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式农民的哲学人生——董加耕访谈录（节选）【3】
施东明盐阜大众报记者
命 运
40年前（即1954年），我来到盐城中学读书，谁也没想到十年后我高中毕业，立志务农，一举成名。1964年，我又回到城里当“官”。十年“文革”一波三折，几次囚禁，终一张白纸，又回到农村当起农民。又过十年即1974年，我再一次升腾去北京。1982年，我跌入低谷，直至背起黑锅。我申诉十年，终于改变错误结论。1994年4月，我回盐城担任区政协副主席。从1994年到2005年，又经历艰难的十一年，历史画了一个圆圈。
与董加耕接触中，谈及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命运问题。中国人深受“天命观”的影响，但他对此有深刻而幽默的理解。他对上不捧，对下不压，不卑不亢。他对自己未当大官、未成大器、未坐大牢而感到幸运。他活得坦然自得，正应了他所说的当官并非本意，荣辱不由己，固本善终难，实属是天意。 他说，世间一切事物都在曲折中生存，在螺旋式发展。董加耕作为一代知青时代标兵，注定了不会一帆风顺。从历史的角度看，命运决定了他虽不愿登上社会的政治舞台，但历史注定了他必须登上社会的政治舞台，也注定了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受到全国舆论的关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请。在这当中，他走向政治的前台，官至四届人大常委；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不久跌入了低谷。后来，他要求回乡。从他回乡的那一刻起，就以长久的毅力、惊人的耐心，与不公的命运作抗争，以求得历史的公正。董加耕告诉笔者，一些人把我多次要求、经汪东兴批准1977年底回盐城，误认为是受“四人帮”牵连才回来的。从1982年开始，他一直为这一“黑锅”的纠偏而奋斗。他一方面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分管的乡镇企业；另一方面顶住压力，为群众办实事，为子孙后代负责。当时，董加耕为了掀去所背的黑锅，定下了四条方针：一是把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从今以后一息尚存的奋斗目标，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二是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藐视困难的决心、前所未有的魅力来进行；三是从舆论到工作，以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感来进行；四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上述目标前进。保重身体，这是唯一的本钱。 为此，董加耕不断地向上反映。1993年8月14日，董加耕收到省信访局的来信，其内容主要是讲董的几次信已转给省委组织部阅处。 得到这一信息后，董加耕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要求落实政策，是一个党员的权利。时至今日，一些人仍是以“左”反左，以僵化的观点，把他推向“四人帮”，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不为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活着。董加耕说，他相信社会将对他有一个正确公平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以写在纸上、装在档案算数的。字面上的官样文章，不能代替历史检验，不能代替人们心中对一个人、一件事情的评价。改也好，不改也好，他不以“改喜”，不以“不改悲”。不过，他将一直保持申诉的权利，一直保留追查个别责任人的权利。 改了，表示感谢，回到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这不仅是他个人，而且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表示，他及全家将一如既往地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 当年9月，他写了几封信给有关的领导和同志，他们是：彭冲、戴国祥、顾秀莲。写给戴国祥的一封信主要是感谢，同时提供有关吕玉兰、邢燕子、侯隽、赵耘、李海峰老一代知青标兵的情况。 由于董加耕的坚持，1994年6月27日，终于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和他谈话。这位领导说，在北京期间的问题，你对结论提出申诉，领导很重视，因为你是老典型，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都看了材料。领导指示，专门研究。经纪委常委研究，又向省委报了。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该改的要改，该接受教训的要接受。 省纪委常委认为，原来的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合适，因为从董加耕在北京的工作来看，未发现有与“四人帮”联系的活动，故拟将“不予处分”改为“免予处分”，不影响使用。1982年以后，董加耕的表现不错，各方面反映都好。 为此，董加耕提出五条建议：一是感谢组织这么多年对此问题的复议和关心，对北京期间的审查结论的修改意见，基本同意。二是对本人的审查，是先定性后审查，这是违背中央规定的。我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诉，个人固然有教训要吸取，但十六七年来多次向组织反映无人问津，不负责任，也应吸取教训。三是如果当时对我进行组织处理是需要的，我的错误属于一般错误，并有受“四人帮”黑爪牙、团筹组负责人谢静宜排挤与打击的情节，就应该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使用。现在结论中加上“不影响使用”，对社会是一个交代。四是今后我及全家将一如既往地用实际行动报答组织的关怀。五是根据有关政策，因组织原因中断我的职务工资，请领导在这次工资套改中给予关心和落实。 1994年7月13日，董加耕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有了说法。当天上午，盐城市纪委找董加耕谈话，告诉他6月27日在省纪委谈话的内容形成文字下来了。董加耕说，改变结论是件大事，是不容易的。这是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结果，但只能算基本满意。 为此，他在日记中写下“值得纪念的好事”：“我从来不迷信那档案的结论，定是非，因那是人为的东西，是身外之物。我从来不迷信职位的高低，因为那也是人为的东西，同样是身外之物。十六七年过去了，省委送来了一纸红文，说是改变了对我的审查结论，虽说还不十分彻底，躲躲闪闪抱着‘极左’的阴魂。尽管这样，但还称得上是历史的胜利，是真理的胜利，是魄力的拼搏，更是毅力的抗争。历史和人生有时的确像一个圆，从这里走出，又回到这里，又从这里开始新的天地。1954年前来到盐城读书，谁也没想到十年后我高中毕业，立志务农一举成名，又回到城里当起官来，十年“文革”一波三折，几次囚禁，终一张白纸，又回到农村当起农民；又过十年即1974年再一次升腾去北京，五个年头，大世面我见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天安门城楼我去过了，我在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叙国事……真是似梦为真，一夜间阶下囚我做了，皮肉之苦我受了，乌云压头，怒火中烧，泪我流了，吓人的帽子我戴了，要说是考验，比当初弃考务农与习惯势力斗争，还要触目惊心。但是，我腰未弯，胆未破，心未变。 我坚持，我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一群标榜掌握真理、武装到牙齿的人。他们中极少数人没有良心，丧失人性，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党是实事求是的化身，我只有百倍的相信， 但是，还要透过眼前的迷雾，时间与实践才能使愚迷觉醒。 这里不能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生命。 从这件事的起因以至改变结论，董加耕回想起1977年从北京回盐后的种种际遇，不禁心绪难平。他告诉笔者：1977年春，他曾多次申请回盐，后经时任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回盐城县委工作（仍任县委副书记，当时是借用）。从北京回到盐城，盐城县委在常委会上连续两个深夜要他讲清楚在北京的事情。董加耕把在北京的事讲得清清楚楚，可他们还是说不清楚。为此，董加耕顶牛了，愤怒了。尤其这次负责审查他的，仍是当年搞他的那个地区负责人。董加耕说：你当年那么来劲搞我，董加耕还是董加耕；这次到最后，董加耕还是董加耕。这激怒了一贯搞极左的干将，随即向中央打报告说，董的态度不好，对抗运动。结果，当时党中央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三位副主席指示：可以合法的名义先定性，将董加耕关押起来。真是乌云压城，大街小巷，从城到乡，多少人担心董加耕。这次是个洋辣子掉进火盒，有命没毛了。一些人口口声声说实事求是，但偏偏违背实事求是。 对此，董加耕据理力争。他认为，这不光是他个人的事，也是能否坚持党性的考验。 董加耕说，他讲的真话，没有一个人能听进。这些人又把董加耕关起来，用15个科局干部和退伍军人看守他。 谈起这件事，董加耕在日记中写道：这实质是抬高了我的身价，一个小小的董加耕居然需要有劳他们大驾。我反觉得成了一个大人物。也许我变得成熟起来，前几次所谓审查甄别深挖5.16关押长达三年之久，用尽法西斯的摧残。我坚持实事求是，死里逃生，现在历史又在重复，有些人故伎重演，我看得格外分清。我可以看得见他们的良心和灵魂。兴师动众，日夜挑灯。鸡蛋里唯恐有敌情，终于，一纸宁左勿右的结论落在我身上。我不签字，他们说不分配工作。我说，即使在家种田，也要把是非分清。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官司打赢，上诉，告御状。我的工作更加认真，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塑造一个真正的董加耕：董加耕不背叛信仰，怀揣一颗赤心，与等闲之辈抗争，一年年，一月月，决不灰心。我处处谨慎，不让他们抓住我的把柄。我坚信，曲折总会过去，是非总会分清。 虽然省里有关方面改变了对董加耕的错误结论，但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有人对过去的政治十分敏感。搞董加耕时宁可信其有，一次一次地搞，一次一次地失败；可等落实政策时让他一年一年的等，没人出来承担责任，一级一级地推。这样搞垮了他的身体，无奈只好要求落实干部政策。 1994年12月2日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一天，《中华儿女》杂志刊发了一位作者写的关于董加耕的文章在机关里传开，其中写到有关人深挖董加耕“5.16”的敏感问题。看到这样的细节，一些人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写了不利于团结。这件事传到董加耕的耳朵里，他感到非常不理解：少数人对他实施法西斯专政，他们能做，人家写文章就不能说一说吗？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支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揭露，而不是千方百计地为其辩护。 董加耕在11月12日里的日记中写道： “我一到班，县委组织部通知下午2∶30到市委组织部×××部长那里谈些问题。我谈了这么几个问题：1. 在1994年春省纪委同志找我谈话时，就结论用语，我就写了继续申诉：‘什么未发现与“四人帮”有什么联系问题，什么当时对我的组织处理是对的？这都说不通，作为一级组织应当严肃，不能再搞过去‘左’的一套。在关押我之前，我讲过多遍，他们为什么不听？先定性，后审查。2. 我想不通，为什么搞我那么积极？而落实政策竟然这么难？3. 为什么一个个腐败分子能重用，而起码的落实政策比登天还难？不仅仅是担任什么职务，重要的是对我的结论要恰当。 可能有的领导嫌麻烦，说我不满足，甚至有人认为是伸手要官。而我认为，干部政策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党对一个同志持什么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我预料到这个问题可能会随着解放思想而彻底解决，但也可能作为一个金箍咒永远套在我的头上。” 谈到落实政策，董加耕认为，他的所谓的一些问题既是个人问题，又不是个人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盐城问题，又不是盐城问题；既要政治落实，又要组织落实；他不是伸手要官，而是要全面落实政策。尤其是对他的职务落实问题，董加耕是有考虑的。他觉得，所谓落实干部政策，应当承认原来的职务。“文革”前，他就是正处级，且是四届人大常委（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安排的，相当于副部级）。他说：落实政策不是乞求，更不是恩赐，而是体现一个原则、一个路线、一个精神。说到这里，董加耕感叹，人生的命运和际遇在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把握。 1996年，他到北京参加了共和国英模大会。在出席仪式上，董加耕遇到当年的一些领导，他们听了他的情况后，纷纷让他继续向党组织反映情况和问题（放后边）。 为此，他奋笔疾书，给一位领导同志写了《关于要求彻底纠正对我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分配适当工作的报告》，其原文如下： 首先，我衷心感谢您对我政治上的关怀和鼓励。 1993年10月，我在北京出席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时，在原团中央书记×××的关照下，中央组织部调阅了粉碎“四人帮”后对我的审查档案结论，发现有明显的偏差。1994年2月，江苏省纪委复议，报请省委同意，于1994年6月27日发文作了纠正。但是很不彻底，在结论中保留了“文革”中的用语，说什么未发现我与“四人帮”有组织联系，还说什么当时对我的组织处理是必要的。我至今认为，本人的问题在北京时已经讲清楚并解决了，但他们仍用这种结论来掩盖极少数人的不正当做法，现在应该到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关于彻底落实工作一事，胡耀邦同志来江苏盐城考察后比较满意，省里打算对我按副地（师级）安排，但后来此事因胡耀邦辞职而未落实。我任副乡级达18年之久。请求组织按照我作为“文革”前的团中央委员、三届人大代表、团地委书记、四届人大常委，任命我为县委副书记。参照大寨的郭凤莲、天津的邢燕子和河北的吕玉兰等，请给我安排适当的职务。这样，我可以弥补过去被耽误的时间，再多为党工作几年。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董加耕十分冷静、坚定。不过，他继续为落实政策而努力，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落实政策要理直气壮地争取，因为历来是搞的时候积极分子不少，落实政策却比登天还难。倘若老天有眼，睁开眼看看吧！个别专靠政治运动起家，每次搞到最后，都要我反映若干次，才像下毛毛雨一样给你一点所谓的“恩赐”与“施舍”，真是活见鬼。我向党献出赤诚之心，不是为个人的荣辱，而是为真理，为了是非。若在维护真理这个原则问题上患得患失、自暴自弃或委曲求全，就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无人商量，无靠山和权力，只凭实事求是的真理和人格力量，即使成了不骄傲，不成也不是我责任，也考验了领导人对捍卫真理是何种态度。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董加耕说，区纪检室主任核实了我的工龄问题，其依据是：因组织原因中断职务和工作的应连续计算，包括1966年5月担任团地委书记（正处级）至1974年担任尚庄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计8个年头；1975年3月担任县委副书记到1982年3月那个不正确的结论，又是8个年头；如果确认无必要审查，也应算8个年头。我没有任何处分，应不影响调级与调资。 为什么对自己的政策落实这么坚定？董加耕认为，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刻也不能忽略。党内极少数人把我的政治生命当作儿戏，而我用党员的权利捍卫党的原则反遭指责，这是不公正的。 董加耕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有极其严肃的思考，特别是对媒体上报道他的文章。他与笔者谈到，有一段时间，他反复阅读报刊上报道他的所有文章，可以讲没有不实的。只要是事实，历史就不会抹煞，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反映问题是我的权利，也是捍卫党性的义务，应当理直气壮。当年小平同志多次向党中央要求落实政策，要求恢复工作，这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和党的利益。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理解的。如果他左盼右顾计较个人得失，或者是安分守己，或者坐而等待，哪有后半生的辉煌？当然，我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不能与他相比，但世上凡理皆同。他觉得：死有何所惧，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只为是非清，何需怕议论。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视真理高于一切，视真理高于生命。 想想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路，特别是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董加耕不禁赋诗感慨： 三十年前生“路清” 不久又陷一片混 只凭夫妇无歹念 三个孩子都成人 十年之后再想今 谁知我们顶风行 因此这次太认真 须把是非弄弄清 我劝老郝鼓信心 那多坎坷早战胜 日后不管时多久 尽管双桨向前进 历经磨难见真心 相濡以沫度险情 人老确回第二春 岂让老郝太伤神？ 人生信心胜黄金 饥寒交迫就怕硬 顶天立地活下去 回首往事精神奋 世上没有大救星 命运全在自己撑 名缰利索别上当 清清白白心坦诚 “董路清”是指董加耕和妻子郝鸿鸾在“5.16”冤案平反后，认为路线清了，给刚生的孩子起的名字。 董加耕几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使他对人的命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时常对家人说：要苦一起苦，要乐一起乐，我不能离开你们，前半生艰难曲折，后半生该清静清静，何必自寻烦恼，平平淡淡才是真。 当然，对于自己，对于时代，董加耕很是清醒。比如，有一次晨练时，妻子郝鸿鸾听到有人议论董加耕，就很生气，想与他们对骂。但又一想，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就忍了。谈起这件事，董加耕不计较。他认为，世上千人百性，哪个不在人前说，哪个又不被人后说，我们应该有肚量，不是哪一个说我好，我就升天；哪个说我坏，就下地狱，没有那回事。 有些人常常不理解董加耕的遭遇，认为其命运不好，运气不佳。但老董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能读到高中毕业，立志务农后又获得这么多荣誉，后来虽经曲折，但没有任何处分，现在又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真是福大命大，怎么能说命运和运气不好呢？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