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刊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第1辑。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 吴原元朱政惠(1947--2013)，我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曾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学会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编委、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被公认为近年来中国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先生“视学术为生命”，恰如叶文心教授所言，“全然不见丝毫自怜自叹的意味，孜孜于学术工作，仿佛这就是(或才是)生命”；亦如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所感慨的那样，“他的学术追求，比其他人更是一种生命的追求，确切来说，更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追求”。对执着于“学术生命是永恒的，学术才是生命”的先生，旧友故交、门生弟子已撰有不少追忆文章。本文在追忆文章基础之上，就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做些初步的梗概性陈列。不周之处，请同仁匡正! 一、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朱政惠先生于1947年8月出生于上海，祖籍为江苏南京江宁杨柳村。朱氏为当地望族，其父朱伯隆(1913-1978)，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海金城银行高级职员，富有同情革命之心，曾在家中掩护过红色教授李平心；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华东师大教育系编译室翻译。先生父亲通多国语言，喜读史书，从事历史研究，这对朱政惠先生日后走上史学研究有着潜移默化之影响。先生曾回忆道，“在我儿时记忆中，他读书很勤奋，家里到处是他购买和收藏的书。家里有一套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近4000册，他每天都看。要找哪本书，告诉书名号码，我就奔过去帮他找。每找到一本书，都会夸奖我，我当然心里也很高兴，长知识了。当时，《人民日报》《文汇报》经常会刊登一些史学研究的文章，他看后常会划个红圈，要我帮他剪下来收藏好。久而久之，我也多少对其中一些问题有印象，什么评曹操、评武则天等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1966年，先生从上海市曹杨中学毕业时，因各方面表现优秀，获得赴西德留学的资格，但却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如愿成行，并因此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1968年，他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成为安徽黄山茶林场的一名知青。凭借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他担任了黄山茶林场知青连队的指导员，带领知青们开荒造房、种菜、犁田、修筑小水电站，并曾作为工程副总指挥，率领知青在高耸的黄山上炸山修公路。在如此高强度的艰苦劳动之下，他依然每天看书、写诗歌。十年的黄山知青生活，对先生影响至深，他这样总结道，“虽然失去了深造机会，但接触了社会，觉得这种经历也很重要，心胸不一样。农村工作艰辛，对身体、意志都是难得的锻炼，现在想想，对以后求学、治学都很有好处，遇什么问题都不怕，会造就一种百折不饶、越挫越奋的意志和品格。”1978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结束了知青生涯，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由于十年青春岁月留在农村，使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誓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正如先生的好友曹景行所说，“为了弥补曾经失去的十年时间，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追赶时间，追赶理想。” 在由学士而硕士、博士的十年求学阶段，先生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在读大三时，他即在《文史知识》上发表学术文章《章太炎读史日程》；读硕期间，先后在《历史知识》、《中学历史教学》和《社会科学资料》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他曾这样回忆道，“在由硕士到博士的六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化到了对吕振羽的史学研究。这六年的探索是艰辛的。为了搜寻吕振羽史学的各种资料，我曾跑了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访问了吕振羽夫人江明及其家人；我还很认真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种种理论，阅览了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的诸多材料；为了做好这篇文章，写作上花的功夫也相当大，凡几易其稿。”1988年博士毕业后，先生留校工作，先后在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学生培养处、人文学院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然而，在从事行政工作之时，他并未放弃其所热爱的学术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负责工作，所以教学科研不得不尽量抓紧时间。通宵达旦写作是常有的事。遇到寒暑假，便是我遨游史学王国的最好时机，严寒酷热全部置之脑后了。”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先后出版了《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等专著，并受陈启能、于沛邀请，参与撰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同时在《史学集刊》、《探索与争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吕振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论吕振羽史学》一文，发表于1989年的《历史研究》，这对于刚出道的先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在专注于吕振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同时，先生亦在探寻新的研究方向。当时先生考虑的两个主攻方向:一是继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以对吕振羽史学的研究与突破为基础，更全面、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二是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走向及其思潮，酝酿写作 “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类的著作。但当先生完成《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一文后，他开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产生浓厚兴趣。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写了《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后，之前的写作计划就搁置了下来，因为想法有了新变化。历史学界出现的对于海外汉学、中国学关注的情况使我眼睛一亮，感到这也许是我的新使命。”之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产生兴趣，一方面是因李学勤、张芝联等的呼吁让先生深受感触，另一方面则更多是自身学术积累的促进。 在先生看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准确理解和把握“源头”至关重要，但社会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状况如何亦亟待解决。为此，先生提出应将史学著作视为史学生命现象加以研究，提出从接受的角度开展史学研究；同时认为，史学的平行比较研究当然重要，但史学的交叉比较研究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更有利于寻找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先生转入海外中国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先生拒绝了到校外担任局级领导职务的诱惑，而且在新千年之际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全力投入海外中国学研究。1996年3月26日，在先生的努力之下，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这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专门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之一。中心成立以后，先生邀请了柯文、何炳棣、巴斯蒂等国际知名学者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在请进来的同时，先生亦曾先后走访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大学中国学机构。 2000年，先生又应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赴美国进行为期两年半的访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生驾着一部“老爷车”，走访了全美各地大学的几乎所有中国学研究机构，并拜晤了施拉姆、裴宜理、史景迁、魏斐德、孔飞力、柯文、周锡瑞等众多美国知名中国学家。他这样回忆道，“那老坦克式的小车在高速公路急驶，酷暑中没有空调，只能洞开所有车窗。巨大的集装箱车从小车旁呼啸而过时，剧烈颤抖的小车车身仿佛会被立刻吸入对方车底，碾得粉碎。也永远难忘赴康乃尔大学的那个不眠之夜，山城迷路，无休止地在公路盘旋，精疲力竭，至深夜一点，碰上几个好心的大学生……。”以至到最后一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魏斐德教授见到先生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像学生这样折腾啊!” 通过努力，先生在访学期间还获得阅读著名中国学家史华慈档案的特许权。他如是回忆那段“宝库探宝”的经历：“一年里，春夏秋冬，我都是挎着电脑包到档案馆，记得书包带也断过三次。中午，在馆里吃点面包、磕在桌上打个小盹，继续工作。”另外，先生特别注意利用访学时机搜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美国中国学家总结中国学研究史、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资料。当先生结束访学回国时，从海路托运回了十几箱书籍和抄录复印资料。 回国后，先生忘我地投入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事业之中。基于对美国中国研究的实地考察，他撰写了《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研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访问》《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以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印象记》等多篇学术考察访问记，并撰著了《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等在学界引起关注和思考的学术文章；同时，基于所抄录的史华慈档案，编著了《史华慈学谱》，并刊发了《史华慈中国学研究析略》《史华慈和他的严复研究》等学术专论。笔者粗略统计，先生在回国后至2006年的四年时间里，出版了《美国中国学史研究》和《史华慈学谱》两部学术专著，撰著的学术论文则有四十多篇。勤于著述的同时，先生积极筹办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自2004年以来，先生组织召开了“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年5月）、“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2005年10月）、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年6月）、“史华慈与中国：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2006年12月）等引起学界关注的学术研讨会，并于2004年创办《海外中国学评论》。 笔者通常于晚上七、八点打电话至先生家，却时常被接电话的师母告知，先生“刚刚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让我晚一点再打过去，并言道“他常常是感觉困了就在书桌上小睡一会儿，醒后继续工作，常到凌晨三、四点。”这即是为何笔者收到先生邮件的时间通常都是在凌晨或清晨的原因。这种不分白天黑夜的超常工作，最终将先生的身体给压跨。2006年10月，先生被查出患早期肺癌，被迫入院治疗。面对死神的召唤，先生仍以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对待。在手术化疗期间的先生，只要身体能够支撑他坐起来，便在病床上打开电脑投入工作，或修改书稿、或审读学生的毕业论文，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患癌症的病人。以至事隔七年后，先生离世前回胸科医院检查时，当年的主治医生开口就叫“华东师大的大教授来了”。他说，之所以对“大教授”有这份深刻印象，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先生这样坚强乐观，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病床上还搞学问的癌症患者。 2007年后，尚处在康复阶段的先生，即投入繁忙的学术事业之中。从2007年至辞世的六年时间里，先生发表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达54篇；完成了百万字的学术专著一部；主编了《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至5辑)以及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9部) ；组织召开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2007年)和“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1年)两次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协助举办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培养了25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通过努力，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东师范大学自设海外中国学研究博士点，隶属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所有这些工作，先生几乎可说是“单枪匹马”。先生的同事胡逢祥教授曾回忆，“我应邀参与了一辑海外中国学评论的编写，虽说只是把外国最新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翻译、编写，但当中许多的技术问题，如校对、用语习惯等等，使得这项工作十分耗精力。”对此，先生并不以为苦，“这样的工作对我很重要，收获良多。一本本带着油墨清香的著作的出版，让我感到无限欣慰。”对学术如此忘我的追求，最终将先生本已孱弱的身体彻底击倒。 2013年，先生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但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依然忙碌于其学术事业：10月下旬，先生将写了十年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手稿交付出版；在先生的努力下，《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五辑完成组稿，即将交付出版…… 。先生在病榻上所说得最多的是，“现在手头上的材料，研究到90岁都研究不完”、“再给我一年时间，我还能写几本书”。他曾与笔者多次提及有待完成的学术著作：《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史华慈评传》、《美国中国学史年谱》……。学术事业是先生一生的追求，在先生第二次入院治疗的前三天，依然如第一次入院那样坐在床上用电脑工作，后来实在拿不动了，就由师母为他捧着电脑，直到后来彻底写不了。无法继续追求其所挚爱的学术，对于先生而言是痛苦的。为此，先生留下遗愿：希望逝后在墓前塑一埋头写字的半身小雕像，在“那边”还要继续写……。 二.朱政惠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特点如上所述，先生的学术人生并不平常，他在结束了长达十年扎根于农村的知青岁月后，在人生的而立之年才开启其求学生涯；求学结束之后，他虽选择了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却又并未放弃其所热爱的学术，甚至拒绝了更高行政职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正颇具影响力时，却又富有勇气地另辟蹊径，转向海外中国学研究……如此不同寻常的学术人生经历，造就了颇具个性的治学特点。在笔者看来，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其一，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考察”。先生经常用“采铜于山”的格言来形容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意义，他曾这样言道，“我觉得史料永远是基础，历史研究是要靠史料说话的，绝对马虎不得。”“脱离史料搜集的研究，就会飘在空中，没有根基，根本不靠谱。”上世纪80年代，先生从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时，非常重视田野考察，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为了准确把握吕老的革命生涯和其思想，先生不仅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还走遍各地采访吕老生前战友、同事和家人；同时，先生托在日本的友人查找日本人译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篇目等史料。正因为如此，他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义史家吕振羽的研究中有了许多新发现。比如，他在浩瀚的史料中发现了若干苏联学者对吕老史学成就评论的文章；在东北，他发现了吕老《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4月大连版，从而纠正了通常人们所说的首版是1948年9月光华本的说法。先生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他在研究生的课上，经常批评国内有些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没有新资料”、“到处转抄”、“无病呻吟”，“或者按照已有的成果，重新理个新系统”。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在践踏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他告诫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务必找第一手资料做论文。先生的《关注国际上海学的前沿研究---对138篇海外博士论文的介绍和评析》一文，建立在阅读近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形成的；《史华慈学谱》一书，充分运用了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所收集的史华慈档案，“当我接触了史华慈的学术档案，马上被它惊人的丰富的内容所吸引，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大富矿。……我大概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全部的资料。……等到完成任务回国时，我已数做了数百页的学谱长编。”《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与反思》等学术专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先生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先生曾言道，“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为把握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走访了几乎全美国所有重要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访问这些学校东亚图书馆的所有中国藏书。”先生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都根基于躬亲实践，注重“田野考察”。笔者曾问及先生这一话题，他淡然一笑：“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骑着毛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搜集资料，躬身垂询边寨老兵。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在先生看来，“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把握的基础上，这个史料必须是你亲自查询的，而不应该是二手的”。第二，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与使命感。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历史是凝固着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历史工作者是愿意做时代的客卿。 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必是会深深地锲入时代的脉博，以一种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面对现实，回应现实，并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对于历史与史学研究，先生即是这样认为，存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体现于各种制度、规范、思想中的“过去”，既是已逝的历史，又是现实存在的前提，在很多方面决定未来的面目。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关系，无疑决定了历史学的时代特征，因此历史学家“都希望自己的成果能起到应有的服务现实社会的作用，完成创造人类文明新成就的学术使命”。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治史观，也是他奉为圭臬的治史标准。 正如先生在《史之心旅》一书中所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已是万古不朽的历史结论了。”掌握时代脉搏，体悟时代精神，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先生所专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及其探索成果，所观照的正是当代中国史家的那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先生从事吕振羽研究时，即通过对吕振羽和他的治史成就的分析，究明其史学的时代意义和发展特点，同时探讨上述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更深层次的关怀，却是因为“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相对薄弱，可以说是才开始起步。但这样大的一个史学流派，不仅主宰当代中国史坛，也是世界史学发展的重要流派，不深入研究是不行的。”因此，先生希望通过对吕振羽的研究，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轨迹。”作为体现先生治学具有强烈时代感与使命感的又一明显例子，是先生始终对史学思潮及新兴研究方向保持跟踪研究或关注。尚在读博期间，先生即因关注当时风行于国内学界的接受美学、接受文学思潮，提出“接受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发表了有关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系列论文；互联网兴起后，先生又自费于2002年开始创办“史学研究网”，每天花近一个多小时对网站进行信息更新，籍此了解和掌握了解学术前沿。 先生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是基于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伴随着国门的重新开启，学术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迫切希望了解域外之信息。先生敏锐的察觉这一时代趋向，他曾言：“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无论从队伍人数、机构，还是发表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蔚然成‘学’，对此我们岂能不闻不问，闭目塞听？”面对海外中国学的丰硕成果，先生有着对此急待展开反研究的深切责任感与使命。在《海外中国学评论》创刊号上，先生即言：“只要亲眼目睹他们那些学术研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他们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和学术界，没有感觉、没有学术反馈、没有深入的反研究是说不过去的。”进入新时代后，伴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舞台中央迈进，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世界宣传中国文明与理论实践，提升中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还是“仰头看西方”，仅限于介绍海外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那我们只能是西方学术的“传声器”，沦为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与此同时，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中国学陌生的阶段，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应该同海外中国学展开平等对话与批判。如果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抛弃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就不可能同国际中国学界展开真正的对话，在国际中国研究场域中便只能成为失语者。 对此，先生有着敏锐的意识，2013年即倡导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进入新的时代，他曾如是言道，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开始是‘不要落后’、‘不要不知天下事’的追赶意识”；第二阶段是“不要迷失自己”，“应该有批判意识和民族自主立场”；“第三阶段就是现在了，是努力确立自己话语权的阶段”。第三，鲜明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先生在论司马迁的创新时说道:“任何创造都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所谓创造性思维，即在思维领域里追求‘独到’和‘最佳’，在前人和常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突破、新的发现。”对于创造性思维内涵的定义和解释，事实上正是先生对自身治学的要求。在读博期间，受“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等思潮的影响，富有创见的在国内首次提出“接受史学”，倡导以新的视角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先生不落窠穴，选取吕振羽这一个案进行掘井式的考察，并重视结合历史时期对吕振羽史学思想的考察，而不仅仅局限于史料价值、史著编撰等方面的介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已颇具影响力。王学典曾这样评价先生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认为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一部‘掘井’之作”，并感慨道“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人像作者这样在那里锲而不舍地开掘，详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当然可以期待。”张越亦曾这样评价：“朱先生对吕振羽史学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吕振羽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也使吕振羽研究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中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一位。”然而，此时的先生却以令人感佩的探索精神转向海外中国学。先生虽然一再言道，他转向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丢弃老本行”，并认为其所从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海外中国学这一领域与先生此前所从事的史学史研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始终处在一个异域语境之中，涉及的跨学科知识、非学术因素很多，加上其自身独特的学术传承和思想谱系，都决定了仅仅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的方法来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转入一个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先生却凭籍着其不怕苦及善于钻研的精神坚持下来。张广智先生在评价先生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一书时曾这样言道，“一言以蔽之，其字里行间，不时迸发出来的就是两个字：探索，一种艰辛的探索，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最能体现先生富有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学界主要致力于海外中国研究动态与信息的译介，先生则立足于所在学科，将海外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作为关注点，以史学史方法就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国史学史学界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很少有学人有此意识。又如，先生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形式编著《史华慈学谱》。这一独创性尝试，可谓是为国内学界的海外中国学家之研究开创了新的形式，并提供了具典范性的案例。这在西方学界实属并不多见，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亦是独创。再如，在学术界相继推出主题不一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译丛之时，先生独辟蹊径推出主要聚焦于“海外中国学发展史”这一主题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可谓别具新意。其一经推出即引发学界关注，先生的探索与创新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三.朱政惠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就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获得国内外学界高度的评价。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这样评价道，“作为一个坚持以各国文化友好交流为使命的人，我特别欣赏朱政惠教授为促进中美学者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所做的毕生不懈的努力。唯有通过相互理解，这个世界才会有持久的和平，而朱政惠教授为这一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亦如是评价，“朱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本杰明·史华慈的研究，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他对跨太平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是卓越且永久的。朱政惠教授的学术研究富含深刻见解和创新思维，总能为下一代学者的继续研究提出新计划和新视角。”乔治忠先生则这样评价道，“朱先生善于将史学史研究的眼光、方法，用来驾驭海外中国学的探索，角度新颖，考察透彻，既为学科创新，又是对史学史专业的深切守望，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为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具体言之，先生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治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 今天，域外中国学研究已然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是颇受关注与重视的“显学”。 遥想民国时期，除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中寥寥几页介绍外，没有一部以域外中国学史为主题的论著，可以说全无书写域外中国学史之概念。所以出现如此大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即仰赖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与严绍璗、张西平、阎纯德、耿昇等诸位先生的学科化之倡导。早在1995年，先生踏入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始，即就“何以更深入” 展开思考。先生认为，要真正开展研究，只能“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和深入对它的探讨。他曾言，“外国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学科去思考与研究我们的问题，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反研究不能不从对应的专业和具体学科出发，不可能什么学科都涉及。”在先生看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形成之日，便是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之时。正是基于“学科化”的观念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专业出身，先生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主要是依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学科，采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明确其研究的是海外中国学史，即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进程的探讨和总结，研究其特点和规律。需要说明的是，先生虽然倡导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这一学科出发对海外中国学史开展研究，但他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完全等同。他曾如是言道，“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分支；另一方面，在面对其独特性时，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内涵的确定，包括学术宗旨、研究要求的另种表述。这也正体现了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之间的特殊关系，它们既有交叉重叠的方面，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两者之间辩证互补，交错受益。 在两者研究对象、方法上基本一致的地方，后者需要借鉴和吸收前者的学科方法论;同时，对海外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很多前沿思考和经验，可以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中的有益养分，包括其中的谬误也会是一种难得的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生在致力于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展开梳理与研究的同时，亦将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机构、发展阶段、学术思潮等视之为研究的对象。其二，丰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化”内涵。晚清民初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等虽开始对海外汉学投以关注，但多是基于取法与竞胜之需要。1949年后，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以为“了解敌情”而研究之，以致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时间，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限于有限的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日益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探讨。然而，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依然如严绍璗所说，“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情报’看待”。1995年，李学勤提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于李学勤先生的倡导，先生不仅予以积极响应，更是对李学勤先生所倡导的学术史方法进行了具体化与深化，以推动和丰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化。在先生看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采取一种“局内人”的方法，强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注意六个结合：一是，要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二是，要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研究相结合；三是，要和中国与这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史研究相结合；四是，要和国际学术思潮研究相结合；五是，要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母体语境研究相结合；六是，要与研究对象具体的机构背景和人物特点的研究相结合。不仅如此，先生还就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先生认为，海外中国学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1.海外中国学家及其学术思想；2.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编撰史、发展史；3.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基金会、协会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4.海外中国学的思潮与方法；5.海外的中国经典研究和海外中国相关文献翻译；6.海外中国古籍、文献、文物收藏。围绕上述方面所展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其任务或目标是：对各个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有大体的把握与梳理、探索海外中国学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对世界中国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的探讨以及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概况、特点和影响的研究。其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及史华慈、史景迁等美国中国学家的研究，即是在此观念与方法的指引下所展开。正是在先生等人的极力倡导与推动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出了“学术情报”式的研究，成为有着极为丰富内涵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三，推进美国中国学史研究至新高度。民国时期，由于与美国中国学界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中国学人对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已有所观察，但尚未将其作为一种学问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人基于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对于美国中国学只限于其学术动态信息的有限了解以及对著述的有选择性翻译。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界方开始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展开梳理，其中有影响的有：孙越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张铠就美国中国史研究之历史源起与发展所进行的初步探讨；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则主要探讨美国是如何由欧洲传统汉学转向“中国学”，并阐述其中的学术意涵。先生转入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后，始终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作为主要的聚焦点。在赴美访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先生撰著了《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研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访问》、《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等有关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考察访问，这给当时的中国学界带来了有关美国中国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手信息以及知名中国学家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基于在美期间所搜集的资料，先生还就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展开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史华慈学谱》、《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史华慈和他的严复研究》、《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史景迁史学探要》等，这些研究不仅有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更有着令人叹服的口述访谈及档案资料。先生去世后所留下的七十多万字的遗著《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中西书局，2015年），则更是一部厚重之著，是书以历史学为中心，详实呈现美国中国学从开启至21世纪今天的学术发展演变史。 此书所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其资料的多样性与一手性，更在于其完整书写出美国中国学发展演变之大体概况与脉络，奠定了美国中国学史的基本框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指导硕博士生时，或以列文森、孔飞力、魏斐德、富路德、韦慕庭、赖德烈、柯文等美国中国学家为其学位论文选题，或将硕博论文聚焦于某一时段的美国中国学之发展、美国中国学的某一专题、重要学术思潮等。与此同时，先生还就美国中国学史举办过多次具有学术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如“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1)等。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中国学研究成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为活跃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国别，由此美国中国学研究被推进至新高度。 其四，开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多关注的是中国史家、史著、史学机构及史学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先生则在国内首倡“接受史学”，提出史学研究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史学主体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是对他人或后人接受此前史学著作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编撰思想后的史学诸种情况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三是对史学中介的研究，探讨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 1990年代初，先生又就比较史学提出，史学的交叉比较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更有利于寻找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在先生看来，中国近现代以来史学受外界干扰、影响因素相当大，对其考察不能只在国内史学的格局中进行，必须放到国际史学的大背景中交叉比较，才能深刻理解其发展路径和趋向。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向关注海外的中国史学研究，撰著有《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探要》、《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等学术专论。在这些专论中，先生虽然是宏观的视角就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域外中国史学研究之概况、代表性学者及论著等作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并就其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文本剖析，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为国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域，使之成为这两个学术领域的新增长点。 同样，在书写域外国家的中国学之学术史时，鲜少有学人注意到研究对象国的中国学家所撰著的梳理自身中国学史之文献，更遑论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展开探讨。先生则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论域，他曾就此如是言道：“目前国内对第二部分资料（指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资料）的重视还不够，引进和介绍也薄弱。 实际上学术史的清理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历程还是不断有清理和反思文章的，他们本身的反思和认识，对我们认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先生在美访学期间就有意专门搜集此方面的文献资料。 回国后，先生就此撰写了《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专论，在系统梳理此类文献的同时，还阐述其对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书写的学术价值。先生曾就此这样言道，“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情况的总结、回顾和反思工作始终在进行”，与美国丰富的中国学成果比较，这类总结和回顾性质的文章并不太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通过研究这些资料以切入美国中国学研究，颇有“抓纲举目”之意，因为“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学发展的大体动向”；不仅如此，还“可以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把握每一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的进展状况，了解其主要学者、代表著作和理论思潮。” 正基于此，专门搜集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家总结反思美国中国学的文献，并按照历史的原则将其编选成书出版。先生之论及其探索，放置于今天仍不乏新颖性与启发性。今天，当我们欣喜的看到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正沿着学术化和学科化方向发展，并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和旺盛学术生命活力时，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未能亲眼目睹今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之盛景，不能不让人倍感伤怀。先生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将其全部的心血倾注于中国史学和海外中国学。他的生命因学术而璀璨，却也因学术而过早的凋谢。然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其宽度和厚度。诚如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诗中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先生虽已去往另一个世界，但他却依然如此鲜活、如此真切、如此温暖的活在每一个与其有过交集的人们的心中，以致我们时常觉得也许转身就能再见他那伟岸的身影、和蔼可亲的笑脸!先生是儒雅的绅士、真正的学者、伟大的导师、真挚的朋友，他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成就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