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我母亲当时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厂归文化界，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此爆发的。作为党委书记，我母亲首当其冲，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大红伞”。为了深入揭批，天马厂（当时改名为“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造反派要到我家来“检查资料”。他们当然将这个打算通知了我父亲所在的华东局。因为我父亲当时并未打倒，华东局有关组织对天马厂造反派说“不”。就这样，那天傍晚，两边人马在我家楼下摆开了阵势，一派要抄，一派不让抄，发生了一场大辩论。我当时的反应是既恐怖、压抑，又有些好奇。我一声不吭，只是在边上默默地观看。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天马厂造反派的理由大致如下：电影厂情况严重，烂到根了，作为党委书记，丁一（我母亲）罪责难逃。为了要将革命深入进行下去，对天马厂头号走资派的家中进行彻底检查既必要又及时。华东局这边的理由也很充分：丘金是海员工运领袖，30年的老党员，对党赤胆忠心。丁一是他的妻子，问题也只是在审查中，决不能因此而对老革命进行抄家。天马厂方面于是又强调这不是“抄家”，只是搜检有关资料。看着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对天马厂造反派的同情更多一些。也许是那个造反派头头长得人高马大，也许是他的能言善辩，也许是他从内心深处透露出的真诚和热情，使他看上去特别像我心目中的“五四青年”。 后来，我爸爸从楼上走了下来。当时天色已晚，在昏暗的路灯下我忽然感到爸爸很老。他的腰更弯，嗓子更哑，说话也完全没有底气。（现在回想，他大概预感到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根据后来的资料披露，他上了“四人帮”的黑名单，差点被迫害致死。）可我当时感到很诧异，也很失望。这哪是我心目中的老革命、老工运领袖啊?后来，协议终于达成，双方都派人一起上楼检查，将丘金的资料留下，将丁一的资料拿走。造反派还算文明，没有出现当时到处发生的“打、砸、抢”和“毁灭性抄家”的现象。这场搜查到什么时候结束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感到很累，很快就自管自上床睡觉了。 我一连几天没下楼，我开始感到，这件事对我，对我的家庭影响重大。我们家成了院里第一户 被“抄家”的。革命落到我们的头上了。以后，我还是出去看大字报，但心境完全不同了，因为都是天马厂造反派安排我们到厂里看有关妈妈的大字报。于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大横幅上妈妈的名字像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样被颠倒写，还用红墨水打了叉，我第一次从大字报上知道妈妈忠实地执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人画了张上海电影界牛鬼蛇神的“群丑图 ”，其中的“丁一”真有几分像妈妈，更可怕的是,这个“丁一”还真有几分像“牛鬼蛇神”！ 就在这个当口，爸爸也被“揪” 了出来，据说问题“比丁一的要严重百倍！”我惶惑了。父母均被打倒，我从“革命后代”转变成“可教育好子女”，若稍有不慎，则有可能成为“革命对象”。那些日子，妈妈虽然还天天回家，但脸上早已失去了旧日开朗的笑容。爸爸一被揪出就隔离审查。一开始关在宛平路机关办公室。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他送换洗衣服和报纸的情景。宛平路机关离我家并不远，以前我也去过。那时一提爸爸的名字，马上会有人客气地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可这次性质完全不一样了。我只能低声告诉门房间，我是给丘金送东西的。一听我的来意，门卫马上一脸阶级斗争，先把我带去的东西打开认真检查，然后关照我时间不能太长。我一一点头，然后按照他的指点找到爸爸的隔离室。过去爸爸在我们子女面前总是一脸的严肃，话很少，当时更是这样。他头发稍长，白发增多，一贯沙哑的喉咙说话很吃力。我走上前去，下意识地轻声叫了一声“爸爸”。他似乎没听见，也没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我，只是默默地将需要换洗的衣物包好交给我。我除了把妈妈交代的有关日常生活的事转告外，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只是感到，或是我以为，他在等待，默默地等待，等一切有了结论再把详情告诉我们。他把包裹交给我，看我还傻坐在那里，就提醒我：“走吧，早点回去吧。”我站起身，把包挎在肩上，走出了房间，还没忘了把门关上。我来到门房间，把带出来的衣物交门卫检查。当门卫把东西还给我，我舒了了口气，迈开大步往家走去，心中一片茫然。以后我因送东西又去过几次。再以后老爸被关进了拘留所，一关几年，我在下乡之前再也没见过他。 那以后的一段岁月暗淡而匆忙。我时不时会碰到一些烦心事，面对着未来也要自己来拿主意。妈妈也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又能天天回家了。在那时，妈妈的事已经够让我们几个子女烦心了，大家都有意无意地不提爸爸，我也似乎把他忘却了。可我记得在我临下乡的一天夜晚，在睡梦中我忽然梦到了他。他又老又瘦，头发已经全白，慢慢地向我走过来。我赶紧向他走去，想叫爸爸，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我看到他眼中充满泪花……我醒了,失声痛哭，哭得好伤心。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