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3月——1973年8月在古田县城关公社栆坪大队栆坪村插队。 到1972年底是我下乡插队的第四年，我基本适应了艰苦的农村生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我一起同吃一锅饭的三个知青招工走了俩个，一个调往卓洋公社，平时陪伴我的村里的俩个姑娘出嫁了。我孤单，我迷茫，我彷徨，路在何方？我非常沮丧地回家过年。 回到家母亲笑咪咪地很神秘地告诉我，我姨所在的福州师范学校在建阳地区试招收了一批在建阳插队的福州藉知青。这消息太震撼了！上学念书的希望之火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我打算在劳动之余自学高中课程。我翻箱倒柜找出我哥用过的高中数理化课本，我翻了翻理化课本，发现有的知识要通过实验，观察才能掌握好，自学不易，我就打算专攻数学。我把数学课本上的例题看懂，学会解题方法，抄下例题，隔几天自己试着解一遍，十天后再巩固一遍。每天学完数学，就背诵初中第五六册英语课文。这样按照学习计划，循序渐进，温故而知新，心里很踏实。 春节过后是春耕大忙季节，我回村里做蒸汽育秧，所谓的蒸汽育秧也就是土法温室育秧，在装了八层秧床的塑料大棚下安装四口大锅，一天24小时不停地烧水，以保持棚里有足够的温度。我和其他三个女孩分工，她们晚上值班前半夜，我从晚上七点睡到半夜一点，起床后一个人出去添水，往灶里加柴，然后开始学习，夜深人静，学习特别有效。后来去三保代课，也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学习。 日子悠悠的过，田里的稻苗青了，壮了，吐穗了，終于等到了高校招生的信息。大队第一次集中了全大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公布了栆坪大队分配到一个名额参加县里的文化考试，我们大队要初选三名，筛选后上报公社一名。听到这个消息，出乎大队干部的意料，知青们的表情很淡定，没有人说他学过的知识多，也没有人说他坚持在村里劳动，一年赚多少工分；反而有的在抽烟吞云吐雾， 刚从外地赶回的就闭目养神，有的人仰头看天花板 ，也有的低头数蚂蚁，都显得若无其事。 我们经历了四年风霜雪雨的磨炼，晒黑了脸庞，强壮了筋骨，也经过四年的思考，没了当年唱着“拿起笔做刀枪的”冲天豪气，也削减了当年在夺权还是反夺权辩论会上唇枪舌剑的锐气。受青山绿水的滋润，学会了稳重、静默和隐忍。我知道这是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村里能推荐我，还希望是三个知青中最终胜出的一个。 我们在大队吃了两天的大锅饭，第二天下午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大队党支部公布了根据四个村报上的名单，确定了三个，栆坪村推荐我，燕仙村姚正銮，坑头岭村仕尧。那俩个男知青马上说上学不去招工去，我很感激他们俩把上学机会让给我。其实仕尧第二年等来的还是 招生名额，他上了中专学财会。 我参加了县里的文化考试，语文考一篇作文，数理化综合卷不难，都考些很基础的知识，我感觉良好。 下午一点开坐谈会前我看到有人在等候面试英语，我问工作人员我是否可以当场报名，他微笑着叫我写下自己的姓名，这是最简单的英语面试的报名方式！我之所以选报英语，因为我觉得我在英语方面有优势。 1963年前古田一中全校都是开俄语课，那一年在初一试办两个英语班，我有幸学了三年英语。面试的老师一个是师大外语系的，后来是我的语法老师，另一个是古田一中英语老师郑丽玉。考题第一题读二十六个字母还有几个音标，我心里想这太容易了。 第二题是从初二课本里选出的一段短文。第三题难度一下子拔高了，是节选于初三课文，这篇课文是毛泽东的一篇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译文节选，离开学校七年我还能够流利念完短文。 考试后，亲朋好友问我报什么学校和专业，我说是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他们的回应几乎是相同的“怎么是英语？”。也难怪他们会有疑异，文革前有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在文革中也有一种说法“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况且当时社会上职业排名一嘟嘟，二杀猪，教师被称为“臭老九”。 其实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是只要有书念，就很满足了，况且英语是冷门，竞争的人少。在忐忑不安中却等来一个消息，辽宁知青张铁生写在试卷背面的一封信，被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引起全国轰动，导致那年招生不单纯按成绩录取，还要看考生表现，品学兼优，择优录取。 不久我收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入学通知书。1973年古田去福师大外语系的三个知青都是1966年的初三学生，我，我的同学在大桥插队的古田知青杜昌桢和在杉洋插队的福清知青张淑慧。 离别生活了四年半的乡村，至今仍然难忘那里的父老乡亲。是他们细心呵护我，热情帮助我，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勤劳、善良、乐观、豁达；他们心系国家，不管丰年歉年，每年都先交公粮，后安排自己的口粮，他们先国家后个人遵纪守法。是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教育了我，锻炼了我，使我不怕困难，在艰苦劳动生活中成长，使我能以顽强的意志在繁忙的劳累的农忙中努力自学，是他们才使我能够走出大山走进高校，在更宽阔的知识海洋中畅游，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忘不了那片大山的土地！ （晓 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