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原创】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里面提到了当年（2014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曾留有6篇文章，但因我网易博客被封，有人想看而看不到，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今天在此把原文重发一遍。

有人这次在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对话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个不知名只知姓的人，在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所谓“对话”时，还不忘事先专门到我网易博客来看看，一看我博客打不开了，还不知有多高兴，这下放心了，因为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以为死无对证了。

重发的目的除了验证一下当年我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我们之间到底聊了些什么？同时也为了验证一下我在我写的【原创】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一文中说到的，“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是不是有思路不正的问题，存不存在东拉西扯的现象？

说明一下，除附件全是我写的文字，正文中绿字是我写的回复。把前言去掉，再把正文中的绿字去掉，就是它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3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一）此文的由来

2014-08-03 06:23:58|  分类： 1.我论知青

前言：最近我在网易博客写了一篇日志，标题是《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此日志发表以后，在网易倒没引起多大影响，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新浪网友的关注，有一个网名叫《滴水湖畔》的知青朋友专门到我网易博客来留言：“你的这些观点我不太赞同”。我回复《滴水湖畔》：“没关系，如有兴趣，可以逐条计论”。《滴水湖畔》说：“我将在自己的博客里，与你商榷一下你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敬请指教。”我说：“指教谈不上，可相互交流！”虽说网易与新浪同在一个网络，但必竟是二家人家，二个地盘，平时不联系，因此我是很少去新浪的，现在人家不怕烦，主动到我这里，而且对话态度诚恳，我当然欢迎，我觉得这是正常交流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像我曾遇到的有些人，这些人现在还有，理倒没说出什么，火气倒不小！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不利于交流！

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有一种自信，当我前几年在博客刚写知青论文时，有好多人留言，当然也会有许多不同看法，其中有些是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我都一一给了回答，这在我博客是有案可查的。尽管现在还有人质疑我，但我认为：“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现有我依然坚持此观点。这二年网上情况大有好转，我再发类似知青文章，反对声似乎没有了，这说明大家对此问题开始有了一个冷静的思考，愿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无论何时何地，你认为正确的思想不说，那另一种思想就会泛滥！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说正能量，负能量少了，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滴水湖畔》在他博客中逐条点评我文章，应当说态度是相当认真的。我因为不方便，觉得也没必要到新浪去发文章，就学他那样，在我自己网易博客发文，再进行讨论！怎样表达好呢？我想简单些，也更有针对性，就把他写的文章复制过来，让大家观看，然后在他写的文章中加上我的看法。为了有所区别，他的字黑色，我写的字就用绿色了！再加上我前面注明：北风注，我想没人会搞混了。下面就请大家看我复制它的原文以及我的评语！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我的基本态度是：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读《数据未必反映本质》之一

  近日，我的博客好友“网中人1952 ”在对我的一篇文章《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第三章：较量·6、别了，我的青春》一文留言里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

我要回家！这是知青的真实心声！可是就是有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段经历，如今却摆出一副永远正确的架势，还直接否定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继续为上山下乡运动“歌德”。百度《数据未必反映本质》就可以看到那样的“宏论”。真不敢相信那些人是“知青”。

为此我专门到百度上去查看了这篇署名蔡荣华写的文章《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我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

（北风注：本人并不反对：“我要回家”。我只是觉得要正确处理回家，不能把回家与外出这二者对立起来！试问一下，当年红军长征，在艰苦的环境中，红军战士难道都不想回家？我觉得不可能，想家是人之常情！我在我《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一文中是这样写的”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坚定的红军战士就是如此做的，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要回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煽动性，不可小视。）

 再搜索一下，得知作者在网易上开的博客署名《北风》，阅览了一些作者的文章，得知蔡先生也有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http://cai.zhong2009.blog.163.com/）

  北风先生在他的博客醒目位置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对有些人来讲，青春已不是“悔”与“不悔”的问题，而是“愧”与“不愧”的问题了。如何看待“青春无悔”，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问题，与时代无关，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说“悔”与“无悔”。我为何不赞同《苦难论》，因为它不能回答，有了苦难我们就能否定红军长征吗？我为何不赞同《产物论》，因为它也不能回答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怎么算？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我之所以提出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的观点，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思路，希望它能回答许多曾经难以回答的问题！ 

 就这些文字看，作者是比较严谨的。对于知青问题、上山下乡、“文革”以及争论的有悔与无悔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这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介绍的这篇《数据未必反映本质》的文章，据作者自我介绍是“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可见作者写作的态度是严谨的、认真的。

（北风注：谢谢朋友对我态度的肯定！）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这本书？如何看待一些数据？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如何看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如何看待当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等等。我想就这些问题与作者商榷一下。

 首先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我会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北风注：下面发表的此文基本代表我的观点，但与我发表在我博客上的文章还是有点区别的，原因如上面说的：我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现在转在这里的这篇稿子在我没正式发表前，是别人发的，别人做过一定的修改。为了以示区别，我在我博客7月25日发了我自己文章，里面增加了许多新的看法，想了解我原意，还是看我发的原文较好！如我在这再重发一遍，显得此文太长，无此必要，好在网址下面有了，不过是我博客首页的网址，为了便于大家直接观看，我再复制一遍这篇文章的网址：http://cai.zhong2009.blog.163.com/blog/static/113248108201451895114486/，点击打开就是。本人真诚欢迎大家光临，顺便也可看看其他人对我日志的评语，我主张不同意见可以互相包容，因此多听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

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蔡荣华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有道理。因为有的图片是可以伪造的，而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现在，如果有的书刊、有些文章罗列了一些数据，甚至罗列了大量数据，企图来证明某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这样可信吗？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有些数据当时就可能不准确，不全面，难有说服力；而且，即使一些数据是真实的，但也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最近，听人说起，一位法国学者写了一本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书，题目就叫《失落的一代》。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甚至引用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但是，通篇的观点却是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反人类、逆潮流，强迫命令，违背意愿，造成许多青年人学业荒废，毁了人生，等等。一些人还认为这个法国学者，揭露了真相，还原了历史，体现了对中国青年的人文关怀，对他顶礼膜拜。我不是学者，也没认真看这本书，更不想与作者争吵辩论。但是，我总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知青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自愿下乡，也有人并不自愿。一些当年被动下乡的人，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看法，感到“失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这种个人的“失落”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称为“失落的一代”。因为，这样说从根本上抹杀了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

 有人认为：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多数人，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这里，我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顾名思义就是全体的意思，如称“年轻的一代”，就应该包括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年轻人；如说我们这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指的是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不全面，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清，就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述，还有多少能让人信服。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研究，书中的数字是严谨的，尽管我没去核实，也不想去怀疑。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书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此结论为时过早。举例说，当年红军上井冈山，就全国人口来说，或者与国民党军相比，总是少数，甚至极少，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相反，如果是革命的人多，革命早就成功了，那来这么多艰难困苦。按此逻辑，能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红军，红军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出发时是30多万，到达延安剩下不足3万，人都哪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如要统计，可能逃兵会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失望、失落，并取名《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走散的人可能比剩下的红军要多，为何不能说是《失落的一代》？但为何一直无人写这种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上真实的事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是指合乎规律性的本质真实。而不单单指事件真实或细节真实。这是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事件虽然确有发生，但是，它代表不了历史的本质，有时甚至与历史主流相悖逆。将事件真实或细节真实等同于历史真实，在这上面尽情刻画、渲染、大做文章，混淆了非主流事件、偶发事件与体现本质特征、本质力量的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是你写什么，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当前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作为宣传与歌颂对象。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不少青年服从国家利益，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无数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张韧式的先进人物，成了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宣传弘扬，甚至说他们是错的，其后果不堪设想，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主动报名上前线？因此，宣传爱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不宣传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要重复说一下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也许说它错的人不少，但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中不可能大数人都具有这种精神。既然雷锋精神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的主旋律，宣传这种精神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使命，这与人数多少没关系。2013年春，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过随机调查，结论中说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

  这里也想说说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与现今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根本上讲，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如果换个角度，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对此不满。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害怕艰苦。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现在是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文革远没开始时，上海就有一大批人去了新疆，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所以我们今天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

   另外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

 日前，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总有人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高层单位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就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必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说？

       （北网注：根据《滴水湖畔》博客按排，这是第一部分。最后再次说明：绿字是我写的回复。把前言去掉，再把正文中的绿字去掉，就是它的原文！）

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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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我博客原文

（因我网易博客被封，原网址打不开，只能重新复制我原文）

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由书名争论引发的知青话题

2014-07-25 06:34:55|  分类： 1.我论知青

前一阶段曾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图片是可以掐头去尾，或者移花接木等手段来伪造的，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什么真相的。但现在如果有一种文章里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同一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

最近在邮箱里，偶然的机会有人又说起一本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个人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是自愿上山下乡的，也有人是不自愿的。如果有人当初不能选择，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的看法，心中如有“失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一些人的“失落”扩大化，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慨括称为《失落的一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一种精神：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上山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更多的是沉默。

有人反对说：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我这里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一代”顾名思义就是泛指全体的意思，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成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泛指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有这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是不全面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明白，那我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说的事，还有多少可以让人信服的地方！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文中数字是严谨的。如果说数字严谨，也有人认可，尽管我没去核实过，但我也不想去怀疑这种严谨，因为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那文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举个例说吧，当初红军在井冈山时，从全国的人口来说，或者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在人数上总是少数，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革命的人多，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按此事实，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得出结论，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你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它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肯定做了逃兵，也有些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说的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如有人出这书，我认为赞同的人有可能比反对的人多。为何现在不能说是《失落的一代》，也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能是一种现象，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还有对立的一面，如要真实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与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盗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问题，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你写什么，怎样写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我们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与生活，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原本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你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要为社会的正义事业奋斗，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宣传与歌颂对象。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有些青年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很多像董加耕以及雷锋、焦裕禄等那样的先进人物，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着重宣传，以至于把它说在是错的，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如果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自动报名上前线去？因此宣传为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一种客观需要，时代需要，不宣传它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才好！

在这里重复说一下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有的事，也许有人说它错的人不少，但我们应该看到：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每人是否俱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搞“一片红”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说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一定是对这种错误的一种大范围的必然纠正，而对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则是那种后遗症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完全正常的，不必过分大惊小怪，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对一些错误言论听之任之，甚至对一些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也不反击。二是反应过激，不管大小问题，都爱上纲上线，这样不利团结。因此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

在这里也想说说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计划经济带有强制性。我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从根本上来讲，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要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有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你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现在的问题出在：都分到了农村。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了，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的，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以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对此不满。这是为什么？这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不满，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强制性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如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就算没有文革，还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在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不要硬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绑在一起，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还有关于当时大学停招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个错，但把它作为否定上山下乡心要性的根据，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停招是整个社会，不是光你上山下乡的知青不能考大学，其他青年也不能考大学，因此你就算留在了城市也一样没法选择去考大学。这种错是文革造成的，不可能是由上山下乡造成的，因此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有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下岗，失业，再就业等问题，不光上山下乡知青是如此，没上山下乡的也是如此，因此这不光是上山下乡知青的问题，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包括没上山下乡知青人的共同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因此有人提出要给上山下乡知青补偿，我个人认为也许是依据不足，我觉得国家不会仅仅考虑上山下乡知青这一方面，而是要考虑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对他们中有些人的困难，国家不是没看到，事实上现在国家曾对4050人员的补贴，以及现在对即将退休人的经济补贴，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如有人是以艰苦做理由来要求补偿，理由好像也不充足，如果此理由能成立，那谁都可以要补偿，包括所有农民，因为他们都可以说，因为你当时政策不好，让我们不能随便到城市去工作，我现在过得不好，你应给我补偿。你说可能吗？

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如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是只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日前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用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谁说？

应该看到，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借否定文革之名，否定上山下乡，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更有人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知青的一种迫害，让知青受苦。问题是我们当时对此言论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没有及时反驳，让这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因此当有人说出不同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觉得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因此常常会有一帮人来围攻你，说你是在为文革翻案等等，这种情况在某些网站表现得特别厉害。他们自己说不出多少理由，却常常把有些人写得书当成圣旨，作为理由来反驳你，这样做有时真的觉得很可笑！原本各种看法可以互相包容，也可以并存，但有些人偏要说别人错的，只有听他们才是正确的，这些人还喜欢给别人扣上帽子，有人动不动就要骂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他们不是更觉得有理了吗？我们不喜欢做无谓的争论，但在这有关底线的问题上不能退却，许多争论不是我们引起的，我们只是自卫反击！我的态度很明确：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就如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你个人可以说它不好，可以选择不吃，但你绝对不能说，别人吃了，说它好就是错的，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说明它对身体有害。我觉得：我们下任何结论，要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想像或个人喜好出发，这样的结论才有说服力！

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

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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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四篇文章。这第四篇讲的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在此文中，“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继续推销他的一套理论，认为“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当时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可暂且不论。原本认识有不同，也不足为怪，但他用的语句却让人极不舒服，他称毛泽东同志为“始作俑者”，还有称我们的党为“中共”，这种提法，在我们国内正面介绍我们党的报刊上，我几乎没有看到，看到的好像是中共中央之类的提法，单用中共二个字来代表我们党，是国内外敌对分子经常用的，现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笔尖里出来，我们还能闻得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吗？以此也可见，他能站在党的立场为我们党说话吗？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在这里继续东拉西扯，又重复拉出了二个同意见的人，大段地引用他们二人的话，来为他的理论作证。不是说不能引用，正能量文章的引用一般都引用一些革命导师的话，因为这有说服力。“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不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却引用这些人的话，我不知什么意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说这些否定上山下乡言论的人与话，在“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心里，地位要高于革命导师？还有，如去掉文中引用的话，还剩有多少话是“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自己的话？真不知“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有没有自己独有的见解，心目中还有没有我们党和领袖的地位？ 

至于本文中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我在本文中已说了，这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看待文革前与文革后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已有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19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四）下乡的分岐

2014-08-09 06:39:18|  分类： 1.我论知青

        第四部分质疑作者《滴水湖畔》要说上山下乡了，那就说说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感觉与这些人讨论这问题很难，难就难在，在他们眼里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们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就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往你身上套，最后就会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把你搞得晕头转向。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这种文不对题的学风很坏，不值得提倡。

        他们看不到上山下乡长长的历史根源，对文革前早已存在的上山下乡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文革中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把不相干的二件事硬要绑在一起说，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说明，文革的路线错了，所以上山下乡也错了。这种不看客观事实，只凭主观想像的结论是站住住脚的，退一步讲，即使路线错了，精神就能否定吗？对此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日志《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我觉得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初期有过多次的路线错误，但我们仍有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难道我们能说他们的牺牲也错了，不是一种革命精神吗？我想路线对不对，对整个革命的前途胜败是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而对英雄献身的烈士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为革命奋斗的精神是永存的！如果不这样认为，对烈士就是一种不公平。再退一步讲，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一直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现在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抗日行为还是肯定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国民党政府当时反人民的本质而会改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知青精神也不会因为文革对错而有所改变！”总之，我觉得对错可以不论，精神必须肯定，如果要论对错，也与精神无关！

    我们与他们根本分岐还在于思想方法上：我们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时，一定要像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样，全面，客观，历史地看问题，不能只看文革中那一段，还要看文革前的那一段历史，虽说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下乡，所以有些人一说到上山下乡，也很习惯地只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后的那一段历史。这可以理解，但你要进行历史研究或理论探讨，却不能那么简单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开始于文革，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关的。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用城市爆动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时苏联的经验成了各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当时有不少人热衷于搞城市爆动，想用城市爆动的办法来带动全国的革命，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对薄弱，革命成功一定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你要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中国的革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村工农相结合是一条通往胜利的路。全国解放以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因为农村艰苦，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英雄是那个社会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选择，在那个年代都是把它当作学习榜样来颂扬的，也没听到有人像今天这样说它不对！

    为何会发生变化呢？不可否认问题出在文革，在文革中搞了“一片红”。本来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一个高境界的行为，你现在让人人都去，它肯定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我说：“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学校没有好好读书，在农村没有好好干，稍有不满，就发牢骚。现在有些人把这种个人不满故意扩大到对社会不满，更有个别别有用心者借机兴风作浪，想通过此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觉得文革中“一片红”确实有点过火，但它不能作为我们否定上山下乡方向正确的理由，今天有人要到农村去，我们能说他的选择是错的吗？

    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项政策是本身错还是执行错，如执行错，是不能用来否定本身性质的。如当年我们搞土改工作，也有执行上的错误，之后我们纠正了扩大化错误，土改不是照样进行吗？上山下乡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在文中指出：“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只是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的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

    只要你仔细研究他们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尽管说了许多道理，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二点，一是让知青吃了这么多苦的，我要回家”的《苦难论》，二是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产物论》，尤其是《产物论》。他们把对文革的批判，全部搬到了对上山下乡的批判，并“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针对他们的否定上山下乡的二大理论支柱，我提出了：“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为何不赞同《苦难论》，因为它不能回答，有了苦难我们就能否定红军长征吗？我为何不赞同《产物论》，因为它也不能回答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怎么算？”遗憾的是，跟在后面的一些人，对此理论问题讲不出多少理论根据，只是盲目地跟在一些人身后起哄！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话题。《数据》的作者从法国人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谈起，当然是不会回避上山下乡这个话题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根本上讲，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

 我们经历的上山下乡是带有“强制性”的，这是实话。这确实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恶果。

 作者还认为：“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文革远没开始时，上海就有一大批人去了新疆，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所以我们今天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

  这里的表述有点混淆是非。

 我认为，对于有没有“文革”与有没有上山下乡，是个伪命题。在中国1949年以后发生的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何以见得？

 中央党校教授郑谦在2013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题》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 1968 年底至 1969 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 1969 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 155 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 4月底，全国有 405 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知青》杂志2014年第二期56页）

郑教授进一步指出：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 “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 1968 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 “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 “胜利成果”。这是他继 1958 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就是当年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主要因素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与“文革”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存在于与“文革”前期上山下乡相同的经济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原因。

（北风注：本文质疑作者分析了为何要上山下乡的原因，其中也同意了我关于强制性的说法，我觉得很好，这也能解决一部分反对上山下乡的同志的一些思想问题：这些人们总认为当年没有选择。因此心中有抱怨。

作者进一步认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这原因我没有研究过，不能说什么，但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央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因此你的一些用词，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总书记“两个不要否定”的思想，这是我不能赞同的，我想无论什么原因发生上山下乡，总不会是领导者主观上想破坏社会主义吧，文革再错，并不影响知青中那些为国奉献，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知青精神。）

《数据》的作者举了“文革”前上海知青去新疆的例子，只要看看知青大返城后，政府在解决“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与“文革”前去新疆的知青问题的不同政策就可见一斑了。前者，基本同意回城；后者是有条件的逐步解决。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时间与原因不同。这才是“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可以说，如果“文革”不结束，也就是《数据》作者讲的计划经济不终结，上山下乡肯定是会持续的。在“文革”被彻底结束以后，知青开始觉醒了，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上山下乡才被终止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史实。而“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结论则显得有些有些牵强了。

（北风注：我在我的文章中写了“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有，因此有人老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就排不上号了。另外也说明上山下乡已从社会走到学校了，没有文革，你就能保证一定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那只能说明你当时做学生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当时时代潮流不了解。

至于说到新疆知青政策上的差别，政策是人定的，如这样规定，我觉得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公平。时间和原因不同，不能改革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基本性质，现在听说这方面政策有调整，这就对了！不知为何，我们有些人对真正的不公平，他不反对，对方向正确的上山下乡却百般不满，说明了什么，至少缺乏了一种客观看问题的态度！）

“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发生将近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呢？人们进行了许多研究。

 刘小萌教授认为：我觉得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共建政后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现在面临的诸多积弊，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定位。

刘教授进一步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在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青年在就业、升学问题上遇到了空前困难。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就业、升学出现了空前困难？就归结到前面提到的，当权者通过所谓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把人员的就业、升学全面控制起来，名义上是国家的“计划”，反映在实践上就是领导人个人意志的“盲动”，每一次大的盲动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形成对就业、升学的严重冲击。

 刘教授认为：为什么说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执政的前二十年，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国内的政治趋向基本是日趋极左。从50年代开始搞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然后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家机器日益亢奋，但是他还不罢休，到66年又发动文革，十年浩劫！以此为背景，他的极左思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暴露。比如说，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当时动员上山下乡的理由还比较平实，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既然国家有困难，年轻人就应该分担，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农村去。当然也会给上山下乡贴上一些绚丽的标签，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啊，不过与后来的宣传比还是比较平实。但是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正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育领域。他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而且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他认为中共执政前十七年，即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学校。所以对这个制度要彻底砸碎。对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他的定性很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学生，他提出的任务就是进行“再教育”。所以毛泽东在1968年发动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上山下乡运动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尽管在它的背后还是有就业的巨大压力。

（北风注：这一段好象有点重复，前面不是已分析了为何会产生上山下乡，现在又来分析，是不是多余了，刘小萌教授的看法不知能证明你什么观点？无非是想证明让你到工厂去对了，到农村去错了。我关心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说的算不算是一种数据，有没有权威性，如没有，你不是在浪费时间，多此一举吗？你把刘小萌教授的话当圣旨，这不好，还是多学点经典著作好。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无论你如何分析，尺度一定要注意：“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有些政策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它适应当时的情况！）

 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述呢？因为我感觉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意见早就公之于众，如果你仔细读读，理解了这些看法的，就不会出现类似《数据》一文作者对于上山下乡实质问题的认识。

 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如何看待“文革”！

 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就明确的。

（北风注： 你说“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奇怪，好象没有人与你讨论文革，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文革，而是在讨论如何看待上山下乡，因此问题的中心不在文革，而是在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看来本文作者没有多少自己的理由说服别人，最后还是逃不出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这一框框。）

  尽管《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分析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但是如何认识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至于说计划经济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只有搞市场经济才会避免上山下乡，真实地说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真正挽救中国（包括知青）的一条道路开走了。至于说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的问题，就要看政策形成的出发点。“文革”期间，在政治和经济都处于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好的政策？唯有1700万人上山下乡的下策了，根本谈不上有好的一面。当大方向出问题了，是不可能有惠民的好政策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道理。

 （你说“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我听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问题，对上山下乡是怎样来的，我很明白。是文革让你觉得上山下乡错了？那请问什么原因能让你觉得上山下乡对了，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你为何不分析？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上山下乡，所以在你们眼里上山下乡无论怎么做，本就不会对，所以说再多的原因也不会改变你们不想上山下乡的行为，在这里空谈原因有何用，无非是想让你们不愿到艰苦地方去的行为找点理论根据，心里好受些？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政策也不例外，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还要怀疑？其实这与出发点无关，难道资本主义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文革期间，大方向出问题了，没一点可取之处？那么请问，氢弹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有没有可取之处？

最后想推荐一段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栏目在2014年7月14日，7月15日，分别播放了主持人秦天采访知青方子歌、孟繁贵、李秀人、杲文川等知青的访谈节目，《他们的名字叫知青》上下集。听听其他知青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的，我觉得有人总生活在自我的圈子里，出去多看看是有好处的！点击后面的标题就可直接观看视频：《北京记忆》我们的名字叫知青

  北风注：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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