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江西某县教育局一纸公告在教师圈炸开了锅：2025年将暂停招聘英语科目老师。 几乎同时，隔壁的南昌进贤县也宣布，“受编制限制”，2024年起暂停教师招聘。 而在湖北鄂州，政府直接锁死了教师编制总量，8850名，一个都不再增加，还一口气核减了500个小学教师编制。 短短几天，这些消息在教师群、家长群和备考师范生的朋友圈里迅速发酵。 “铁饭碗”真的要生锈了？ 如果以为这只是零星几个县的“特殊情况”，那可就低估了这场风暴的波及面。 整个江西省的教师招聘人数，在近五年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从2021年招聘13344人，一路下滑到2025年仅招2146人，总体降幅高达84%。 湖南衡阳县则选择“选调”100名教师到其他事业单位“重新就业”。 在黑龙江鹤岗，206名教职工被分流到研培机构或社区教育中心。 而贵阳市更直接，推行教师“末位退出机制”，三次考核垫底就面临解聘。 更让待入职教师心头发凉的是，全国已有超10个省市在探索“教师退出机制”，转岗、待岗、解聘成了悬在许多老师头顶的利剑。 师范生小张去年刚考入某省属师范大学，如今在宿舍里翻着各地停招、缩编的新闻，整夜睡不着：“都说‘上岸’就稳了，可我连岸在哪儿都找不着。” 教师缩编背后，最根本的推手是孩子变少了，少得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2016年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峰，新生儿达到1786万。 但此后一路下滑，2022年跌破1000万，2023年进一步降至约800万。 孩子从出生到上小学有6年左右的“滞后期”，所以2016年出生的小孩2022年入学时，小学人数尚在高位。 但2023年入学的已是2017年出生的孩子，那正是人口暴跌的起点。 有专业机构预测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趋势：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数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断崖式下跌。 2025到2028年每年减少一两百万，2028到2035年每年减少三四百万。 到203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比2020年减少约3000万人。 孩子少了，学校自然跟着消失。 2023年全国幼儿园减少1.48万所，连安徽临泉这样拥有229万户籍人口的“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一年内也关停了50所幼儿园。 小学关停潮紧随其后：四川渠县关停18所民办学校，福建泉州注销22所小学。 按现行师生比测算，到2035年，总计近200万教师可能面临“无生可教”。 人口结构变化之外，另一个现实压力来自地方财政。 在许多市县，教师编制占事业编制总量近一半。 以率先“锁死”编制的鄂州为例，教师编制占当地事业编制的48%。 而鄂州2023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0.2亿元，支出却高达165.59亿元，是个需要上级转移支付才能维持运转的城市。 在“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编制自然成为被收紧的首要对象。 可矛盾在于，并非所有地区都陷入“生源荒”。 当福建泉州乡村小学因招不到学生而关停时，深圳的学区房均价仍逼近每平方米10万元，一个优质学位溢价可达百万元。 “缺生源”与“缺学位”的现象同时存在，背后是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但财政压力之下，缩编成了最快速见效的“节流”方式。 面对这场结构性变革，不同地区、不同境遇的教师群体，正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在厦门，教师“去编化”推行得最为彻底。 2023年起，该市公办中小学新招教师全面实行“参聘制”，不再纳入事业编制，转为合同管理。 出人意料的是，教师岗位依旧火爆。 某市直属中学在招聘简章中写明入职年收入24-26万元，还提供安家补贴、购房优惠。 “几十个人争一个岗位是常态，甚至上百人抢一个岗”，一位教师家属透露。 但在更多财政薄弱的地区，无编制几乎等同于低保障。 当“铁饭碗”属性消失，公立学校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下降。 一位三线城市的在编教师坦言：“每月到手三四千元是常态，若取消编制，很多人可能转投薪资更高的私立学校。” 教师编制这个曾经金光闪闪的铁饭碗，如今看来也有了裂缝。 但裂缝中透出的，未必全是暗淡的微光。 在山东德州市德城区，区委编办正尝试“三步优化法”，通过跨校调剂、空编优补、岗位置换，让有限编制资源流动起来。 云南牟定县建立教师轮岗交流机制，3年引进101名教师，76人通过支教、顶岗实现城乡柔性流动。 这些探索虽小，却指向一个共识：编制可以锁死，但教育不会停滞。 “铁饭碗的时代过去了，”一位从教28年的高中班主任在教师交流会上感慨， “但只要你手里有真本事，讲台永远在那里，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