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改革开放前上海郊县农村的分红与分粮，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远古”历史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于上海近郊下乡务农期间，曾担任生产队会计，对当年农民的分红与分粮十分熟悉，记忆犹新。 笔者所在公社是以种植粮棉为主的生产集体。由于地处上海近郊，农村与工厂共处一地，有一个生产大队几乎全部农田与村子都在上钢一厂包围之中，这里农民人人都有上钢一厂出入证，否则有家难回。更多的大队或生产队与一些大小工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错。笔者所在大队与生产队就属后者。 这样的地理环境，又是田少人多。我们生产队百来个劳动力，仅84亩农田。农民的收入主要由这点农田出产的农产品创造的价值而得，当然还有一些不多的向附近工厂派出的农民劳务工，即“外出工”的收入。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里农民去工厂“外出工”的机会是不少的，但，这在当年是被当作“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非公社批准统一安排的劳务农民是不能自已承接去做的，也是大家不敢做的。记得，当年笔者曾与《解放日报》记者李树林先生合作写过一篇通讯《不要金山银山，要叫社会主义粮棉堆成山》发表在该报上，介绍淞南公社华浜大队一位生产队长的先进事迹。这篇报道，比起“宁要社会生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粮”的极左口号，已算是进步了很多了；但，以今天的认识来看，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些。 交代了这样的背景，再来谈农民的年终分红，就比较讲得清楚了。 所谓分红，即农民一年辛苦劳动，到年终生产队给农民劳动力所作的现金货币分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即使地处上海近郊的农民，平时一年到头是没有货币分配，即平时不发工资的。笔者所在生产队，因是上海近郊工农共存的生产队，绝大多数家庭的男主人，或是国营工厂的职工，或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等，平时生活费都是靠他们所挣国家工资来维持的，那时老百姓称作“吃皇粮”的。极个别家庭没有“吃皇粮”的，也叫“纯农户”，生产队每月给这类家庭的成员每人预支2元，到年终分红时扣回。 那么，年终分红可分多少钱呢？这要看生产队全年可分配的纯收入(利润)有多少，还要扣除明年再生产所需公积金的提留。 至于个人可分红的多少，就看你全年劳动所得工分有多少。那时，生产队劳动力按体力技能，分若干等级。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大多数男劳力为11级，即田里劳动10小时可得11个工分。多数全，女全劳力为10.5级，即劳动10小时得10.5个工分。当然，老弱病残者的等级都在此以下。应该说，基本体现了同工同酬的政策。 再说一个工分可分多少钱呢？这就要看生产队的收成了。那个年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是十分严重的，100斤稻谷只值11.4元；100斤小麦值13.2元。生产队的货币现金收入主要靠向国家缴售棉花、油菜籽，以及出售生产队饲养的生猪等的所得。记得棉花出售时，税务部门会直接从销售款中扣除生产队实有每亩农田8元钱的农业税，剩下的钱款存进了生产队在信用社的账户中。 我们生产队近百个劳动力，年终分红扣除全年分配的稻谷麦子等实物款，及少数家庭的预支款后，整个生产队从信用社提取作分红的现金仅有20000元左右。有的家庭五六个全劳力，分得最多的上千元；有的一家分得两三百、三四百元，也感到很高兴了；还有些家庭由于劳动力少，分得极少的几张零碎小票；更有甚者，辛苦一年，只收获一张白条，他们属透支户。 所以说，上海市郊农民的劳动收入比起“36元万岁”的企业职工还要差不少了。 关于粮食分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我们这里棉粮区农民由粮管所规定的基本定粮是年人均480斤毛粮，按72%的出米率，年人均基本口粮为345.6斤，按十二个月算，月人均28.8斤。这数字有怎样的含义呢？ 首先这毛粮的出米率其实根本达不到七二折的。最近在宣传节约用粮时，从媒体所见，眼下碾米厂稻谷的出米率只有61%左右，放低标准将碎米全算进去也达不到70%的出米率。在当年上海郊县种植双季稻的情况下，出米率更是远低于此标准的；但，粮管部门制定的标准，农民只能全盘接受，也就是月人均口粮实际上达不到29斤的。 其二，此28.8斤的月定粮，是按整个生产队老老少少总人数算出的平均数，而各个生产队的人口年龄分布不一样的。有的生产队年幼小孩多些，口粮安排就比较宽松些；有的生产队小孩子少，而青壮年男劳力多，这口粮安排就十分困难了。笔者所在生产队田少人多，还要靠一部分返销粮过日子，这口粮安排更是难上加难了。那个年代是很难吃到荤菜肉类，人价肚子里本来就少“油水”(脂肪)，一个农民劳动力每月36斤定粮也是很难够吃的；像上钢一厂等重工业企业的工人月定粮45斤，甚至60斤也是不稀奇的，而种粮的农民却是口粮不够而常常捉襟见肘的。那时住在同一村子的小孩子，城镇居民户口的初中生每月定粮27斤，而农村户口的只有23斤；城镇居民户口的高中生每月定粮29斤，而农村户口的只有25斤。所以说，农民家庭大多粮食不够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取消粮票为止。此话讲给今天的小青年听，无异于天方夜谭，很少有人会相信的。 前几天从媒体报道所闻，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年报说粮食连续十几年增产，人均达到940斤，很厉害，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进口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我们国家按14亿人算大账，人均年消费800斤（其中一半转化为肉蛋奶），粮食总需求为11200亿斤，有关部门确认的2019年的粮食产量为13277亿斤（1996年为10000亿斤时，我国是粮食净出口大国），应该说现在的粮食产量（假如没有泡沫）即使不进口，供中国14亿人吃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没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人，对以上这些数字是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的；若与上面笔者当年亲历的数字一比较，感受就大不一样了。 记得10多年前，某名牌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宝山党校作报告，大讲发展房地产对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作用。坐在下面的笔者当场质疑，大量农田被占用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否会受影响？这位教授的回答是，同样面积的土地种粮食能有多少收益？如果开发其它经济项目，可取得种粮食的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的收入，我们可以用这部分钱去买更多更好的粮食，何乐而不为？对此话，笔者总以为有点似是而非，至少，并不完全正确。今天，在中美贸易战中，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不少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稻米时，人们对此的认识应该醍醐灌顶比较清楚了吧。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