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黄色的封面，行书体的“知青”二字，黑白的照片，都是当年我的建议；翻开书页，从熊月之先生的《序》、编委会的《前言》、目录，到书中各地上海知青的102篇口述文章，直到最后的《后记》，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从初选、定稿、校对，到落实排版、审核清样，这些文章我不知看过多少遍，然而至今读来依旧是那样的亲切。如同《前言》中所述：“知青在农村从最初的被动的受教育者，逐步演变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支生力军，我们从本文所收集的口述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条条生命的轨迹。”每一篇口述文章都是口述者亲身的经历，有酸甜也有苦辣，有失败也有成功，组合到一起就勾勒出了一部上海知青的上山下乡史，作为一个窗口，可以窥见当年上海知青下乡到各地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所以它就显得十分的珍贵。都说“敝帚自珍”，更何况它是我们十年怀胎而生下的漂漂亮亮的宝贝儿子呢？ 手捧《口述史》，我的思绪便飞向了十年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宜昌路校区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时任研究会会长阮显忠的带领下，我们几个人进行了数小时的研讨，达成最后的共识，“上海知青口述史”的第一支采编队伍成立，采编工作起步。然而，囿于许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途停滞，不了了之。但既然生命已经开始孕育，珠胎已结，哪有不成长之理？ 2018年，口述史的采集工作再次启动。这次，上海档案馆也派人参与，第一场采访就放在二工大南面的上海市经济管理学院的多媒体教室，上海档案馆组织了庞大的录像队伍，进行现场录像。记得当天采访的有黑龙江知青、媒体人韩自力和被誉为“驴背上的医生”的新疆知青姜万富。方韧老师是采访者。我到了现场，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也做了一定的文字记录。 此后，江西、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贵州等地知青的采访也陆续进行，取得了大量的影像和文字资料。然而，又因种种原因而再度中止，但采访的资料却完整地由市档案馆和研究会分别保留了下来，为后续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珠胎在胎包中顽强成长。 时至2020年9月，在时任研究会主持工作的副会长张刚先生的主持下，由研究会副秘书长马琳先生担任主编的《上海知青口述史》编辑班子正式成立（后期我和龚麟森老师加入），并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安徽、上海市郊农场、江西、贵州、云南和投亲靠友等地（处）为单元进行了分工，落实了专门编辑人员，制定了首批采访100人的目标，提出了于2021年底2022年初正式出版的计划，《上海知青口述史》的采编工作又一次重新启动，并获得了扎实的成效。这样，经过五年多的采访、整理、汇集、修改，在原有的现场采访、录音、录像的基础上，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资料征集，扩大了采访对象，补充了大量内容，终于2022年年底按计划将此书基本汇编成功，并于2022年春交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很快清样出来，厚厚的上下册两本，沉甸甸的。应该承认，直到此时，《上海知青口述史》一直是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研究会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偏偏在即将临盆时，幺蛾子频出，《口述史》难产，差点儿胎死腹中。这一难产就是四年！ 好在四年后的2026年，《口述史》的出版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次胎儿未变，母亲身份已变。由编辑组自己以母亲的身份，承担起《口述史》出生和抚养的重任，以摆脱各种干扰，让它能够最终顺利面世，走到广大知青的面前。 从2016年起，我全程参与了此项工作，确实对它有他人难有的浓厚感情，对射向它的种种冷箭，不惜以身面对，坚决反击。但处在第一线的马琳老师相比，他所面临的压力远比我大，既要做原则上的坚持，又不得不做一定的让步，他所要处置的事情，绝不是我在这里写几行字可以相比的。《口述史》的最终问世，他的功劳是巨大的。当然还有张刚先生。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刚先生就没这本《上海知青口述史》。在此，我表示无限的敬意。他们是知青中大写的人！ 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知青朋友：口述者、采写者、编辑者和领导者，你们是《口述史》这个婴儿的坚强守护人。遗憾的是书中的一些口述者已经离世，未能在生前看到它的出版。 至此，突然想起唐代刘禹锡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上海知青口述史》经历了十年怀胎的艰难对得以面世，几可与《红楼梦》相比。也许正是如此，才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是金子总会发光，经历了十载光阴的“千淘万漉”，黄沙吹尽，始见此书，可见《上海知青口述史》的珍贵。只可惜原本要出第二第三本的计划已经落空，我们再无第二第三个十年的时光了。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