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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北大荒五十年 建中国最美家庭农场(中)

时间:2019-02-09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朱晓军 杨丽萍 点击:
北大荒知青夫妇口述: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3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
 

 
北大荒知青夫妇口述: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3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葛柏林是八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十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短跑),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我父母给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时真挺困难,欠公家900多块钱。我父亲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战友又多,他挺爱装的,吃饭就掏钱,住旅馆也掏钱,该报销还不报销,革命嘛!那时候,吃一个烧鸡大概才18块钱,徒工一个月工资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块钱的饥荒,多大一笔数字?一直压着我们家,我妈说做人要有志气,吃咸菜也不能欠账。

      4

      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1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开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角,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我为了发工资,偷偷去寒葱沟粮库卖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辩了几句,对方拔出了手枪。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工资不高,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经济上没出路,政治上没前途,谁跟你干哪。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3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知识)扔得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10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10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2015年,葛柏林与林莉在圈河农场的家中。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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