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岁月（4）继续革命（5）要我革命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6-02-01 点击:
自那以后，我基本不到学校去了。可“世界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十五、六岁的我更不是那种可以闭门谢客，安心在家的人。我成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纠集院子里几个小伙伴游泳，逛街，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早已荡涤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湖南街道。街道里委告知，我们这个街道是全上海资本家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注1），扫“四旧”抄家的任务很重，全体革命居民应该积极参与。
14、5岁的我们并未经历过什么“革命风暴”，只是沾染了一点跟风起哄的习气，这在当时被称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一旦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住在隔壁110号的胥仰南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通过街道革命群众的揭发，我们知道胥仰南是旧上海纺织业大资本家，这110号前后两栋楼都是他的。这更增加了我们被资本主义势力包围的紧迫感，对他怀恨在心。我们的父母把脑袋别在裤腰上闹革命，如今生活如此清贫。那边隔壁警备区少将待遇虽然高不少，但那毕竟是人民军队的将军。可这个旧上海的资本家，一家独占两栋房子，凭什么？更可气的是，他的老婆比他年轻不少，据说是他的四老婆。如此的腐败肮脏，更让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那天一听说要对他家采取革命行动，我和几个小兄弟借机就冲了进去。在前楼，人很多，一片乒乒乓乓的打砸声和训斥、怒吼声。我们几个毫不恋战，径直穿过前后楼之间的天井，钻进了后楼。进了后楼，感觉不是他们家的正房，可能是佣人住所，家具十分简陋。我们很失望，一层层往上走。越往上走，越不像有人住过。这里房门紧闭，没有窗，只能层层开灯，否则会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墙角都是蛛网，扶梯把手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整个空气里散发出一股凝重的霉味。我们犹豫了，还要往上走吗？看着几个小兄弟期待的眼神，我只好心里默念几句,“下定决心，不拍牺牲,……”咬着牙冲到最高层，五楼。五楼有亮光，透过偏窗射进来，让我们心定了不少。只见房门上一把上了锈的铁将军把门。这难不倒我们。我们抄起早就准备好的铁条，三下五除二就把它卸下来。门打开了。我们几个闯了进去。
这是个库房，里面橱啊柜啊摆放得很乱，还有许多书报杂志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很明显，这是个多年没人来过的地方。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把窗打开，等呼吸顺畅了才开始翻检库房里的东西。我们先打开一个橱门。好家伙，成堆成摞的景德镇瓷器，尽管尘封多年，其精美的材质、花纹还历历在目，让人流连。我们禁不住吹掉灰尘，定睛观看，哇，胥仰南和他家人的大名都镌刻在上，还镶着金边！那算不算艺术品？可再一想，他们是想把家族的财富和名望千古流传！是可忍熟不可忍! 决不能让他们续上香火！可我下意识的顺着窗户，和小兄弟一起把瓷器一摞摞往下扔。听到瓷器摔到天井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既感到痛快，又有一种莫名的惶恐。接下来，又有了更重大的发现。我们翻出了一大堆外国画报，那上面搔首弄姿的泳装美女让我们目瞪口呆又不敢多看。“烧掉。”我皱着眉，把这些杂志从小兄弟手中抢下，一捆捆放在门口，留待离开时带下去。我们既好奇又不安，在房间里又搜寻了一番，就拎着那些“黄色”杂志下楼了。来到天井里，我们就着革命居民早已点起的一堆火，把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投到火里。看着那不断吞噬着纸张、衣料和贵重装饰品的火苗，我的心里只有痛快和对封资修的革命义愤，丝毫没有了刚才在楼上的忐忑和不安。
那以后，胥仰南成了我们头脑中“封资修”的现实化身，就连他满头的白发、低头垂腰的姿态和挂在脖子上的大牌子都让我们感到他就是“腐朽、没落的反动分子”，就是我们的“专政对象”。他每天挂着牌子扫马路时都常常受到我们的呵斥：“臭资本家，好好改造！” 那天看到他照常扫马路时脖子上没有了牌子，我们还上去追问。当得知是居委会干部允许他扫地不再挂牌子才善罢甘休。我们甚至一度将这种义愤迁移到他的子女身上，对当时与他同住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多有不敬。
当时还有另一种革命，却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那是在我们门房间马阿姨的领导下的。院子里当时的门房间是由一对老职工负责的。男的姓郑、已60来岁，高个子，黑皮肤，大眼睛。人还算是挺憨厚的。他的老伴马阿姨与他相反。马阿姨身材矮胖，性格张扬。最糟糕的，是她颇有责任心，而就是这种责任心在文革中对我们好像不是福音。我们背后叫她“马大婆”。
按职责，门房间是负责院子里的安全保卫，绿化清洁工作。但文革爆发后，院子里的社会生态倒了个个。过去轿车接送的高干们大多受到冲击。他们车没了，进出大门时大都低着头，夹着个包，脚步匆匆。中、下层干部变化不大，只是没有了过去见到首长时的那种谦卑和敬仰。变化最大的就是马阿姨。她参加了工人造反派组织，红袖标不离身，终日喜气洋洋，见人就说：“毛主席又领导阿拉穷人翻身了。”
她的翻身意识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要落实在行动中。我们院子里过去就有个习惯，一到周末各家各户要出人到院子里打扫卫生。但那些日子，马阿姨把打扫卫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日上午一吃完早饭，她就在院子里大声喊道：“走资派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快点下来打扫卫生。”这样一来，打扫卫生的意义变了，对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成了监督改造的一部分，过去那种类似大家庭的温馨感觉踪影全无，院子里弥漫着一种阶级斗争的严峻气氛。马阿姨还与时俱进，积极组织早请示，晚汇报，更极端的，她还带着几个大人孩子大跳忠字舞。那些天里，每天一早一晚她就在楼底下喊“忠不忠看行动啊，革命同志不分年龄下来集中了。”然后就领着院子里的老老小小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喊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些做法，现在想起来挺荒唐，可当时，对于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来说，却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当时的我很奇怪，虽然也想好好表现，继续革命，却对这种做法相当逆反。我每次都装作没听见，或故意找事躲出去。院子里和我同样想法的孩子不少。我们的消极冷淡让她十分不快。
那几天，她还受上面委托组织我们院里的孩子学习。当时院子里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已经变得险恶起来，当时社会上“大分化、大改组”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通过学校、单位、家庭影响到孩子们的思想意识。我的父母已经被“打倒”了。因此，若不响应她的号召会显得问题严重。晚上的学习照例在门房间门口，大家从家里搬来小凳子坐成一圈。学习照例是先读报纸。然后就是大家谈体会。头几次，学习倒也正常进行，往
往是从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始，然后是读报纸，谈个人心得体会。只是马阿姨希望听到的是我们要如何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表态，而我们却常常拐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小道消息上去。
后来有一天，事情出现了变化。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我个人因父母受冲击有意无意对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我把这种情绪在讨论中流露了出来，有人提出了质疑。我当时勃然大怒，竟然动了粗。学习当时就不欢而散，以后再也没进行过。但院子里的街坊邻居，尤其是那些工人造反派，开始把我看成院子里要为父母翻案，成天图谋不轨的“坏头头”。我逐渐认识到，形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