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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也是个大晴天，齐齐哈尔车辆厂接人的卡车一早便停在学校学生宿舍楼下。分去车辆厂的同学有多少个，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们七四语文（一）班就我和陈建国两人。 能分去车辆厂纯属偶然。大约半个月前，我从学校团委办公室出来，在学校二楼中厅遇到学校教导处的一位女老师，也许我当时在学校还算出名（我曾任学校团委宣传委员），她拉住我问是不是“代培”或“定向”的。如果是属于那两类的，毕业去向已定，不用学校分配。我说“不是”，她问我是否愿意去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齐齐哈尔车辆厂？那是铁路单位呀！虽不属齐市铁路局，但也是“铁老大”旗下的国有企业，我自然是乐意去的。于是，便有了今天车辆厂来接人之事。 这些天陆续有同学离开学校，“委培”和“定向”的单位早定，去向明确，不少同学本就是当地送来培养做后备教师的，他们也先后回家乡去了；那些属市一机厂二机厂中学代培的正在去学校的路上，还有分去哈尔滨的，即日便要动身。只有那些没有落实单位的，听天由命地等待分到某所市内或辖区的学校的人，都是在我走后才离开学校的。  在齐齐哈尔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满打满算也不到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中间还不断地被下社会、到企业、去农村挤去了不少时间，真正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同学之间虽谈不上像在兵团那样生死与共，但毕竟朝夕相处，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龙沙公园望江楼整地时，共同流过汗水；龙沙宾馆的贵宾室里，一起陪同朝鲜朋友观看《闪闪的红星》；临毕业当年的1月8日大雪纷飞的清晨，于农村共对有线广播中传来的哀乐，流下辛酸的泪水。这样的情感，应该是纯洁的。在这充满水分的“两年”中，老师们真的是尽了力：教语法的孙也平老师知识渊博，我的古诗词创作的基础是他给我打下的；教古汉语的孙成铭老师满经纶，他让我在原有的语法基础上有了大大的长进；教书法的张老师谦和可亲，至今还记得他教我写“林”字情景；教文艺理论的刘岚老师是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她不惧当时横行的“左”的思潮，想尽办法让我们接触更多的外国文学，我的那些仅有的外国文学知识，与她的悉心教学是分不开的。故而，至今一直不忘，可惜的是，他们大多已经作古，再也无法报恩了。  但，老话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更何况在那样的年代里，两年的学习时间，老师们虽然尽力，但我们 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掌握的知识既窄又浅。一到实际教学中就暴露出来了。好在，当上教师不久，“文革”结束了，百废俱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许多被禁锢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纷纷再版。人那时如同疯了一般，每到星期天就往街上的新华书店和邮局跑，只为去抢购新出版的书籍。好在那时的书籍便宜，一本厚厚的600多页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才一块多点，介绍《李白》《杜甫》等名人传记的小册子仅一两角钱，而三卷本的《飘》，每册也就一元出头，使我等囊中羞涩的小教师也能买得起。可以说，我现存书架中，有一大半的藏书都是那时购入的。对提高我的文学素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间，我还结识了一本名叫“语文学习”的小册子。此后，它一直陪伴我到退休，让我认识了于猗、钱梦龙等一大批名师，读到了许多闪烁着智慧的大作，给予我以营养，滋润我以成长，使我不断得以提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大开始招生，我入电大中文系学习，才便自己的知识结构真正完善起来，也有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此是后话。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 现在要和老师与同学分手了，说不上是恋恋不舍，但也总有几多的牵挂。从此分手，许多同学恐怕就此全无信息了；哪怕是分在本市的，一年里也难得见上几次面。于是，对去外地的，我便只有“遥饮松花仲秋水，云端明月寄衷肠”；至于调回内地的，唯忧“乡音不渡山海关”。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此次别后，与许多同学的再见，确实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而老师们，许多人则是从此别过了。 回到1976年的8月8日那天吧！车辆厂的卡车把我们拉到工厂的单身宿舍，把我们的住宿先安顿下来——我和陈建国被安排在同一宿舍；随后分配学校：我分在工厂二中，陈建国分在工厂三中；与我同分在二中的有物理班一个（上海人）、数学班一个（天津人）、政教班一个（齐市本地人）。学校当即交给我一个初一班级，任班主任，另带三个班的语文课。另外的同学也有分做班主任的，可见学校缺老师的严重性。从此，我便开始了教学生涯，一干就是三十四年，其中在车辆厂二中当了七年语文老师，上过初中也教过高中，先后带过六个班，年年班主任，直到1983年底在纷飞的大雪中作“雁南飞”。于是有了一大批称我为“哥们”的学生。 2008年夏初，下乡四十同年时回访，回程时路过齐齐哈尔，与81届初三学生相聚。会上，由申同学（右三）称我为“哥们”，于是有了一帮“学生哥们”。此届学生三年后高考，录取本科人数为当年齐厂中学四个重点班中最多的。  1983年底，我在江苏常州落下脚，成了家，继续教学生涯。单独一人在此教学，虽然时有“学生哥们”来信，告知他们的学业情况，但却没有了往日齐师师生的信息。本世纪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当年同班孙同学的电话并告知了另一位同学朱的消息；因为同是上海人的原因吧，“三观”又一致，在师范读书时我们三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给过我许多生活上学习上的帮助。她俩虽是69届的，在文学上的造诣匪浅，给予我许多的启发和促进。接到电话，可谓“喜极而泣”，当即吟诗一首：“乡音已隔卅年余，一线相连响耳隅；如见当年挥拍影，杏林才女瑾和瑜。”又有一年的周六，我正在给高三学生上辅导课，突然接到老班长的电话，说是刘岚老师到了上海，希望能一见。但我高三毕业班重任在肩，实在无法分身，只好于电话中问好，错过一次绝佳的见面机会。我连忙给孙和朱去了电话，让她们见到了刘老师，也了了我的一份心愿。再后来退休后，我回沪定居了，与众多定居上海的同学有了更多见面叙谈出游的机会。  呜呼，谨以此文纪念蝉蜕五十年！ （2026年8月8日，于暮耕斋）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