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3月，我被时代潮流裹挟，与另外19名同学一起，来到“孔元”——江西省峡江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插队落户”。1975年夏天，转到江西省余江县云峰公社蔡家村，直至78年夏天参加高考。 异地插队 我离开“孔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通过退养军官姨夫与地方上的关系“上调”（离开农村）。还有一个是，我因收藏“禁书”（外国文学名著）而被一个知青举报，公社与县知青办干部来到孔元，召开了一个针对我的“批斗会”（他们名之为“帮教会”），封死了我的上调路。 那天，蔡家村的蔡副队长把我领到为我预备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土坯房，没有一块烧制砖，也很小。还是跟隔壁人家连着的，只隔了一道篱笆墙。房顶上虽有瓦片，却很稀，后来发现还漏雨。土坯房里有一张破旧的书桌，还有一个摇晃得很厉害的小条桌，还有水缸、水桶、扁担、锄头…… 我在窗下安放了煤球炉，在墙角安放了小条桌，桌上摆着油盐酱醋，桌下摆着水缸水桶。贴着篱笆墙安放了木箱，木箱旁边、靠门处是那张书桌。在篱笆墙对面那堵墙边，我安放了木板床，还吊起了蚊帐。 后来发现，这顶蚊帐具有三大功能，夏天可以防蚊子，冬天可以保温，雨天可以接雨。之所以还要接雨，是因为房顶漏雨。接雨的时候，需要在蚊帐顶部铺一块塑料布。 很快我就让蔡家村农民大吃一惊。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会做，还做得挺好。云峰公社、包括周边村庄有很多上海知青，村民说，像你这种什么农活都会做的上海知青，我们没见过。 我还天天出工，与他们风雨同舟。他们说，天天出工的上海知青也是我们没见过的。不仅如此，收工后，我还跟他们一样到自留地种菜，摘菜，回家做饭。 复旦大学 不知是我的表现反映到了公社，还是姨夫的影响发挥了作用，抑或是两者形成了合力，第二年，我获得一个机会：复旦大学为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知青举办学期为一年的“政治学培训班”，我入选了。 这个培训班只有30多名学员。学习期间，由上海市政府和复旦大学共同解决吃住问题。结业后，推荐地政府发给每人240元补助，并安排就业——至少当中学民办老师。而上海方面的保密安排是，结业后全部留沪，另作安排。 培训期间，除了上课，我就猫在复旦的文科阅览室。 我非常喜欢这个阅览室。这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解冻期”，乍暖还寒。但是，这里已经不可思议地放出不少禁书。我早年积累的读书经验，也让我大体知道如何找到这些书。 我很享受这种环境，更享受这些书。特别好看的书，我不舍得一下子读完，而会记住中止阅读的页码，第二天再读一点，第三天再读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下册）就是这样读完的。 我在那里还读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忏悔录》、《爱弥儿》，以及其他“百科全书派”的若干作品。还有罗伯特·欧文的《新社会观，或人类性格的形成》、让·梅叶的《遗书》、帕纳耶娃的《回忆录》、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 这时的我，虽然还是孤独，内心却是充实的。我与书籍对话，与自己对话，发现了蕴藏于孤独中的力量，以及蕴藏于书籍中的那个庞大、深邃、坚不可摧的世界。 考证革命 借助于“国际共运史”这门课程，我开始探究国际共运即“马恩列斯毛”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来龙去脉。由于外部资讯的匮乏，之前，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 曾经听说，世界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出现过“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前者被苏联“老大哥”出兵镇压了，后者遭苏共和中共的严厉批判。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也变修了，对内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外放弃“革命输出”，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也曾读过马恩原著，知道有个“共产国际”，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可我不知道马恩去世后列宁为什么撇开“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为什么将留在“第二国际”的同志视为“修正主义者”。 也曾发现马恩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他们准备的“后备胎”，但我担心这样的“发现”是错误的。 因此，我对国际共运史课程很感兴趣。 通过这门课程得知了，修正主义的鼻祖是第二国际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魁伯恩斯坦，他与马恩共同创建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马恩去世后，他因主张“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为列宁不容。可是，第二国际并未消亡，相反，它的不少成员如社会民主党、工党还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数度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 原来，国际共运的两条路线之争貌似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争，实为激进路线与渐进路线之争……认识到这一点，我心潮激荡，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中国也将发生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将改革开放。 痛失母亲 6月17日，母亲身上查出了淋巴肉瘤和白血病，都是恶性肿瘤，而且是晚期。 自此，我给自己确定的主要目标就是照顾她，陪伴她。我逐步减少了去复旦的时间，也不再去文科阅览室。 在病房里，她总是深情地看着我，问我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每次离开医院，都要把我送到楼梯口。有一天，她还把我送到楼下，还跟我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 7月的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原计划改变了，结业后你们还得回去”。原因老师没说，我估计和毛去世、“四人帮”被捕有关。可是，我对这么重大的变故毫无感觉，也许，我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母亲不在了，留在上海还有什么意思！ 然而，这样的麻木也让我犯下一个大错——我把老师的话告诉了母亲。不曾想，听我说完，她像遭了雷击一样僵住了，好久才回过神，问我，当民办老师会不会变？我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10月22日，医生报病危，外地的兄弟姐妹相继回家。 28日中午，母亲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我收集了她掉在枕边的头发，拿走了她换下的一件内衣，保存至今。 母亲去世不久，我回到了余江。 县知青办兑现了第一项承诺，即支付了培训补助款。另一项承诺，至少让我们当民办老师，没有兑现。 那天，走出知青办已近黄昏，没有了去公社的班车。我漫无目的地走到郊外一条小河边，瘫坐在草地上，失神地看着潺潺流过的河水，直到太阳下山，天黑透。 第二天，我回到蔡家村。那时还在戴孝——臂上戴着黑纱，蔡副队长见我这个样子回来了，很同情地说：“小郑，你真该在这里找个老婆，成个家了！” 那个秋冬，我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隔壁依然住着饺子姐姐一家。只是，夜深的时候，我无心再想饺子姐姐，只是想母亲，每天晚上都想得泪流满面。 还写下了《风筝》一诗—— 我是田野上空一只风筝/母亲，您是牵线人/您翘首举臂/时时牵挂着远飞的风筝/风筝在大风中颠簸/有时还和电线杆相碰/您牵动着绵长柔韧的线儿/让我避开险境，飞得端正/风狂雨骤的日子/又飞回您身边休整/母亲啊，风筝是您的游子/线儿是您的百结愁肠/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您是我最可靠的保护人/我是田野上空一只风筝/母亲啊，您是牵线人/如今，您撒手而去/我成了一只断线的孤筝…… 四喜临门 直到1977年12月，才想到我也可以参加高考。但已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只能参加1978年的高考了。 这时还出现两个机会：一个是，尚未上调的知青只要持有“疾病证明”都可以回城，政府不追究疾病真假。另一个是，公社知青办陆主任给了我一份招工登记表格，只要填报就能调入一家县办企业。 我将这两个可以手到擒来的机会与并无胜算的高考机会合并考虑，选择了高考。而后，我就不出工了，天天猫在土坯房里学习。除了两个了解我的青年朋友，其他村民都以为我得了抑郁症。 考完后，我被公社抽调到“路线教育”工作小组。 所谓“路线教育”，就是公社党委召集一些在职干部和我这样的兼职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各个村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现场查处相关问题。 工作组每天游走于各个村庄，吃派饭，住农家。如果表现好，兼职人员可以“转干”，即转为“吃皇粮”的专职干部。因此，兼职人员通常都会“使劲”表现自己，对“被教育”的农民“说狠话，出重手”。 这显然是又一个机会。但我不愿意这样表现自己，也看不惯这样的同道。因此，在与另外两个兼职人员的“竞争”中，我明显落败。 午夜宣誓 由于参加路线教育，很晚才有人告诉我：“你考取了江西大学，赶快去锦江镇邮电所拿录取通知书！” 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回到锦江镇。邮局已经关门，还好里面有人。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却开心不起来。走到街上，想到母亲，眼泪止不住又流下来。 这天晚上，我躺在蔡家村的土坯房里，反复思考一个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愚蠢的问题——母亲以这样的方式抚养我们，意义何在？为了她，我应该怎样度过一生？仅仅是取得大学文凭，毕业后谋一个好的职业，吃好，穿好，把自己小家庭照顾好，让她放心，还是要为千千万万像她那样的人做些什么？ 去鹰潭火车站的路上，看到一块块农田从眼前掠过，我感慨万端——仅仅是其中的一小块，就能把我囚禁一辈子，可今天，我甩掉了那么多……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