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的印尼历史研究新著《风雨千岛国》出版后，在社会引发一些反响，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显示印尼华人问题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归侨群体影响相当大。期间，我与侨务界、文化界、学术界友好进行过不同形式交流，让我深受感触，获益良多。 本文记载《风雨千岛国》出版后笔者与各方友人的交流互动，留下一些观感思考，籍此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并向印尼研究的专业学者请教。  《风雨千岛国》2025年在香港出版。 2025年，笔者出版了一部印尼历史文化研究著作《风雨千岛国》。事缘数年前，我在旅港印尼归侨资深传媒人周新先生安排下，到印尼进行了一次调研考察。那次岛国之旅我跑了很多地方，待了大半个月，收集到不少珍贵资料，对印尼近代历史和社会政治进行了充分考察研究。期间，我与印尼学术界、新闻界、工商界友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聆听到不少生动故事，让我眼界大开。 笔者访印期间与各方友人交流。 笔者拜访著名华人学者李卓辉。 回港后，我系统整理了这次印尼之行收集的各类著作、文件、资料、照片，撰写了这部《风雨千岛国》文集。该书出版后在图书市场热销的同时，引起了各方关注。期间，笔者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来电，与各方友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互动交流。 正是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位印尼归侨作家，为她出版了一部自传式纪实小说《赤道缘》。我应邀去了一趟湖南长沙，为岳麓书社的读者举办了华人问题专题讲座。我还有幸回到母校中山大学讲学，在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印尼历史文化讲座，并与印尼研究学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一） 正是数年前那次难忘的印尼考察之旅，让我对当代印尼历史文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形成了以下四方面思考： 其一，华人是印尼的一大族群。一代又一代华人先贤来到这里谋生拼搏，开拓发展，为国家繁荣做出了贡献，成为了民族经济依托，广受政府和民众赞许。但为什么历史上印尼社会总对华人歧视、排斥和打压？当年为什么曾有大批华人离乡背井，返回祖国？ 其二，印尼1950年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关系密切，为什么1967年两国外交关系会骤然中断，直至1990年才得以恢复，断交时间长达23年之久？ 其三，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为抗击荷兰殖民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曾是印尼共和国的重要执政力量。这样一个广受人民支持的政党，为什么1966年会迅间消亡？与同期也很活跃的马共、柬共、泰共、缅共等东南亚共产党相比，印尼共的终结时间最早，终结方式最惨烈，原因何在？ 其四，1965年发生的“9.30事件”，是印尼历史上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当年是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惨案，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沉痛创伤。六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印尼政府至今不公布事件真相，不向世人作出交代？ 由于《风雨千岛国》一书触及这四个敏感问题，书籍出版后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在文化界、侨务界、学术界引发了反响。 《风雨千岛国》首先引起粤港文化界重视。印尼问题研究学者、香港文物鉴赏家、艺雅廊董事长曾礼新先生及时组织了新书发布会，来自广东、香港两地一批学者、作家、媒体人、出版人，应邀出席了发布会。 粤港两地文化人在香港出席新书发布会。 作为印尼苏拉威西岛归侨家庭的香港女婿，曾礼新先生在发布会上介绍了《风雨千岛国》的出版背景，笔者向大家介绍了自己赴印实地考察的收获，以及写作过程中所遇问题。席间，与会者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对印尼历史文化的看法。笔者写作中形成的上述四方面思考，引起了大家关注争论。 （二） 《风雨千岛国》出版后在侨界反响尤为强烈，香港和内地的归侨读者出现了购书潮，对该书内容表达了关注。此间，我结识了一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归侨高龄读者凌金女士。当年她以优异成绩在万隆侨中毕业，1960年受排华影响离开故土，获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推荐回国升学，次年考入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西南宁从事技术工作直至退休，是一位饱经岁月风霜的归侨学者。 这位归侨老人读完《风雨千岛国》后，专程来香港找到笔者和历史文化出版社，向我诉说她和家人的岁月沧桑。这位归侨老人交给我一部自传体小说稿，希望本社能够出版，让她有生之年送给身边的亲朋故友，留下自己的人生足迹。 作为出版人，当我第一时间读完这部作品后，书中内容和作者人生让我为之动容，内心无法平静。强烈责任感下我帮助她修改完善这部作品，为该书配发国际书号，安排印刷厂为该书承印，令自传体小说《赤道缘》顺利出版，并向海内外推介发行。
作者在新书《赤道缘》的自序中这样写到：“我曾答应弥留之际亲人的含泪嘱托，也牢记同辈好友曾达成的共识，要在有生之年执笔写下我们印尼华人的足迹。我们这代人有过一段很独特的人生沧桑历炼，我们也承载着今天时代巨变的使命，一定要记录下这段历史，且行且珍惜”。 作者自序中还写到：“倘若没有排华悲剧，按国际惯例我第一身份应该是印尼公民，第二身份是华厦子孙，我理应是这两个国家的孩子。……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也一定还是印尼、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孩子，这就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
作者最后在自序中写到：“由于中年顾虑重重，虽早有腹稿但一直未能动笔。这次是在香港作家张穗强先生的支持鼓励下，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张先生是这样的热爱印尼，这样深入研究印尼，他撰写的历史文集《风雨千岛国》深深感动了我，促使我鼓起勇气，一气呵成，终令本书出版问世。”
作者书中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赤道缘》的问世令人欣慰，印尼华人的岁月沧桑令人感叹。作为该书出版人，我衷心感谢这位作者，深深祝福印尼归侨。
 当年接载印尼归侨的光华轮回到中国的情景。 作者与身边归侨友人的微信交流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在阅读《风雨千岛国》前，对此书并不了解，以为与诸多千岛国出版的书籍一样，也是歌颂印尼优美风光、丰富物产、美味佳肴和动听名歌。然而这本书却把印尼1960、1965、1998年轰动世界的三大排华屠华事件，做了详细介绍和理性解读。 六七十年过去了，印尼政府对上述事件讳莫如深，没有正式表态，也没人敢写出来，没人敢触碰那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我在岛国出生长大，对故土有特别情感，同胞的鲜血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今天有幸阅读此书，五味杂陈，各种思绪涌上心头。书中没有血淋淋画面，作者只以学者身份述说历史，却让我有被雷击之感。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详细叙述当年熟悉的政治人物：苏加诺、哈达、艾地、纳苏蒂安、苏班德里约、翁东、苏哈托，以及这些人当年在印尼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故事……。 我很感慨，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几乎不知道当年排华屠华的内幕，如今耄耋之年才有幸阅读此书，顿有豁然开朗之感……。” 当作者的这段肺腑之言让我看到之后，内心实在感慨万分。 笔者曾在香港与这位归侨作者多次接触，并有幸与她当年同窗的华侨大学化学系侨生相聚。互动中我不难感受到，归侨老人都走过一段沧桑历程，都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是这样热爱印尼故土，这样牵挂华人同胞，这样为印尼未来忧心。他们的岁月人生和厚重情怀深深感染了我，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又令人敬重的华人群体啊！ 笔者（后排右3）与《赤道缘》作者（前排左2）、责任编辑（前排右2），及华侨大学化学系的侨生在香港合影 今天，纪实性小说《赤道缘》终于问世了。这部凝聚一代印尼归侨血泪的文学作品，是他们风雨人生的真实写照；这部作品讴歌的，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作为《赤道缘》的出版人，我永远记住这位作者，永远祝福印尼华人，我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同胞能阅读《赤道缘》，不要忘记他们走过的沧桑岁月，关注这批曾留下心灵创伤的归侨老人。 （三） 与此同时，《风雨千岛国》也在国内文化界引起反响。湖南著名出版机构“岳麓书社”看到这部书后，力邀我去长沙举办“东南亚历史文化专题讲座”。 长沙岳麓书社为我举办印尼华人专题讲座。 2025年3月底，笔者应邀赴蓉为岳麓书社读者讲学。抵埗后我才知道，不少读者是听闻并希望购买《风雨千岛国》这本书报名参加讲座的。显示这个“东南亚历史文化专题讲座”，很受大家欢迎。 专题讲座内容很受长沙读者欢迎。 岳麓书社举办的讲座完全以历史文集《风雨千岛国》为依托，而讲座核心内容正是印尼华人问题。 讲座以新著《风雨千岛国》为依托。 当晚出席专题讲座的听众有三十多人。短短两个小时讲学中，看出长沙听众对印尼华人问题的关注度很高。互动阶段时，在场听众竞相提问，十分踊跃。他们对印尼历史的熟悉，对华人问题的重视，对排华事件的关心，提出问题之专业和尖锐，让我大感惊讶。 长沙听众的提问关注让我大感惊讶。 这时我才意识到，印尼华人问题、印尼排华事件对国内民众一点都不陌生。数十年过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华人群体曾受到这样的严重迫害？为什么他们当年要离开故土回到祖国？这段岁月是这样牵动了内地同胞的心，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深深印迹。讲座结束后，在场听众竞相争购《风雨千岛国》，一批听众粉丝久久不肯离去，他们争相与我合影，与我继续交流探索，又相约安排择日再会，令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出席讲座的几位湖南历史学者邀请我参观戊戍维新在长沙的重要遗址---“时政学堂”，并在那里安排晚宴款待。席间，我们又聊到印尼华人，并探讨当今的印尼政局和未来的中印关系。这时我才明白，长沙市作为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印尼排华问题对他们一点都不陌生，一直受到湖南文化界关注。这次赴蓉讲学让我开眼界了。 在戊戍维新的遗址-时政学堂与湖南文化人合影。 2025年5月，受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邀请，我还到该校举办了《印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讲座内容同样是《风雨千岛国》的印尼华人课题，显示印尼华人的这段历史岁月，受到学术界重视。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发布讲座海报。 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是我的“娘家”。当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有幸进入新成立的“中大港澳研究所”（今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前身），在这里展开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正值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香港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受到国家和学界重视。也正是这段校园生涯中，我在港澳研究所得到一批德高望重前辈的栽培，并与他们一道共事。老一辈学者卓越的学术造诣和治学风范，让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的讲座现场。 粤港澳研究院学术讲座当天，多位院领导、学者和师生出席参加，校外一些侨界人士和学者也闻讯赶来聆听。与笔者长沙讲学的角度不同，中山大学讲座的学术性较强，重点讲述印尼华人的社会生态；排华问题的历史根源；印尼共产党的兴衰存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印关系；1965年“9.30事件”的本质，以及这一事件对印尼华人的影响。这些内容引起了与会者关注。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资深学者、老同事陈丽君教授主持学术讲座。 有幸回到“娘家”——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讲学。 讲座互动阶段很踊跃，大家提出的问题专业，触及的领域敏感，探索的范围广泛。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不愧是学术殿堂，与会者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环境相当熟悉，对当年印尼政坛和华人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对当年的中印关系和政治事件有深入思考，对笔者进一步研究帮助很大。 多位学者在讲座上积极交流互动，他们的精彩发言让我获益良多，感受深刻。 研究院党委书记袁旭阳发言。 资深侨务学者、香港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许建华发言。 归侨资深传媒人、印尼《千岛日报》广州站站长李伟辉发言。 广州资深远洋学者梁合东发言。 （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资深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知青作家学会副主席、香港书评家协会会长、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社长、原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教师）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