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 念 父 亲 ——我国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3） 1966年夏，近乎疯狂的“文革”，冲击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到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紧接着就开始了抄家、游斗，社会一片混乱，所有学校都停课了。一天，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的我，被学校传达室的工友叫去接父亲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北京开会，母亲到保定看望生病的姨妈去了，石家庄家里只有刚参加工作，在工厂学徒的大弟弟（17岁）和小学刚毕业的小弟弟（13岁）了，因为怕他们到社会上去跟着别人胡闹，让我回去一趟。 回到家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弟弟就告诉我：前几天，因为上夜班，他正在家里睡觉，研究所的几个“造反派”跑到我们家，强行把家里电话给拆了。他和他们吵了起来，告诉那些人：电话是“总参”让给我父亲装的，你们今天拆了，明天就得给装上！没过两天，他们灰溜溜地又回来给装上了。一种父亲将受到冲击的不祥预感浮上我的心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父亲当时还在承担的国防科研项目，延迟了对他冲击的时间。 1967年秋，在石家庄小学刚毕业的小弟弟，突然出现在我就读的北京师院附中校园内。我问他来北京干什么？他说在石家庄父母哪里也不让他去，他就自己坐火车跑到北京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当天晚上，母亲就从石家庄打来电话，问小弟弟是否在我这里，知道他在我这里后，她说，小弟弟是借着买酱油的机会，拿钱买了火车票偷偷来北京的。并告诉我，父亲在北京开会，会让父亲接他回去的。过了两天，父亲将弟弟接走了。 “文革”结束后，我问父亲：1966年夏，1967秋，那么乱，你去北京干什么？他说，1966年夏那次，是钱学森让他去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的事情；1967年秋那次他去北京，是参加由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主持的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的尖兵一号卫星的大总体协调会，并且看到了周总理对成立“宇宙航行院”报告的批示：“地上的事情忙不过来，天上的事情先放一放”。 1968年初夏，因为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在学校反对“造反派”殴打老师，欺负同学，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被学校的“造反派”打伤，回到石家庄养病。这次养伤期间，我发现部队研究所大院里，给父亲贴了不少“大字报”。说他是“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后，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问父亲：“外面贴了你不少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你有历史问题吗？” 他说：“你们放心，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总政’早就调查清楚了。如果有问题，可能让我负责那么多国防尖端的绝密科研工作，进入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基地吗？” “任何技术问题最后总要有人拍板吧，国防部，国防科委对我的任命，就是要我在技术上拍板、负责的，没有权威，工作就没法进行。” “至于是不是‘反动’，那看你干的什么，总不能说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完成科研任务就‘反动’吧？” 一天晚上，刚吃完晚饭，研究所的一帮“造反派”冲进我家，开始抄家。我们兄弟被和父母隔开在不同的房间里。我坐在沙发上，问看管我们的几个叔叔、阿姨，父亲有什么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不知道。当晚父亲就被他们带走了。在收拾被“造反派”搞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的房间时，我第一次看到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给父亲的请柬，国防部长签署，任命父亲担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的任命书和国防科委任命他担任我军首个“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的任命书。第二天“造反派”勒令我们全家晚上到部队俱乐部大礼堂参加批斗会。我们看到父亲和研究所所长、政委等所领导被揪到礼堂的舞台上，挂着牌子被粗暴的按着头进行批斗。后来几天，我们看见父亲在扫马路，想和他说话时，他摆手，不让我们接近他。 “爸爸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我问母亲。 母亲对我们说：“我不相信你们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企图不给新中国留下任何技术干部，两次逼迫你们父亲离开大陆。他听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指导，坚持不离开大陆。第一次，反动当局要我们全家去台湾，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以你们奶奶生病，要回老家探病为由进行拖延。第二次，两个特务上门，把机票拍在桌上要你们父亲去香港，并掏出手枪，不断恐吓、逼迫。他根据地下党的安排，事先用钱买了一个假证明，说我即将要生你大弟弟，等孩子生了就走。而实际上我们根据地下党的布置，马上搬家，离开了原住处。上海5月份一解放，地下党就找你们父亲出去到华东空军工作了。要是有问题，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部队工作呢？” 她还告诉我们，刚解放时，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父亲还自己主动降了二级工资。 我也觉得，从我记事开始，虽然始终不知道父亲在从事什么具体工作，但是知道父亲在搞国防科研，而且是保密工作。“总参”这么信任他，父亲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从大院里贴的大字报中的字里行间，也隐隐约约地感到父亲参加了第一次核试验。 1968年12月，我从北京插队走前，母亲从石家庄来北京给我准备行装。我向母亲询问父亲的情况，母亲说她也不清楚，研究所的“造反派”只是让她给父亲送过一两次替换的衣物。据母亲讲，我离家回北京后，又抄了我们家几次，寻找父亲的“反革命证据”，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小弟弟告诉我，“文革”中造反派一共抄了我们家7次。 “文革”后期，我问父亲那时的情况，他说：1968年“造反派”把他“隔离审查”后，开始时天天审问他。看看审不出什么问题，慢慢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一天看守他的一个部下悄悄告诉他，周总理点名要他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没多久，他就到北京白石桥的“社会主义学院”报到了。那里集中了一大批他们这样的专家、学者，其中很多都是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的熟人。原来，当周总理知道这一批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受到冲击和迫害时，便以学习的名义将他们集中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进行保护。学习结束后他就被直接送到了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的农场，并被安排磨豆腐、养鸡，避开了“文革”中最那段疯狂的时期，也避免了研究所“造反派”对他的进一步迫害。 当我问起他“文革”中他被“造反派”关押后的情况时，他告诉我：“他们整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聂荣臻领导的国防科委‘招降纳叛’，好把聂帅打倒。” “他们想从我这里了解我每次完成的科研课题情况，我怎么能对他们说？那些都是保密的。后来，我就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去了。学习结束后，上级安排我到国防科委的驻马店农场劳动，每天磨豆腐，喂鸡，挺好的。”实际上，他在驻马店干校得了疟疾，后来回到石家庄，又复发了。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聂荣臻元帅复出，主抓国防科研工作。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国防科研工作一片混乱，处于全面停滞状态。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为了国防的需要，国防科研工作急需拨乱反正，步入正轨。为此，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政治部，专门派了一个姓杜的同志到研究所担任政治部主任。据他自己说：他的任务就是将父亲“解放”出来。1972年年初，父亲刚一被“解放”，就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试验和“尖兵一号”卫星回收的测控工作中。 “文革”结束后，父亲告诉我们，1972年他被“解放”出来后两次到“靶场”参加“高弹道导弹”试验，但是，两次试验都失败了。第一次他在地下掩体内进行观察，导弹起飞不久就爆炸了；第二次，他在20公里外的观测站观察，导弹起飞后，测控系统数据显示，导弹严重偏离预定飞行方向。他让助手从地面发指令让导弹自爆，信号还没有发出，导弹内的陀螺仪根据偏离角度，触发了导弹内部的自爆系统，导弹自爆了。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大家认为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将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在国防科研领域流行的“没有专家一样搞科研”的思潮，将专家排斥在科研工作之外，使得组成导弹的各系统、部件没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把关和科学的测试就组装而造成的。 我问父亲，什么是“高弹道导弹？”他告诉我，因为当时我国没有远洋测量船，在国外又没有军事基地，无法测量洲际导弹的弹道轨迹。于是将导弹按照洲际导弹需要的高度发射上天，到大气层外后，再发指令让它落回到国内的指定地域，以检测导弹的性能和控制系统。这也是发射卫星的火箭和洲际导弹的区别。 父亲还告诉我，一次他到一个“靶场”去处理问题，第二天钱学森和其他几个同志也去了。晚饭后，钱学森和他一起聊天。父亲问钱，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的女同志是谁？你对她那么客气？钱学森说，那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肖力），负责解放军报工作。 “文革”结束后，上级党委派专人来了解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问是否有人打他，具体是谁。对于有谁打了他的问题，父亲推托说“记不清了”。在谈了其他情况后，他又专门对来调查的同志说：“那些造反派的头头，都是个人主义膨胀，主要是世界观的问题，只要他们自己认识了，写个检查，改了就行了，不要太为难他们。毕竟还是年轻人，今后还要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摘自葛元仁《我的知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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