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岁月（3）我们要革命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6-02-01 点击:
我碰巧年长几岁，社会上冲不出去，却在院子里有了几分充当大哥，以势压人的资本。再加上我有个弟弟，小我三岁，始终和我“并肩战斗”，也多少加强了我在小哥们心中的地位。朱晓枫在学校红卫兵组织当了几天头，感觉不好，也回到院子里，和他弟弟一起加入了我们的阵营。在我们中间，他显得沉稳而有头脑，颇有“军师”风范。还有王路平，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叫他王路。他比我小两岁，却长得又粗又壮，完全是成年人的身材。我们一起出去，有他也颇能壮胆。而且，他好说好动，是我们各项活动的积极策划者与参与者。另外，还有张凯、周昂、魏海波、迟巍等都先后参与过我们的一些活动。当然，谈到小哥们，决不能忘了我们的“第二方阵”。马济生、许方方、杨燕南、甚至王立华都是其中的成员。只是因为他们当时年龄太小，在这个群体中基本没有话语权，只能在接受“领导”或不接受“领导”间选择。
以上的群体只是一种倾向，并无正式的约束。我虽然是因为在学校参加文革一次次迷茫，一次次受挫才回到家中，却并不打算从此就消沉下去，“逍遥”到底。于是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以便我们名正言顺地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回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抱着这个念头，我和晓枫、路平等几个商量后，准备到位于徐家汇的政府接待站登记建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名字就叫“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叫“红旗”？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那时候对过的上海交响乐团老演奏“红旗颂”，大概是党刊《红旗杂志》在我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据弟弟建华回忆，我们还真弄了面红旗，在阳台打了出去。但好象有人指出这么弄不对，似乎家里被占领了，于是很快又收了起来。那天我们哥儿几个满怀希望来到接待站，说明来意后接待人员态度倒也和蔼，但是提出了十个、一百个理由让我们放弃这个念头。在接待人员深沉老到的辩词中，我唯一感到的是对我们一腔热情的轻视和自己的幼稚、天真、不切实际。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含着眼泪一拍桌子，扭头走出了接待室。小哥们也一个个情绪激动，默不作声地随我一起离开了接待站。
说来凑巧，当时华东局机关也鉴于各机关大院干部子弟流散在社会上各行其是，惹出不少麻烦而力求在各个大院建立一些学习班，甚至派出辅导员，使孩子们有个归宿，少在社会上惹事。一开始，我们对此还是乐于接受的。我记得，辅导员曾安排我们到长风公园参加公益劳动。那天我们去了不少人。我们挖土装车，推车填坑，大呼小叫，还真干得热火朝天。要不是由于天气太热，我们还真想多去几次。当时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在我们一再的要求下，上面同意把我家对过一直空关的105室打开，作为我们的活动中心。于是我们摩拳擦掌，把学校搬来的油印机、油墨、白纸都放了进去，天天琢磨着怎么投身革命宣传革命思想。记忆中，我们成帮结伙跑过市委，看过大字报，认真地挑看得懂，有兴趣的抄过几份，无非是姚文元的“鹰有时飞得比鸡低，……”（注）和“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讲话”之类。我们刻钢板、印刷，也还真去过几次公共场所，模仿着电影中的五四青年，将印好的传单洒向人群。 后来，就是全国大串联。毛主席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我也与学校同学到北京闯荡了两个星期。回来后，刚消停几天，又蠢蠢欲动，想与院子里的哥们一起再搞个步行串联。我们于是把地图拿出来看了又看，把出门要用的东西准备了再准备，甚至把大家少得可怜的零花钱都凑在一起。我们筹划着，商量着，互相鼓励着，颇兴奋了好几天。但是最后终于没有成行。理由很简单，除去年龄太小的家里绝对不肯放出去外，真要走出家门，独闯天下，我们还不具备那种勇气和意志。而且，就是大孩子的家长也未必同意。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