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烤鸡，烧鸡，还是白切鸡，总是香气四溢；不管是白人，黑人，黄种人，大都喜爱此食。此种肉类(含鸡蛋）少有宗教禁忌，有神论者也好，无神论者也罢，大快朵颐亦是常事；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甚至伊斯兰教似乎也没见完全禁食规定。说起来确实还真有那么点神奇。
鸡和鸡蛋，在幼年及青少年时段，那是记忆中极好的上品美食，滋味鲜美且稀缺珍贵。印象极深的是孩提时看过一个国产战争片《南征北战》，内中有一个被俘的国军军官，押解途中，摘下手腕上的金表，悄悄地递给押解他的解放军小战士:“小兄弟，请帮忙给我买一只鸡。”阶下之囚，乃然抵御不住鸡的美味。结果自然遭到拒绝，鸡没吃成。可是，天哪，一只鸡竟然可以贵到如此天价？幼小的心灵无异被重重一击，时至今日古稀之年还是常常会想起。
那部电影还没拍摄以前，我就喜爱吃鸡和鸡蛋。闻到炖鸡汤和炒鸡蛋的香味，鼻翼必定会使劲抽动。可惜生活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国穷民贫，物质供应极其困难，所有吃食都要凭票证供应。记得每户人家一个月只有一斤鸡蛋，逢过春节每户凭票才供应一只冰冻鸡。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能吃上顿炒鸡蛋就犹如过个年节。我家兄弟姐妹多，大家都眼巴巴地盼自己过生日。因为父母定下规矩，孩子过生日那天，庆贺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吃两只水铺鸡蛋，还可以加两勺白砂糖。那滋味呀，能让我巴砸嘴一整年。
对于逢年过节发票证供应的那只珍贵的冰冻鸡，摆弄过程是及其严肃认真的，甚至觉得颇有些仪式感。鸡买回来放在盆里化冻后，我妈亲自动手，洗净鸡身，剪去鸡爪上坚硬指甲，然后拿出一把镊子，细心地去除6身上残留的细小绒毛。这是一件极需耐心的事情，老妈的忍耐力让我感动。拔净毛后从鸡的尾部开一个小口，掏出内脏后洗净，配上菜蔬另制做一道美味的炒什锦时件(北方叫炒鸡杂）。再把鸡腿和鸡脖子盘弄好形状，整鸡放入家里一年难得用几回的大砂锅，慢火炖煮。鸡炖到七分熟，那浓郁的鸡香味能把馋咽水勾引上喉咙口。把整鸡捞出来，鸡头高昂，鸡翅鸡腿都摆放的有模有样放在大盘子里。这鸡是不能马上吃的，作为主菜放在桌子中间，必须等其它菜都做好，七碗八碟地摆放整齐，然后点上香烛，供奉菩萨和列祖列宗。这是我们许多宁波人家庭的规矩和习俗。孩子们望着桌上佳肴，只期盼着那香烛快点燃完。
祭拜仪式结束，那鸡也不是马上能吃到的。老妈把鸡盘子撤下来，把鸡头，鸡脚剁下，把鸡一分为二，半只做成白宰鸡块，另半只包括鸡头鸡脚，加上土豆块，回锅做成红烧鸡块。拿着筷子，望着已经被四分五裂码放的鸡块，怀着一颗癫狂的心，一双颤抖的手，瞬间让盛鸡的盘子露出干净的磁盘底。可怜的鸡啊。
记得有一年，为了改善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态，老爸悄悄地骑自行车来到苏州河边的三官塘桥小农贸市场，从老乡手中花了四十元高价（当年一个二级技术工人的月薪）买回来一只老母鸡，为避人耳目免得招人惹眼，炖成鸡汤后全家关起门来美食一顿。此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及至文革时作为走白专道路的技术权威，向往资产阶级生活的恶行，落实在老爸被批斗时的罪状之中。现在想来，为了吃一只鸡，竟然成为人生中走资本主义的罪状，荒唐中透出一股浓浓的啼笑皆非的鸡屎味。
真正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吃鸡，是在插队落户时的农村。下乡劳作，纯粹是重体力活，可是在那西北黄土高坡，吃食贫乏，除了一些土豆白菜，一年见不到几回荤腥。想吃肉简直把我们想疯了。
刚下乡没有知青住房，生产队把我们安排在村里小学校的一间旧教室里栖身。于是，整天与隔壁教室的小学生为伍。全校只有几十个村里的孩子，一个姓孙的独眼龙老师。
孙老师当属村里最高文化的“知识农民”，据说文革前在县里读过高中。毕业后也曾在公社小学正儿八经地当过人民教师，吃过商品粮，着实也风光过一阵。后来听说是因为出身成分高（地主家庭出身），性格过度爽直，一张“不值钱”的破嘴碰上看不惯的人和事就得得地乱数说，没少得罪上级领导。碰巧那年有两个学生在操场上用竹竿打架，孙老师一边斥责，一边上去拉架，学生一不注意竹竿尖扎在孙老师的左眼里，一只眼就瞎了。六十年代精简人员时，这一竿子就给“触发”回了村里，当了个民办教师，重新挣起了工分。还真应了那句祸从口出，撅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的老古话。
三、四月份的内蒙还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屋内有火炉，我们十个知青挤在一起，倒也不算冷。可要是出到屋外，那可不是好滋味，浑身冻的直哆嗦。问题来了，小学校厕所是在院子的另一角，露天的，晚上要是从暖被筒里出来上厕所，那不仅仅是靠勇气能支撑得了的。16、17岁的小青年，谁也没有勇气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去院子那一边的露天厕所方便。也不知是谁先开了头，尿急了，翻身下炕，拉开房门，从门缝里像机枪扫射般的往外“飙”。那时候才发现，尿尿也会受传染，只要有人开了头，后面就会一个跟着一个起来尿。等十个人都尿完，把房门关严，此起彼伏的打鼾声才把我们送入梦乡。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虽然刚射出去的尿在成抛物线状时还是热气腾腾，可一落地，马上冰凉，再过几分钟就冻成了冰。半个月过去，尿水和泼出去的脏水掺和一起，在门前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冰坡。这下可把隔壁读书的楞小子们高兴坏了，下了课，找张纸片垫在屁股下，从我们门前的冰坡上嬉笑着望下滑。不滑到人仰马翻总不罢休。可能是孩子们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尿臊气把孙老师彻底激怒了。终于有一天，我们还没出工，一个粗嗓门在屋外炸响：你们还要不要脸啦？你们还算是有知识的青年？人没出来，那“逑”到先出来了……滔滔不绝的刻薄骂声持续了好一阵，破锣似的嗓音直震耳膜。有弟兄沉不住气了：“这地主狗崽子！”拉开房门准备出去干架。我赶紧拉住弟兄：“别，别出去，吵起来村民肯定帮他，骂一会他就没劲了。”果然，一会儿骂声停了，传来叮叮当当锹镐与冰块的撞击声，孙老师领着孩子们把门前的冰坡清理干净，尿冰块被抬进了露天厕所留作肥料了。
虽然是我们做下了没理的事，可劈头盖脑地被臭骂一顿这口气毕竟难消。年轻气盛，我们决定给这个“狗崽子”老师一点“再教育”，让他知道“知识青年”并不是软柿子，也是有脾气的。
说实话，当年下乡对于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我们并不怵头。真正难熬的是缺菜少油，配给供应的那点粮食不够吃。要知道，十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清汤寡水肚子里没有油水，一天能吃进去多少粮食？油水，急需补充油水。我们把目光瞄准了学校院子里，那群有金黄色漂亮羽毛的大公鸡率领的小母鸡。这群鸡大摇大摆四处觅食，并不怕人。
那是孙老师家喂养的一群鸡，有十多只。当地农村，鸡是散养的。鸡窝一般都是在坡上离地半米高的地方，挖出一个口小肚大的土洞，里面支上几根横木棍，晚上鸡在木棍上栖息。鸡窝口盖上一块青石板，很简陋，却很实用。每天清晨，孙老师一到学校（他家住在学校上面的山坡上，离教室有二、三十米远），先搬开堵鸡窝青石板，让鸡飞出去自由找食吃。傍晚天擦黑时，孙老师会给鸡喂上一把小米或玉米之类拌上麸皮的细粮，鸡吃好后会自动跳进鸡窝，孙老师就把鸡窝口用青石板盖上，然后背着手上坡回家。
知青集体户召开了战术“研讨会”，作战计划制定的滴水不漏。第一小组负责望风监视孙老师一家的行踪，等天黑孙老师回了家，立即发出信号；第二小组两人见信号马上带上铁锹，到宿舍背后隐蔽处，挖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坑，上面用荒草掩盖，备用；第三小组在屋里烧上一大锅开水等“鸡”下锅；第四小组是特别行动队，队员小王、小沈、小严身手敏捷，等天完全黑下来，拿上手电筒，来到院子鸡窝旁，轻轻挪开青石板，猛地打亮手电筒，在强光照射下，鸡一愣神的时候，飞快地伸手，卡住一只鸡的脖子，使劲一扭，悄没声地拖出鸡窝交给同伴。接着如法炮制，再抓第二只。然后悄悄地盖上鸡窝青石板，班师回朝。
那真叫一个快，用不了十分钟，两只鸡已经褪毛，破膛，洗净，入锅煮上了。没有什么作料，抓把咸盐一撒，煮上十几分钟，没等完全煮熟就捞出来。十双饥饿的手一拥而上，你撕一块，我拽一把，顷刻间连细小的鸡骨头都被我们嚼碎吞噬。能吃的都吃个干干净净，不能吃的鸡毛，粗骨等全用废纸包好，马上填进屋后事先挖好的坑中，盖上土，再倒上一盆水，用不了半个小时，那片土就冻个瓷实，一切了无痕啊。
第二天一早，孙老师挪开青石板，看着心爱的鸡在眼前一只一只飞出鸡窝，欢快地在院子里嬉戏。看着看着，孙老师往常挂在脸上的笑容突然僵硬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院子里的鸡，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把秃脑袋探近鸡窝口，睁大那只独龙眼往里察看。“狗日的！”他愤愤地骂一句。终于确认两只正在下蛋的小母鸡失踪了。
这一天的课孙老师是否教好，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多次发动老婆孩子在学校院子内外，山坡上，荒滩里“咯咯咯”地呼唤，试图召唤回那两只已经被我们幻化成粪便的小母鸡。傍晚，我们收工后回到宿舍，孙老师难得地进了我们宿舍问寒问暖，东拉西扯地聊天。呵呵，火力侦察，这个懂。我们笑嘻嘻地应付着把孙老师送出门。
毕竟孙老师是这个村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智商并不低。几天后他就坚定地把怀疑的目标聚焦到我们集体户身上。当我们实在禁不住鸡肉香味的诱惑，再次天衣无缝地完成了吃鸡行动，孙老师见到我这个集体户的户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嘿嘿干笑几声，伸出四个手指，那只独眼睁得溜圆，手掌举到脸部晃动，嘴里讷讷地自语：“小张，嘿嘿，我机迷（土语，即明白）着呢，一目了然，一目了然……”
毕竟，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证据，孙老师还是没有公开发难。随着时间流失，吃鸡事件也就悄没声地淡化了。转眼就是过“五一”节了，那天早上，出人意料地孙老师的老婆提着篮子进了我们知青宿舍。揭开盖在篮子上的毛巾，哇，半篮子红壳土鸡蛋！她一个一个地轻轻拿出来，放在炕上，说：“唉，娃娃们可怜，从大上海来到我们这穷乡乡，甚也吃不上，今儿个过节哩，娃他大（当地土语，即孩子他爸）让给你们送几个鸡蛋，自个儿家鸡下的，新鲜着呢，煮上吃哇。”说完，提上空篮子走了。
多诱人的鸡蛋啊。数了数整整有三十个。我们面面相视，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涌上心头。集体户中年龄最小的小朱悄悄对我说：“张哥，咱们要不偷吃掉那四只母鸡，现在能下多少蛋啊。”是啊，能下多少蛋，又能孵出多少小鸡！这对贫困山村的乡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光阴似流水般在劳作中逝去。几年后，我们陆续地上大学，被招工，先后离开了农村。又过好多年，集体户中已经在上海、北京、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工作的兄弟相约聚在呼市。今非昔比，不少兄弟成了企业领导或政府科级干部。六、七个人，两辆小车直奔当年下乡地。车后备厢里满满的烟、酒、糖果、蔬菜、粮油，是对老乡在我们接受“再教育”时给予善良对待的一点谢意。当然，我们也专程拜访了孙老师，在推杯换盏中笑谈起了当年的“吃鸡”事件，没想到孙老师晃动着喝红了脸的秃脑袋，眯起那只独眼，满脸诚信地说：“有这事吗？我咋啦一点也没印象呢，你们是在说笑吧？”
多么诱人的鸡香。多么淳朴的乡民。于是，生活感觉到了滋味。
修稿于2025.8.2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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