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山野的一路，除了风景还有未知的风险。当徒步成为一种休闲方式，目标，绝非只有征服。 受访者提供
实习生 黄佳瑜 张潇 本报记者 张凌云 命是保住了。 夏涛有一瞬间以为，自己要永远“留”在珠峰东坡了。 卫星电话发出的求救没有得到回应，他和队友决定下撤，艰难走出暴雪中的珠峰东坡营地。几万元的行李不得不留在山里。 事后回想，夏涛觉得自己还是心存侥幸，在一天可能经历四季的雪山，一度在赌“天气会变好一点”。没想到，他和队友恰恰遇上十几年难遇的暴雪。同一天，和夏涛一起被困在珠峰风雪里的，还有近千名登山者。 而随后的一个月，从多地的大山荒野里，不断传来徒步者遇险的噩耗。根据中国探险协会《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统计，2024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335起，涉及人员1126人，受伤92人，死亡84人，失踪11人。登山，是死亡率最高的项目。 事故频发的另一面，是户外运动逐渐走向大众。《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提到，截至2025年4月初，中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突破4亿人。 走向山野的一路，除了风景还有未知的风险。当徒步成为一种休闲方式，目标，绝非只有征服。 “失温”闪过脑海 爬到3900米左右时，李果开始头疼、恶心、心慌，他意识到是高反。向领队反映后，得到的回应是：“一点高反没事。” 想着自己的耐力比一般人好，李果就一边吸氧，一边忍着不适跟着大部队继续向上走，最终抵达海拔4200米附近。离目的地黑海湖只剩100多米，李果却全然没了欣赏的欲望。 35岁的李果是广州人，对高原风光很向往。国庆前，李果决定前往黑海湖徒步。出发前，领队发来清单，告知需携带的物品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硬壳冲锋衣、抓绒保暖衣、羊毛速干衣、备用防水裤、3升容量的水袋……李果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充分。 整个徒步团由一名向导领队，带着8名队员冒雨前进。雨断断续续，李果穿着雨衣感到闷热，从披在身上到攥在手里，最后干脆把雨衣塞进背包。8人中，5人骑着骡子上山，李果和另外两人选择徒步。路上骡子粪和着稀泥，他小心翼翼地迈步——一不小心鞋子就会陷在土里。 李果觉得呼吸急促、头疼想吐。下午2时左右，向领队反映情况后，李果和同队三人决定先行下撤。 他坐在骡子上，浑身无力，一心想着赶紧下山，没太关注已经湿透的下半身。 快到下午4时，骡子需要休息。李果双脚着地走了几步，浑身冷得发抖，“就像冬天洗完澡后赤裸着站在冷风中”。“失温”闪过脑海，他看过很多关于失温自救的科普视频。同行队友将自己的保暖羽绒衣给了他，李果一路小跑，寻找能换干衣服的地方。他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发展到重度失温就没救了，“我不能死在这儿”。 同样因为意外而终止行程的，还有几天后身在珠峰东坡营地的夏涛。比起李果，夏涛算是有经验的徒步爱好者。但10月4日这一天珠峰的雪，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雪没过鞋面，夏涛估计积雪有二三十厘米厚。寒气扎得脚生疼，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到达色学人马营地时，较大的营地已被商团占满，夏涛和队友只能继续往前步行一两公里，各自安营扎寨。 晚上，雪越下越大，夏涛的帐篷已经一半埋在雪中。夜里，他们一直尝试用卫星电话向当地边境派出所等发送求救信息。但风雪太大，基站被雪盖住，信号断断续续，他们没有收到回应。 另一边，庞大的商团聚集处，四个大帐篷陆续被雪压塌。领队蒋凡从入夜起半个多小时清一次雪，后来变成隔十几分钟就得清理。前一天冒着冰雹和风雪前行，有些队员已经面色苍白、嘴唇发紫，隐约出现失温症状。蒋凡评估：降雪量可能已有40厘米，到了能下撤的极限条件。 第二天一早，蒋凡和另外几个领队商量，想让牦牛开路。但商团人多、物资多，收拾需要时间，蒋凡的队伍落在后面。一直走到离终点三公里的地方，终于见到救援人员。 夏涛醒来时，最厚一块积雪已堆到他胸口。外面的雪还在下，封住了向外走的路。他和队友决定放弃休整，跟着一公里外的商团一起下撤。他们出发早，走在队伍前列，傍晚7点左右，终于下山。 等到蒋凡队伍中最后一个队员下山，已是晚上10时多了。“我们不算慢的，那时至少还有一半队伍没有下来。” 队伍里“小白”多了 去黑海湖徒步，是李果第一次上高原。 “不能侥幸！”他意识到这次失温给了他教训，“整个过程领队只有一个，不可能一直跟着（我一个人）。如果不是在营地旁边失温，不知道会不会死在那里。”找到取暖的房子后，李果被房间的主人带去烤火。喝下葡萄糖和热茶后，身体逐渐好转。 后来，李果复盘时发现，这个8人团的领队，全程最大的作用是充当司机，载着他们去三个不同的景区。领队和李果一样，也是第一次走那条前往黑海湖的线路。 今年初，李果才开始接触徒步，觉得在网上约陌生搭子太麻烦，所以第一次选择报团。 和李果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少。这几年，作为一家上海户外俱乐部的创始人，刘源更直观地感受到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俱乐部单日往返徒步活动，一周五天都有。最热闹时，一条单日往返线路有150人报名，三辆大巴全部坐满。 “比起去人头攒动、体验感不好的景区，很多年轻人更愿意户外徒步。”刘源感觉，社交平台上的宣传，也把更多的人引向户外。尤其是前两年，他在社交平台上随便发一条有关徒步的内容，浏览量很快就能过千。更重要的是，这直接转化成了客户。 户外俱乐部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推广的阵地。为了吸引更多客户，刘源所在俱乐部的账号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有时一天发好几条队员徒步的打卡照。投流时的用户画像也很关键。刘源说，他们会把范围限定在市区，再勾上“年轻人”的选项。 刘源发现，大家带着不同目的而来。除了一些资深户外爱好者，很多人是带着社交想法来报团的，追随网红打卡地的人也不少，还有人对徒步完全没有了解，“把这个当成一个廉价的旅游团”。 在成为户外爱好者之前，夏涛也是抱着看不一样的风景、解决亚健康的心态出发的。兴致最高的初始阶段，他每周都会进山。和大多数户外爱好者一样，每次进山，都会拍下全副武装的自己和山野的合影，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再留下通常显示在西藏、四川等地的IP。 各地的俱乐部里，很多都是短途徒步路线。很多人的徒步爱好是从里程10公里左右、爬升不足1千米的线路起步的。路线难度越高、行程越长，收费就越高。夏涛透露，珠峰东坡徒步的普通商团，价格大多在一万元左右。而那些单日往返、徒步10公里的短途路线，可能只要一两百元。 走得多了，夏涛觉得商团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这次去珠峰，他和队友提前规划好行程和装备清单，找好牦牛工、订好住宿，费用只有商团的一半。夏涛说，如果要找商团，他也只找10人左右的小团。 装备升级也很“烧钱”。从2018年入坑后，蒋凡就不停购买各种装备：登山鞋、帐篷、拍摄设备……加起来花了近10万元。挑战难度上去后，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他又报了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指导员培训和急救课程，考下国家三级山地运动员。“徒步多了，去的山越来越野，地方也越来越远，假期不够用了。”几个月前，蒋凡决定离职，准备把户外当成主业。最近，他几乎天天都在山里。 当徒步成为事业，投入的成本自然也不一样。2022年，创立了一家户外俱乐部后，钟衡一个月有15天到20天花在徒步上。每周一到周五，她会进行体能训练或探险。这是很多领队在带队前，为了全面认识路线要做的准备工作。每个周末她都进山带队。 后来，她团里的领队扩充到35人。他们有时还会做免费的公益进山活动，少则30多人参与，多则100多人。钟衡渐渐发现，这两年，队伍里的“小白”越来越多了。 甚至领队不够用 钟衡的团队，最近接连拒绝了好几单找上门的生意。 没有经验，却要爬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社交平台上，几个网友来咨询某条线路的全包价格，被运营团队账号的同事一口回绝：“对不起，我们不收！”钟衡发现，这两年，社交平台冒出不少提供全包服务的俱乐部，打着“专业级雪山攀登装备全包”“向导配备”的标语，附上价格，配上雪山美景，吸引一批批年轻的“小白”前往。 “这些服务无非就是吸纳没有任何装备、没有进过大山的大学生。”钟衡很清楚，“这些人在明知参与人员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为了促成单子定向销售，我觉得这是可耻的行为。” 她甚至觉得这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她想起前段时间爬萨武神山主峰时，在村民向导家里，遇到好几个穿着板鞋、冲锋衣、冲锋裤的登山者。交流后钟衡才知道，这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此之前连一座平原低海拔山都没有爬过，仅仅是被社交平台上的雪山视频吸引，便飞去成都租衣服、交报名费，挑战这座海拔5175米的雪山。而从他们做决定到爬山，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她俱乐部的活动里，这两年也涌进很多这样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很多人以为，户外就是进山走走逛逛，打卡拍照”。追捧之下，户外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 刘源所在的俱乐部也顺着这股热潮快速成长。他估算，在上海，和他们同赛道的户外俱乐部已有200多家。除了户外组织，连不少知名品牌也开始发起徒步活动。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刘源经常发现，越来越多新俱乐部入场后，只要在户外群里随手发广告，就能用接近一半的价格招揽参团成员。 随着组织的线路越来越多，刘源感慨，有时候甚至会遇到领队不够用的情况。他们常年都在招领队。 蒋凡所在的全国性俱乐部，同时在职的领队有几百人，加上偶尔兼职带队的，号称有3000多人。领队按次结算带团费用，收入跟线路难度、资质和评价相关。这一次珠峰东坡的团，蒋凡最后的工资是600元一天。 但相关的资质却不是每个带团的领队都具备。蒋凡说，他所在俱乐部一些难度较高的线路会对领队资质有要求，而基础路线并没有。钟衡解释，一般合格的领队都有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指导员证书，或者是四川省登山协会的高山协作上岗证，同时还得有红十字救护员证等。“如今市面上，有证的领队都是香饽饽。” 钟衡透露，目前的市场上，绝大多数户外组织都没有相关的旅行社资质。“有一些户外组织，收取游客的进山费后，再交给当地村民。”在她眼里，现在的川西可能是国内户外市场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每年吸引众多徒步爱好者奔赴，也让不少人嗅到了商机。 在很多地方，山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关卡通常设在进山入口，当地村民成立集体公司后，在这里向想要进山徒步的游客收取管理费和向导费。这次去珠峰东坡徒步，蒋凡和队友也被入口处的村民收取了一人240元的费用。村民亮出一个私人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给他，没有收据和门票，只签了一份没有公章和抬头的告知书。”告知费用包含环保费和服务费。牦牛工、马和马夫、向导费用则需另外收取。 这一次，蒋凡把自己所有的垃圾全部带了下去。一路上，他没有看到一个垃圾点，“只有一个牛棚里堆满了垃圾”。蒋凡理解，对徒步者收取一定费用，是属地村集体创收的途径。但他觉得生气的是，自己交出去的清洁费用，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你要进去，就要交这个钱。”钟衡留意过，在很多徒步路线属地的入口处，会张贴负责收费的公司执照和应急救援预案，也会将收费情况公示在墙上。但她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去徒步的这些人一旦出事，除非报警，不然很难得到及时保障。 不是简单走路看景 “徒步人的至暗之年。”有徒步爱好者这样总结2025年。 10月，珠峰东坡、云南迪庆等地陆续发布对未开发区域长期禁止或者临时关闭的通告。在此之前，面对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对生态的破坏和愈发频繁的意外事故，很多路线属地也宣布对未开发区域封禁或者整改。 中国探险协会副秘书长蒋琬文告诉记者，在“一刀切”封禁之外，其实有更多可行的办法。 她建议，可以通过对户外徒步者进行分级备案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同时按照风险等级，对不同线路的徒步者提出不同要求。在四川四姑娘山，景区使用徒步电子围栏和人脸识别闸机，对进入人员进行备案和监测。她也提到，有必要对违规穿越者追偿救援费用，建立“户外黑名单”数据库，联动景区、保护区禁入。 近几年，一些徒步路线的属地开始实行强制向导。梅里雪山北坡在2024年9月宣布，不再接待无本村向导陪同的重装散客。重装徒步的散客须由梅里北坡旅游合作社按人数强制配备向导。在相对成熟的新疆乌孙古道，当地管理部门对进山徒步的旅行社资质、领队资质和户外保险装备清单都有强制要求，建议领队和游客的配比不超过1:8，一个马夫最多管理3匹马。所有徒步者必须提前报备，领取入山证、缴纳垃圾清运费后，才可穿越乌孙古道。 蒋琬文介绍，目前国内已有徒步道探索出较为成熟的管理经验。比如在北京香山—西山国家步道，采取“政府主导+专业机构运营+志愿者协作”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步道上，每5公里设置补给站、紧急救援点，全程标识系统数字化，方便徒步者扫码获取定位、路线信息。景区通过预约控制人流，收入反哺维护，实现可持续运营。 面对愈发频繁的穿越未开发区域导致的意外，蒋琬文提到，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违规进入危险区域并造成社会救援资源浪费的法律与经济责任，并建立安全监管体系，将野生网红景点纳入监管。多部门协同，对无证经营、违规组织探险活动的行为依法处罚。也有必要完善预警机制和规划合规路线并完善标识、避险设施。 同时，蒋琬文也指出，平台对于高风险的户外内容需要加强审核，不传播违规探险信息，打击“屏蔽风险、夸大体验”的虚假宣传，强制要求公示路线风险与安全指引。 她建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与社会组织共同努力，推进户外活动规范化工作，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对探险领队等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和能力培训，建立户外预警系统，加强过程监管。同时，建议相关从业机构要具备经营和职业能力，从业人员也应取得相应资质。 从2018年至今，蒋凡走过国内很多条徒步线路。他觉得，整个户外行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曾在冈仁波齐转山途中遇到一位昏迷的大叔。寻求救援过程中，蒋凡接连遇到急救电话打不通、关机、拨打景区电话历经波折才转接成功等问题。而另一边，景区每天接到的救援需求已经远超负荷。 “新手了解户外徒步这个过程，一定要花时间精力去钻研。如果对大山里面的环境、天气变化和需要准备的东西缺乏全面考虑，确实会产生危险。”即使有11年健身经验的钟衡，在第一次徒步时也曾经历中暑脱水。从那次以后，她便意识到，“原来这件事，并不是走走路看看景这么简单。” 她说起那些什么都没有准备，只是想登顶拍照发个朋友圈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潜藏着多大的风险”。 （文中除蒋琬文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