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父 亲
——我国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2） 首次卫星回收中的父亲 20世纪90年代我回家还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3月评定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使我想起了上世纪的1976年春节，我刚被从农村插队抽调到太原铁路工作后，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放着300、400毫米高的胶卷。当时自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要用多大的照相机才能装下那么大的胶卷啊！我问父亲，他什么也不说。倒是我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那是卫星上用的，是从回收回来的卫星上拿下来的。父亲听到了小弟弟对我说的话，立即大声喝斥、制止他，并且警告他，今后不许偷听大人的谈话，不许乱说。平时我父亲是最宠爱小弟弟的，从来没有见他这么严厉地批评小弟弟。 父亲离休后，我回家看望他时，又问起这件事。他告诉我，那些胶卷确实是卫星上用的，分辨率很好。当时给卫星起的名字叫“尖兵一号”，用“长征”火箭发射升空的，目的是回收照相舱。并且说，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卫星回收，如果成功，我国将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那时他最担心的是怕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也就是控制密码。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的不断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而这部分控制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弟弟在一旁说，卫星回收那天，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在我们家客厅里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父亲还告诉我，第一次卫星回收时，由于回收的照相舱晚打开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回收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了几百公里，飘落到了中越边境。我想起一个在广西中越边境当兵的同学曾经告诉过我，1975年初冬，他们曾接到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找到的任务。部队和当地民兵一起，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白天边境线两边人声相闻，晚上两边是火把相映，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父亲说，当时张爱萍上将刚恢复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不久，在“尖兵一号”回收后非常高兴，立即赋诗一首。他翻开笔记本找到了那首诗： 欢呼“长征”火箭发射“尖兵”卫星首次回收成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
“长征”万里遣“尖兵”，
巡行太空战鬼神。 力争朝夕越艰险， 获锦归来举世惊。 神州昏， 妖风兴， 激群情。 风雨同舟济， 人鬼识伪真。 长剑在手， 待把妖擒。 照相舱是根据遥控指令打开的，打开的时机不对，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米。对于6400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回忆起1963年夏，一天雨后的夜晚，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楼顶平台散步看到天上外国的卫星时充满信心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中国人不笨，以后，我们国家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他用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就是他们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为了祖国的强大，自强不息的风范。 搞我们国家自己的人造卫星！这个愿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国防科委的具体组织下，在他们老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白手起家，依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打破了美、苏对我们的技术封锁，不仅实现了卫星上天，还实现了卫星回收的时候，他们心情怎么能不激动和自豪呢！ 父亲还指着记载着由国家科委1985年10月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资料，对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从1966年初开始研制的，前期方案论证就是由他负责的，并担任第一完成人，还拿出了研制时记载有技术数据的笔记本。 很多年后，一次闲谈中，他告诉我，1966年初在科学会堂开会，就是讨论、确定对运载卫星的导弹和卫星的无线电测控系统方案。这套系统保证了对1970年4月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后来的“尖兵一号”回收式卫星也用了这套系统。而西安测控中心和远洋测量船上用的这套系统，都是他亲自带人去安装，调试的。后来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测控系统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行进了改进。 这使我想起了1966年初，我正在北京师院附中高三念书时，一个周六的晚上七点多钟，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传达室的工友把我叫出了教室，说有人找我，在传达室等着呢。我随他到了传达室一看，是父亲。我非常惊奇。因为那时我们家已经随研究所搬到了石家庄，我一个人在北京住校，没想到父亲会来看我。我请他去我的宿舍，父亲说，时间紧，不去了。告诉我，这次来北京科学会堂开会，住在那里，让我周日穿得整齐一点，早上到那里去找他。说完就转身走向校门外。我陪他走出校门，才发现校门口的大树下停着的一辆关着所有灯的轿车和车内坐着的几个父亲的助手，他们和我打了一个招呼，车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学校所在地—西八里庄，骑自行车到人民大学附近的科学会堂看望父亲。当父亲知道学校周日只有两顿饭，我早上还没有吃饭时，马上带上我去餐厅，拿出自己的会议早餐卷让我吃饭，他在一旁看着我吃，不时和一些人打招呼。回到父亲住的房间，他立即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对我说：“高中阶段的知识是解决今后各类问题的基础，一定要掌握牢固。”并嘱咐我，马上高考了，要抓紧时间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将来毕业后争取到国防科研单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我问他：“其他几个叔叔呢？” 他告诉我：“他们先回去了，昨天晚上就是送他们走。”他自己还要到总参汇报工作，所以留了下来。 1970年时，我正在农村插队，从收音机里听到东方红卫星上天的消息后，马上跑到院子里，按照收音机里的提示和父亲教我的方法，很快找到了在天上的卫星。当时除了为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自豪外，心里总觉得其中一定有父亲的心血。直到20世纪90年末代听到父亲的这一番话，才印证了我当时的感觉。 1999年神州一号载人航天试验飞船上天后，父亲非常感慨地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上世纪70年代飞船就应该上天了。每次航天飞船上天，他都特别关注。特别是神州五号、六号上天时，他已经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并经过了几次抢救，即便如此，他也要让护工推着轮椅去看飞船上天的电视新闻。
（摘自葛元仁《我的知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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