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的馄饨_老辰光

按照家乡的传统，大年三十这顿晚饭不烧团圆饭，便是包馄饨。我们家多选择后者。那馄饨两头翘起、中间鼓包的形状是一种象征，使一年辛苦劳碌，收入不丰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年，在果腹的同时又满载着深刻的寓意，将物质与精神同时吞下肚去，这大概也是中国式的幽默和乐观。以其重要，因而重视。为这顿馄饨，早早就开始做准备。所谓准备，就是备馅。说来真让现代的人们不信，这馅再高级，不就是肉、虾仁之类吗？年三十下班，街上一转，什么都齐了，还准备什么呢？可我奶奶那时总说：“过年过节的，大荤大腥作孽，也不鲜洁，还是荠菜馅好吃。”爷爷还引《诗经 • 邶风 • 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作证。我们小时候，都没尝过大荤大腥的馅，很自然地相信老人们的理论，于是踊跃地投入了每年一度的准备荠菜馅的“战斗”。荠菜，上海人叫荠菜，我老家叫碎花荠。说是菜，其实是一种野草，十字花科，一二年生草本，叶子直接从根上长出，一丛丛呈放射状，大的如婴儿手掌，小的如铜钱，春天开小白花，阴历年前后，正是生长最旺盛的季节。寒假一开始，我们兄弟几个便主动请缨。俗话说，远离父母的孩子懂事早。我父母在上海工作，为了节省开支，把我们全放在崇明老家。我们知道，过一个年，少说需要十来斤荠菜，花钱买得一二元钱，那可是一二十个孩子的压岁钱啊。不知奶奶从哪个角落搜罗出来几只破篮子，清一色的漏角。她老人家用布缝好，缝不上的，用旧报纸塞住，发给我们一人一只，里边放一把生锈的镰刀：“手套带好，别走远了！”我们便小鸡一样地扑楞出去。我家在县城西边，出城河桥，便是农村。河边路旁，岸坡田间，有土便有草，有草使能找到荠菜。荠菜虽不稀罕，但挖的人多，每天收获最多一个篮角。南方的冬天极冷，我们老家崇明四周环水，海风一吹，堤沿的冰渣格格作响，寒风“嗖嗖”地往脖子、袖子、裤管里钻，胡萝卜似的小手常常不听使唤。没有牧童晚归的悠然自得，也没有寻芳踏翠的野趣，有的侧是实在的希望：见到每日增多的荠菜，内心泛起一丝丝美意：大年夜父母归来咬一口清香的馄饨，夸我们一声懂事。
荠菜似乎一年比一年少了，年也一年比一年难过。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原先1分钱1斤的青菜，卖到5角、1元甚至几元，荠菜也身价倍增。我们挑拣荠荠菜的事情变成日常工作。走在路上，或者玩弹子、“捉强盗”，只要看见有一棵躲在墙角街沿，就要将它挖出来，抖干净，塞进衣袋。住在外婆家的姐姐和妹妹，也出动了。有时候两路人马遭遇，各为其“主”，还“暗斗”一番。一日，我们哥仨远征至海塘，果然是一片新天地。正得意时，发现穿红格子衫的一高一低寻觅过来。“不好，‘敌情’！”我们迅速把圈拉大，以示领地不容侵犯。“红格子”终于没有前进。不曾想，聪明反被聪明误，过年的时候，当着父母面，被“红格子”好一阵“奚落”，弄得我们面红耳赤，成为笑料。
现在，我这一辈子人都已步入中年。回忆起那一段虽然艰辛但有情趣的生活，都感到有一种“将来一定比现在好”的信念在引着我们往前走。衣着了了，腹中空空，肩上过早地压着生活的担子，但谁也没有什么“苦恼”啊，“忧愁”啊地叽哩呱啦发牢骚。大人们也如此，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年除夕，吃完馄饨，全家人都赋闲起来，不像往常，大人们忙着和粉做圆子，小孩子们争着炒长生果，一家人一直忙到子夜。
可1962年是连续灾害的第三年，家里陈货告罄，配给的能吃的东西仅以两计，只够第二天点缀。父亲提议，闲着没事，大伙儿补袜子吧。于是，一家人围着一盏美孚灯，拾缀起我们那一堆破了补，补了又破的线袜。突然，母亲的眼晴停在我们的手上不动了，望着每双长满冻疮，有的已经溃烂的手，妈妈眼睛湿润了。我们想缩手已经来不及，茫然不知所措。爸爸一看笑了，冲着妈说：“又哭了不是，小孩子吃点苦算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好日子在后头呢！再说，眼下不是暂时困难吗？”爸爸还说了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似有什么默契，妈妈一抹眼泪，声说了句：“真的，我又落后了，不过，你们可要争气。” 凭着这种信念，我们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又度过了“文革”。某种意义上，十年动乱，日子更难熬，但我们的坚信将来会好起来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原载于《团结报》1992 年 2 月 15 日第三版）作者简介：石国雄，1947年生，上海崇明人。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曾在共青团中央研究室、宣传部工作过，系团中央常委。曾任《中华工商时报》社长、《中华儿女》报刊社党组书记兼社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全国青少年报刊协会长、国家新闻出版署社科期刊质量标准课题组副组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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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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