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是近70岁的人了，满头白发，历经沧桑。追思往日的记忆，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5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上海知青响应祖国号召奔赴农村，似滔滔洪水，势不可挡。每天有一支革命宣传队敲锣打鼓，往各家各户门上贴宣传单，一天一张风雨无阻，旨在鼓励青年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学子们把上海户口迁往农村为止。 那时，我姐姐王怡文早已在1963年自愿报名赴新疆建设兵团，哥哥王博文支援内地建设去了四川省德阳，爸爸是整年基本不在家的海员，战斗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在上海，我还有三个年幼的弟弟，妈妈和我们四兄弟相依为命。我想自己已满18岁，应该接受祖国母亲的召唤，奔赴农村，于是报名去插队落户。离开亲人，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特意去了南京路盛名的“王开”照相馆留下了对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照片。 当时我们那一届分配方案是“一片红”，我所在的上海市第52中学初三6班是个“足球班”，全是男生。有同学高呼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到广阔天地内蒙古放马去！”班里多数人赞同。我填了志愿去广州农村，因为家里平常都说广州话，投亲靠友就可以去，可学校领导说不能去广州，因为广州是城市，你只能服从分配或去家乡插队。既然不能去母亲家乡插队，那只能去山东插队了，反正比内蒙古黑龙江还是近得多，就这样，我选择了父亲老家山东插队。 1969年3月21日，上海火车站，我坐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车上大多数都是知青，无数双手伸出车窗向亲人告别，人们含着久忍未喷的泪水，紧紧握住亲人的手。车启动的那一刻，待喷的泪水终于犹如泉涌，巨浪般的哭声响彻整趟列车……繁华的上海远去了，逐渐荒芜的景色映入眼帘。 第二天火车到达山东淄博南辛店站，看看四周，心都凉了：除了铁路边几间破平屋，什么都没有。一天只有一班去老家的长途卡车，没有座位，总算站上去了。车在不宽的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行驶，时不时被风吹起的沙尘土追着车跑，开始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小树，慢慢地就全是荒碱泛白的不毛之地了。车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让人不寒而栗。短短的100多公里路，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才到了老家。 家乡的亲人们聚在一起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他们都认为家乡太穷，没前途，盐碱地没啥收入，干一整天也就是两角钱，不如去家乡逃荒垦种的一个新地方，叫“孤岛”。我的堂兄在公路站当领导，认识人多，让我喝了红高粱面糊糊粥后，借了辆自行车，就领着我去了孤岛，一直到晚上八点半才到那里。又是非常难走的沙土路，70公里路足足骑了5个小时。第二天，很顺利，一个红印章盖好，我就成了一名真正的农民。3月23日，我来到了山东垦利县新安公社王连大队三队。  刚到队里，非常想家。想起往事，思绪万千。记得文革开始后，有一天，一伙“造反派”冲进我家，说是抄家，把我家翻了个遍。他们把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推到走廊里，训斥我们必须和“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妈妈气得直打哆嗦。一个造反队员看我稍大点，喝问我：你家老东西跑船回来是哪能价教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我只是实话实说：爸爸回家，有时候喝酒喝醉了，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忆苦思甜”，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育我们要好生做人。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抬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恶狠狠地说：小赤佬，人勿大，倒会保护“走资派”。随后愤愤离开。 这时，有个造反派队员跟年龄稍大的“头头”说这家勿是党员，于是那“头头”一挥手：算伊拉额骨头高！随后一帮人将搜抢到的东西搬走，总算是撤退了。 事后我才明白，他们本来是要抄党内走资派的家，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不属于抄家之列。可是后来，清退抄家物资，我们家只清退回那本厚厚的《辞海》，而且已经面目全非了，灰尘布满了书表。 父亲出身贫苦，靠着吃苦耐劳勤奋好学，才逐渐从小学徒成长为海轮的技术能手，解放后成为海运局的生产骨干，当上船长。1966年，爸爸被打成“走资派”，上下班纯粹可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上班时他指挥全船上下，谁也不敢说他，不然行驶的船将无人指挥。下班后，爸爸就惨了，被揪到甲板上批斗，被人拼命地按在地下随意打骂。久而久之，本就精瘦的一个人更不成样子了。那年，船进船坞修船，爸爸被打成反革命，正被“劳改”，提个漆桶给船体刷漆，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营养不够，一不小心从船坞架上掉了下去，诊断结果腰椎骨骨折，两脚的后跟粉碎性骨折，虽然没要了命，但也算扒了一层皮！妈妈和我们几兄弟轮流去海员医院守护，医生断言两年左右才能恢复行走，还得运气好！可我爸就是那么不服输的一个人，被定性“畏罪自杀”，他不服，在治疗过程中，一有空就拄着双拐，咬紧牙关锻炼，满脸满头疼出了汗还不停地坚持，坚持。刚满三个月，我爸就能离开双拐下地行走了，医生直呼：真是奇迹！后来海运局给定性为“因公负伤”。爸爸的坚强，给了我很深刻的感知，也给我日后的下乡插队提供了不少精神食粮。 在远离父母的山东农村，我想只有好好劳动锻炼，咬牙坚持，早已自食其力，才能减轻父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三、锻炼成长 初来乍到，面对陌生的农村和从未干过的农活，我犯愁了，不知如何是好。一个风沙蒙眼的天气，风卷着沙土一个劲地往衣服里钻。抽苇子的农活其实最简单不过了，把高矮不齐的苇子抽出来，按长短粗细分门别类捆绑便是。我呢，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有板有眼地干起来。可没干多久手指就被苇秆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疼啊，鲜血不住地涌出来。大人们见状都跑过来，用沙土将我的手指裹起来摁结实，据说是有止血的功效。 耪地是农民感觉最轻快的活了，我学着大人们的样耪起白片地来，深一锄浅一锄地毫无章法，累得腰直不起来，越累耪得越深，没有几十米就累倒了，要不是村民们来“接趟”，百十米的单趟，我一天都别想耪到头。锄地比耪白片地难多了，又要锄草又要剜苗。我锄地没准头，有时竟然连草带苗“一锄净”，心疼得村民们直叹气，急得队长直跺脚。打那以后，队长就很少安排我干细活了。我很惭愧，破坏了队里的庄稼苗，记着队里的工分，吃着队里的粮食却一点贡献都没有。 夜深人静，我抹眼泪，想家想爸妈，想哥哥姐姐，想弟弟们，一个完整的家庭，如今是一分为五，愁思一直伴随着我，挥之不去。但是一觉醒来，还是得咬牙坚持。平时拉粪、拉耧、掘地等农活是我的强项，因为是力气活，我干得也漂亮，于是就成了我的固定活。拉双眼耧比别人走得快，拉单眼耧更是小菜一碟。遇上拉氨水耧施肥可就惨了，毛驴车运氨水到地头，卸下皮囊中的氨水，毛驴的腿和身子就不停地哆嗦，挥发的氨水味直刺毛驴的心肺，穿透它整个身躯，何况人呢？干过这种活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滋味，只有等到施过肥庄稼茁壮成长的时候，那种惧怕的心理才会慢慢消退。 大田农活较多，农田地头大多没有树，好天炽热的太阳烘烤着庄稼汉，每当休息，乏累了、困了，就赶紧往地边一躺，身子只要与地面平行就会睡过去，再也肯不醒来。时间一长，腰腿痛的毛病也随之而来。有一次去建林公社保林村东一个叫“制高点” 的地块收割豆子。干着干着，就感到腰钻心的疼，我身不由己地跪倒了，斜茬的豆秸无情地刺入了我的膝盖…… 夏秋最炎热的时节，每天13-15个小时的劳作，累得人汗流浃背，肩背部汗水浸到肉里，那种疼痛简直是一种撕裂的感觉，却又无可奈何。每当这时就有一种不愿活下去的念头。等过后身上蜕下一层皮，慢慢地新肉新皮又长了出来。 我还放了一年牛，一天到晚握着根“霸棍”，用来驱赶指挥牛群。牛不听话边吃草边乱跑，我只得吆三喝六追啊、撵啊不停地跑，每天都是一场“马拉松”。牛群是最招惹蚊子和牛氓的，一到晚上就是蚊子牛氓最猖獗的时候，牛被叮咬得直甩头，尾巴也不能安歇。我和同伙的放牛二哥被咬得实在受不了，用玉米秸抽打对方驱赶蚊子，一直抽到精疲力竭。我们还往身上抹艾叶汁，大热天裹棉被去窝棚睡觉，太累太乏了就不怕热啦，还是保命要紧。若夜里一不老实蹬了被子，那就惨不忍睹，满身的疙瘩，奇痒！一挠便出水，时间一长，身上腿上就印满了褐色疮疤，有些颜色一辈子也洗不掉。农活考验着我，艰苦生活磨炼了我，乡亲们说，我是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同村民一样拼命的知青。 记忆中，从上海到插队落户，第一关是“水土不服”，喝了这里的水，浑身就出现了过敏反应，起泡长疙瘩，奇痒难忍！抓破后流血水溃疡，一个月后才痊愈。真后悔自己无知，如果带一把上海的泥土来泡水喝就啥事没有了。插队后除了第一个月配给了30斤陈籼米外，后来基本上是地瓜干、杂交红高粱和少许玉米面，靠村里“人七劳三”或者“人六劳四”的分配原则挣得口粮。我所在的村是条件上乘的，地多人少，只要能干就有粮分有柴草烧，别的村队条件还不如我村呢。许多时候，粮食不够吃，粗粮面掺入野菜，拍打成球或饼子，蒸熟即可，趁热吃还好，凉了就只能用东西接着啃，不然就满地掉渣。味道就可想而知，只知道能咽下去就能填饱肚子，能活命。那时候的我，吃饱是福气，半饱是运气，饿了没力气。安排生活，劳时吃饱，闲时喝稀，雨天睡大觉，那个时候的野菜可就真管用了啦。 从我18岁起，就操心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干活挣工分，自己烧火忙饭，自己洗洗涮涮，自己生病消灾，总之一切都是靠自己。很多好心人们帮我找媳妇，都说给你找个“忙饭的”“做针线的”，都说找个“中用的”。可18岁懂什么？收入那么低，自己都养不活，又缺乏营养，能产生多少“荷尔蒙”？我不断摇头拒绝。直到后来才体会到村民们是多么的关心我，呵护我，我才18岁就帮我张罗找媳妇。 我还记得有一次收获地瓜，将挖出来的地瓜堆成一堆堆的，然后用村里自制的切片刀，将地瓜切片摊铺分散在原地晾晒。我学着大人样切地瓜，脑子一走神，只觉得左手指有疼痛感，仔细一看，小拇指顶端斜着连指甲一块儿被切掉了，村民们帮我用沙土包起来，止血止痛。把我吓得不轻，怕日后干不了活了。侥幸的是只斜切一小块，几个月后居然恢复了。还有一次，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为公家拉谷子去加工，车是驴拉的，我驾辕掌舵在车把内侧，吆喝驴快走慢走偏左偏右停住，干惯活的驴是很听话的，怎么指挥都行。谁曾想到呢，行至河沿路上，前方有头草驴正在拉石辊碾场，拉车的这头叫驴两耳一竖，坏了！我已经意识到要出事，随即想要跳出辕把，但驴已经开始跑起来，直向那头异性驴奔去。这简直是要我的小命啊，我的速度肯定不如驴快。情急之下，我也豁出来了，不能正驾让驴拉着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驾偏往河里翻车保命。总算翻车了，我被车倒扣在河里，保住了性命，等我从河泥里钻出来时，看到那头痴情的驴还在往河岸上拉车，但车倒扣着再也拉不动了。我侥幸躲过了一劫，还是有点后怕的。 插队落户不久，村里就组织村民给我盖屋，没收我一分钱。我心里感觉是那么的温暖，当时的情境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用爸妈给我的一点钱，买了两条葵花香烟加“大把抓”花茶，总共不到四元钱，为村民们烧水递烟。一间12平方米的土坯屋就这样在“上樑大吉”的鞭炮声中盖了起来。我啊，高兴极了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 还记得1969年夏的那次渤海湾地震，把我这个刚满18岁处在懵懂期的小农民着实地震撼了一把。当时是中午，我挑着一担清水正过坝沿，强烈的地震突然袭来，把我从坝沿抛到坝底。待震感稍停，我重新去挑水时，河水已是浑黄的泥沙水，河涛汹涌，很是吓人。我和村民们聚在一起，再也不敢进屋了——我和村民们的屋虽没有被震倒，可都震出了四指宽的透光的裂缝。大伙为了消磨时间，都老实地坐在地上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来熬过余震。夜幕降临了，月亮也不是平时的色彩，浑黄污浊，阵阵凄凉。远处的土路大坝上好多的卡车亮着灯，川流不息。那是敬爱的周总理批示安排济南军区某部的卡车来救送建设兵团知青的。当时我也想乘他们的车走，毕竟是后事难料，想家心切了。但一听到村民们那些“与地震共存亡，不就是一个死嘛”的坚强声音，我打消了念头，决心与村民们共迎余震，同接曙光。 第二天，天刚放亮，一轮旭日冉冉升起，这时的我发现太阳的红色是那么的昏暗，不知是否与地震有关，地平线上的光芒如此疹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只听队长一声吼：干活去，死就一堆儿死，吼怕！“吼怕”是别怕的意思。于是，大家跟着队长干农活去了。余震级别小，躲过了一劫。到西湖塘锄地的活不累，口渴则受不了，看着沟里那一点点的脏水又不敢喝，但最终没熬到中午，还是捧起喝了一丁点。不到10分钟，肚子疼得我直叫。队长了解情况后，拉着我就跑，边跑边冒汗，直到我说不疼了才松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条沟是条排水沟，什么脏东西都有，沿途的人粪尿，畜粪尿，死虫烂叶都有。水多还好一点，水快干沟了，就是渴死也不能喝，要死人的。我又躲过一劫…… 那年的年底队里分红，我分得了18元8角5分现金。当时从淄博临淄坐火车回上海票价18元4角，所剩4角5分钱，还得坐车去临淄，路上还要吃饭，只好向家里伸手要，真没别的办法了。 回到家，我将队里分的黄豆和5斤绿豆作为礼物，在上海农产品还算吃香的呢！母亲为我做了红烧肉，炒“上海青”，让我解馋。看到我吃饭像狼一样的吃相，母亲躲进小房间，难过得哭了起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临走时我和母亲谈到了我有自己的小屋，母亲为我高兴，确实很高兴。我写信也从不提下乡插队落户艰苦的情况，家里人问起，我只说一句话：很好，很有必要。 离开上海时，爸妈买了一部16元钱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另外还有一只打火机和一块怀表。在城市人眼里很不起眼的东西，尤其是那部收音机，在那贫穷的山东小村子里可算是唯一稀罕的家用电器了。一到晚上或下雨天，都有不少村民来找我的“戏匣子”听广播“看”戏，一有唱戏的，总有人抢过“戏匣子”使劲往里瞅：“唱戏的人呢，咋不见人？”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只能听不能看。有个别具有文艺细胞的村民时常跟着“戏匣子”学唱戏曲、歌曲，一高兴就哼哼几句，有声有色的倒有几分滑稽。一摁就着火的打火机也着实给村民们带来瞬间的好奇和话题：“这个家伙神了，一摸索就出火唻。”于是你试试我试试，直到打火机里的汽油用完才作罢。 那个时期村里人没有时间观念，朝出暮归，习惯看日头分辨晨、午、晚的大体时间，着实让人骤生几分怜悯。我的怀表成了村民生活中长见识的一部分，晴天、阴天也多少知道点时间与日头的关系。长期的农耕生活，我基本上掌握了每天的作息时间：春夏秋清晨4点15分起床，4点半许上坡干活，有时到地头天还没有亮。7点收工。上午8点上坡，12点半收工；下午2点上坡，8点收工；晚9点记工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跟着太阳和月亮转。直到现在，我还有早晨4点15分睁眼的习惯。酷热和严冬、周而复始的环境造就了我不屈的品格，枯燥的生活激发了我自娱自乐的本能，我和村民们在干活休息时抓紧宝贵的空闲时间掰掰手腕，吹吹牛，发发感慨，猜猜谜语，捉捉虱子，而后就躺倒与地面平行了。从小没听说过什么叫虱子，对虱子还存有好奇心，这下可好，捉拿虱子成了家常便饭，碾跳蚤则成了生活的插曲。 有时遇到邮递员王大叔或见谁有自行车，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过自行车给村民们展示才艺： 空手定轮、大撒把、单手招把捡土坷垃、跳车等，给村民们留下点愉悦和遐想。我们有苦也有乐，共同经历了这漫漫的时光。 副队长康清敬是位老党员，平时协助队长王同勋抓好农业生产，最累最脏的活，他走在前头带领大伙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那厚实的臂膀，纯洁的党性，无时无刻不令我折服，那高大的形象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使我愈发坚强。秋天，是苘麻收获后沤麻的时节。东湖塘边有个沤苘的小湾，沤熟的苘个子散发着腐臭，直钻人的鼻孔。康副队长带领村民们来到小湾边，二话没说，径直走进齐胸深的水里，抱起茼个子往湾边送。此情此景，怎容我一个16岁入团的共青团员多想，不知在什么力量驱使下我勇敢地迈进臭水湾，为村民们送去捆捆沤好的苘个子。就这样，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一名下乡知青把满满一湾奇臭无比的劳动果实送到了湾边。待大伙扒完苘麻，每个人身上都臭臭的，脸上却都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臭味在身上怎么也洗不掉，半月之后才慢慢地消退。每逢干弯腰活的时候，王同勋和康清敬两位队长都细心地呵护我，总是帮助我完成任务。村民们也经常地帮助我，手把手教我干活，有时甚至替我完成。每逢想起这些，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唉，我真是个不中用的孩子，让大人们操碎了心。一个人生活确实难，对于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毛孩来说就更难了。每天要出工干活，回家忙饭，洗洗涮涮，拾草拾粪样样都少不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就很知足了，那样干活也有劲；再不足就得多喝点高梁面糊糊填充下肚皮。粮食不够吃，野菜来充数。为了填饱肚子，什么办法都想了，我把队里分的一点大豆去换成地瓜干，一斤兑换3斤。 队里一年分给我11斤3两小麦，其余就是玉米和杂交红高梁，搭配着吃，掺和野菜吃。干活天多吃点，下雨天多睡觉。精打细算，细水长流。那时油水着实珍贵，平时见不到个油星子，肚子总是咕咕叫，好像永远吃不饱。 一年间，我吃了不到一斤“耗子油”，后来才知道那叫“蒿种子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谈不上，肚子没个饱，两边脸颊骨高高地凸起，眼珠子深深地凹进眼里，人显得格外无精打采。那年只剩下180斤地瓜干，把它磨成粉蒸窝窝头吃，乍一吃甜丝丝的，感觉还不错，断断续续地吃了半年。半年间，胃里就成了“造酒厂”，整天一个劲地返酸水，用生水冲淡它还是个办法，可是能喝多少水呢？夜里12点整，那是每天最难熬的时候，只要一呕酸水，一看怀表，神了，整12点！这些年我很少喝酒，但酒量不小，让人一猜就明白了我肚子里曾经有个 “小小酒厂”。 没有楼上楼下，没有电灯电话，那小小的煤油灯是我离不开的伙伴，它陪伴着我走过人生最难忘的岁月，去细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内涵。它跟随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度过了人生的春夏秋冬。那微弱的火光，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干完一天的农活，拖着疲惫的双腿迈向村队部。那是间十几平方米的茅草屋，隔壁就是牛栏。在绿豆大小火苗的油灯下，记工员给大伙记工分。人们山南海北地瞎侃：干农活真累人， 要是有机械化该多好，多轻快。年纪大点的就吼：老辈子就这么过来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是这么说， 谁不想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谁不想改善劳动强度，多打粮食多丰收呢？我和村民们盼着这天早日到来。小油灯的星星之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通过它。我仿佛看见了明天的农村，看见了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走向小康的美好前景…… 四、向 往 离村子三里路，有个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科研连的地方，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连队战士们过着衣食无忧的集体生活，住的是砖瓦房，吃的是白馒头，穿的是不戴领章帽徽的军服。他们是来自济南、青岛、淄博的知识青年，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休息。我割草路过那里，总会放慢脚步。连队里有篮球场，单杠、双杠、秋千，大食堂里放着一架崭新的乒乓球台，食堂飘出饭菜的香味，直入鼻腔，馋得我直流口水，咽下去的是口水，听到的是肚子里咕噜噜地呼唤。对于一个整年见不到油星的人来说，那可是无比的诱惑和向往，向往集体生活和知青点，真是打心底里羡慕他们呀。割草的农活多了，路过科研连的机会也多了。农村的农田里草不多，知青们干活的地头、田边草很多，肥美茂盛，是我的好去处。频繁地往来给了我熟悉他们的机会。当他们知道我是来自上海的知青时，都很同情我，愿意和我交往、攀谈，有时还帮我割草。有几次队长夸我割的草比村里壮劳力还多，我只是笑笑，没有道出其中的奥秘。 新安公社驻地有个食品糕点加工厂，说是糕点简直是抬举它了，一共两个品种：桃酥和饼干。用现在的话讲，一个是不酥“咬不动”，一个是能砸死人的“半头砖”，桃酥是地瓜面掺点面和油，饼干是玉米面掺少许全麸面入烤箱烘烤。但那是当时最高级的点心了，看病人送贵客才用着它。看到大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那是再稀罕不过了，一小碟咸菜，一小碗清酱——用老抽能兑出30倍的酱油，用酒壶烧燎着冒地瓜味的白酒，要是有人抓一小把虾皮过来凑份，那顿酒绝对是一顿美酒，于是迎来了划拳行令。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内容繁多的上海城市生活，美酒、菜肴、琳琅满目的糕点糖果，口渴了还能吃冰砖、雪糕，喝上汽水……在上海我是中学“体育班”的学生，主攻足球，其次是短跑和乒乓球。班里全是男的，戏称“和尚班”，对玩都很感兴趣，也有些特长，文化课外全是体育课，对体育项目小有研究，功底也不错。插队落户时期我也能多少露两手。一到雨后没活干，我就忙里偷闲去科研连打乒乓球。每逢过节，特别是“八一”建军节，一师总要举行乒乓球赛，科研连就让我充当队员，帮他们迎战兄弟连队。一顿饱饭自然是逃不去的，海吃狂吃，直到心满意足，肚里有了油水，人也精神多了。说来我倒很争气，每次都拿前三名，被称之为“兵团战士”，我也默认了。 几个济南知青听人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平平在军马总场劳动锻炼，距离才4公里，多次骑着马来约我同去看看她长啥样。为了挣工分，我谢绝了他们。直到刘少奇主席含冤离世，她的周恩来伯伯就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很遗憾，一直没见过刘平平。科研连分配来了一位上海知青，是一师政治部主任王伟的侄子，人忠厚老实，聪慧坦诚，我们相识后交往甚密，他对我的帮助很多，我们成了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五、深深的情怀 四年以后的1973年，根据我的劳动表现，村里的老乡们一致推荐我去读书深造，我报考了当地的农业学校，成为了工农兵学员，离开了王连村。毕业后我从一个农民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可以说我是从一个不会干活，吃着闲饭的毛孩子，逐步锻炼成为意志坚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刚毅汉子。我自豪地说，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崭新的我，是农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让我无比坚强。从18岁插队落户农村，现在已经50多个春秋，那段岁月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回忆。当年的毛孩子们都成了70岁的老年人，亲友见面时，谈起当年的经历，仍是感慨万千，知青岁月让我永远铭记…… 现在每到夏日里，我总是“爱”穿长裤，有人问我不怕热吗？我总是笑笑说：“不怕热，习惯了。”其实我最怕热，可是两条腿上留下了太多的褐色疤痕，那是我下乡放牛时被蚊子、牛氓叮咬留下的永久印记。从抓破溃烂直到愈合，那褐色就毫不留情地印在我的腿上，五十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那是一种藕断丝连的情怀。那一幕幕饱含了酸甜苦辣，那一桩桩述说着真实的生活。朝夕相处的纯朴真挚的农民，赋予了我深深的爱。艰难困苦造就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使我受益终生。我留恋，我回忆，这一切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简历：王科文，男，1951年3月出生，1965年到1969年，上海虹口区52中学。1969年3月－1971年在山东省垦利县新安公社下乡插队。1971年在垦利县良种场当农工。1973年被推荐报考滨州农业学校农学专业学习，1975年秋毕业。1975年秋－1977年在垦利县良种场任农业技术员，任县办农校教师。1977－1984年调任董集乡农技员。1984年任董集乡政府乡长，党委副书记。1986年任郝家乡党委副书记，1987年调县委科技协会历任科技咨询站站长。1988年科协副主任。1990—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1993—2002年年任县环境监理监测中心主任，环保局副局长党支部书记，农艺师职称。2011年在县环保局退休。1983年—1985年，县五届、六届人大代表，八届党代会代表，1985年被授予“全国农村科普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86年至退休。被省、市、县各级表彰和奖励，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入选东营市拔尖人才评选资格审核，“优秀科技工作者”“优秀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