而是绕25公里之多的崎岖山路走白涛赶车到涪陵，再搭乘“东方红”号轮船回重庆。 和顺寺院平风车观景台 赶回重庆，满街都是复习考大学成了全社会最关心的话题，学校内外、大街小巷弥漫着与高考有关的气氛，但十几年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学习资料少之又少，复习漫无边际。记得高考前一个多月，涪陵一中、二中还开了“辅导班”，许多老师自告奋勇当“导师”，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辅导”全是免费。那年月的老师真好啊，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视金钱如粪土！ 大学，神圣的殿堂，“黄金屋，颜如玉，千钟栗”，对多少人来说，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其实，梦幻归梦幻，当时参加高考的许多“有志青年”，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好奇心走进考场的。1977年的那场高考，毕业12届如饥似渴的数百万考生同时挤在一起，考场如战场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是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不曾想到也难以理解的。“考得上更好，考不取无所谓”，家长与考生，考生之间，都这样说这样想。比起现在的考生和家长来说，40多年前的那代人，面对高考，坦然者随遇而安者居多，患紧张恐惧症极少，更罕见去“寻死寻活”。 考试属地管理，我们只好回到武隆，那段时间善良的大队支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复习。白马中学设了考点，我参加两天的考试（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之后就是难熬的等待。大概是当年的12月下旬，数着天数过日子的我，突然一天喜出望外地收到两份“通知”，一份是父亲单位照顾困难家庭的“自然减员录用职工”通知，一份是县招生办的“高考初录（当年高考没有公布成绩）”通知。一天两个“通知”双喜临门，接下来仅差政审、体检等“例行公事”了。 白马镇山上和顺镇山顶上林立的风车 当时同父亲跑到公社办“有关手续”，迎来的是一片阴云。公社姓杨的文书听完“来意”，漫不经心、面无表情地说，政审手续只能办一种，要么工作的，要么大学的。父子央求多次，总是得到不耐烦的那句话：地区招办有文件，不行！没有办法，最后只得照杨文书的“指示”办理参加工作政审手续。那年高考未公布分数，不敢“走险棋”，只好忍痛割爱。“儿子，先工作吧，免得芊担挑缸钵，两头都滑脱”。父亲说话时脸色之难看，话语之凄切，那情那景，至今难忘。 公社文书的话是否准确，地区招办有无这样的“文件规定”，没有去询问过打听过，一个小小的公社文书都这样盛气凌人，那些大一点的机关部门，极少有人愿意去迈门槛。同时写两个政审材料，应该不犯什么大忌，但杨文书几句话，竟夺去了一个年轻人“千辛万苦”拼搏来的机会，我那激动人心的“第一次高考”，也就这样“出局”、“淘汰”了。直到现在，我相信这样事实：不管官大官小，只要捏得住你，“一言九鼎”，无处不在，我发誓，再不参考。 从那以后，一提起高考，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头痛，可能是“条件反射”。今天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年轻气盛不成熟，虚荣心重，不谙人事。第二年夏天，在亲友劝说下，改变“终身不考”的誓言，请几天假，仓促上阵应考。炎热之夏，苦苦等待结果，超录取线30多分，被西南师院78级地理系录取，也算圆了一个“大学梦”。是“有志者事竟成”，还是命运如浮萍不能自持？在中学讲台上几十年了，自我难解。话又说回来，我如今手里捏的大学文凭，是西南师院给的，感激之情，日益见浓见深，一言难尽！ 几十年来，那位“改变”我第一次高考命运的杨文书，其言其行，依稀犹见。 今年我在武隆和顺镇避暑，遇上一位当年一同下乡，今年碰巧也在和顺避暑的朋友聊天，方知“杨文书”已在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为照顾家庭调回了他老家兴顺乡（现在为和顺镇的一个村），他前几天才见到他的。朋友和我聊了高考遭遇的这段“小插曲”后，也是感慨不已，说一定将这段往事告知老杨。但我一再嘱咐“不要责怪他”。过去之事，我记忆犹新，人家不一定有印象。高考于我是“终身大事”，于他是“见多不怪”。 世上的事说巧硬是巧，七月份一个偶然机会，我驾车去兴顺寺院坪的路上，在一个避暑山庄遇到我这个朋友和在公路旁边卖嫩包谷的“杨文书”正在聊天。我急忙靠边停车，打开车门跳下来，令我吃惊的只是眼前的杨文书，满头花白，脸庞奥黑，老态龙钟，一个地道当地老农民的打扮，全无昔日公社干部派头，看上去还有点“怯生生”的样子。尚未寒暄，他急促而言：“认得，认得，当年白马公社的知青文再兴。”看得出他有些激动，我也很激动，是啊，几十年不期而遇，也是一种缘分，赶忙拿出烟发自内心走到他跟前：“老杨，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如果那次考上大学走远了，今天还不一定见到你呢！”相逢一笑泯恩仇。老杨伸出接烟的双手啰嗦发抖，然而，我见到他眼里有些泪了。 听老杨讲，他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子女们都搬下山居住，留下几亩地，荒着可惜，就和老伴种上些粮食蔬菜，这些年来山上避暑的人多，几亩地还可创些收。 光阴荏苒，岁月无情。人这辈子过得真快，就像睡一觉，梦还未做完，天就亮了。1977年的那次高考，至今48年，已有一个“天命”年时了。当年570万人拥挤高考这座“独木桥”，录取20万，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但是，我要想说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高考，不管是20万的“佼佼者”，还是500多万的“落榜者”；成为各地各界精英人才也好，依然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也罢，都算时代的“幸运儿”。因为，我们曾经历过、参与过的，是中国史上最划时代最有纪念意义的“大考”。 作者简介：文欣（笔名），1954年生，重庆江北人，1970年下乡涪陵地区武隆县白马公社，1977年底回城，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至退休，一生发表文学习作300余万字，中学高级教师。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