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隍”，英语是God of City，一般意义上是指城市守护神。上海城隍据说是纪念明朝一位姓秦的将军（前些年有好事者考证出这位秦将军是今天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的祖上）。秦将军率兵打败倭寇，他死后人们为他建了一座庙。有了庙，就有人来进香，就有人来为进香者服务，就出现了小商小贩，出现了定期的庙会，逢年过节，更是商贩云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更有四百多年前，明朝一位姓潘的退休官僚看中了城隍庙附近的鼎盛香火，买地建起一座花园供自己养老，这就是豫园。后来豫园毁于战火，解放后重修，成为现代化闹市中不可多得的古迹。这样，前几百年是宗教带动商业，商业推动宗教，近几十年又有旅游因素的掺和，这里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场所。改革开放前，外国人来上海都由官方接待，豫园是必去的地方。现在外国人可以参观的地方越来越多，但豫园作为上海的标志丝毫没有变化，不少外地人到上海，豫园依然是必去的地方。 这个景点，北抵福佑路，东接安仁街，西至旧校场路，南沿方浜中路，大致来说，城隍庙在整个区域的东南部，豫园在东北部，其他地方都是商场。上海旅游手册或地图上把这一整块地区称为“豫园商城”，而上海人更多地把它称为“城隍庙”。曾经有一段时期（大概是抗战时吧），这里被毁得一塌糊涂，有人在金陵中路连云港路那里另辟了一个地方，供小商小贩和市民交易，当时是意在临时代替城隍庙，所以被称为“新城隍庙”（后来，随着城中绿地的建设，“新城隍庙”已荡然无存），原址就被称为“老城隍庙”。实际上“新城隍庙”从来也不成气候，想想也是，一个临时做出来的菜，哪能与熬了几百年的汤相比。在上海老百姓的心中，“老城隍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符号，不仅指这座庙，更是指庙周围的整个商业区，甚至还可包括豫园，尽管豫园面积比商业区还大，需要另外买票进入。逛“老城隍庙”，往往不是指去看这座庙，而是逛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特别集市，即使专程去“豫园”，也可以说“今天到老城隍庙去白相好伐？” 方浜中路河南南路口 我时常去“老城隍庙”，不仅这里是上海的标志，不仅热闹，更因为我是在这附近长大的。我从记事起住在方浜中路河南南路口，1957年，我7岁时搬离那里，那是一段刚刚睁开眼睛，渴望了解世界的时光。现在每当我来到“老城隍庙”，就会想起不少幼年的情况和感觉。 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宁波的一个基督教神学院，那时父母亲住在温州，生了我的姐姐、哥哥。刚解放时，浙江教会派他到上海宝山杨行镇的一个教堂任牧师，母亲随他到上海，先住在虹口，我应该出生在那里，后来搬到南市区。我对虹口住处无任何印象，从我有记忆起，是住在“方浜中路508号”。这是一栋上海老城区很普遍的街面房子，两层，座南朝北，底楼是一个可容四五十人的小教堂，有十几条长凳，一个小小的讲台，旁边是一架风琴。楼上住着三户人家，我们家住在东厢的南北朝向两间房屋，中厢的北屋面向方浜中路，住着一户母女俩，丈夫已过世，中厢南半部是个共用客厅，西厢的北屋住着一位老人，好象常年有病，但房间里很整洁，常有一股香味，西厢南半部是楼梯。 我家搬到这里，是因为我父亲担任了这个小教堂的主持牧师。附近有一条松雪街，那里有一个更大的教堂，管着方浜中路这个小教堂。 那时候这里是“邑庙区”，河南南路还没有和方浜中路相交。我家门前有条很小的路，叫“晏海弄”，顺着晏海弄往北去，就是河南南路。晏海弄上有个“广福寺”，是个尼姑庵。一次，有一个什么部门在广福寺前的空地放映幻灯片，是讲卫生常识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放幻灯。后来邑庙区并入南市区，河南南路往南延伸，晏海弄、广福寺都拆没了。 方浜中路是东西向的，贯穿整个南市。东面到“小东门”，再往东就是今天的南外滩，西面到中华路为止，再往西有一段方浜西路。中华路方浜中路路口往南一点，是“老西门”。方浜中路有浓厚的上海老城厢味道。用鹅卵石铺就的“弹格路”，本来就不宽，两边还有更小的街深入城厢，这些街虽然比有的弄堂还要窄，却都有名字，比如“晏海弄”“马街”。方浜中路沿街大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式两三层楼的老房屋，当时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一楼开着不少烟纸店、理发店、酒店、花店、寿衣店等，二楼比一楼向街心延伸出一尺，外墙一般是暗红漆木板。我家楼下有一个小酒铺，只有一个门面，进门后左边是一个长条柜台，右边墙角放着一排酒坛，里面是几张桌子。马路对面有一个私人诊所，一家理发店，再往西有一家很大的药店，叫“郁良心”。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搬到西藏南路，家附近就有一家药房，也叫“郁良心”，不知是否同一家。傍晚时刻，马路上人少了，如果是夏天，路边摆了一些水果摊、杂货摊，挂着昏暗的电灯，某家人家的窗户里流淌出收音机播放的评弹曲调，不时有小贩走过，“阿要冰哦？机器冰哦！”“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修牙刷，坏套鞋修伐？”，很好听的声音此起彼伏。  从我家出门右拐弯，沿着方浜中路，穿过晏海弄（以后是穿过河南南路），五分钟就到了老城隍庙。老城隍庙坐落在路北侧，大门朝南开，正门对面、方浜中路的南侧有两根很高的旗杆，旗杆中间是个香台（当时是这个印象，也可能有误）。进大门后是一块空地，两边都是卖小吃的，空地后才是正庙。老城隍庙和一般庙不同。一般庙有好几进，一个大殿里供着某个神，两边是罗汉，绕过这个殿，后边又是个大殿，又是什么神，直到最后的大殿，就是如来佛。而老城隍庙只有一个大殿，供着城隍，殿内香火缭绕。殿后面是一个长廊，长廊两边摆着泥塑十八层地狱，什么黑无常白无常、刀山火海、粉身碎骨、又是磨又是锯的让恶鬼痛苦万分，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出了长廊，左拐弯，是今天的绿波廊餐厅，那时是不是营业，我记不起来了。过了“绿波廊”，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北面是著名的九曲桥，桥下湖水很干净，没什么杂物。广场上常有一些卖艺人在叫喊着什么。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一具人体骨骼，应该是卖药的人摆放的吧，今天我到了那里，还能够记得起这具人体骨骼的位置。广场西边有条小街，小街尽头是旧校场路。小街上多是花鸟商店，卖小兔、小鸟、乌龟、蛇等等。我很喜欢到那里看，虽然弥散着浓浓的骚味，我会对那些背上有很长绿毛的乌龟、不停在跑动的豚鼠、不断蠕动的长蛇看上半天。 老城隍庙是个很有特色的商场，除了花鸟商店外，更多的是卖小手工艺品的，比如筷子、袜子、手帕、钮扣、扇子、拐杖、印章、婚丧用事（如婚纱、花，以及锡箔、冥钞、寿衣等）、帽子、鞋子、假发、头饰手饰等，一家专业商店只卖一种工艺品。食品店里种类很多，象梨膏糖、五香豆，都很有名。除了商店以外，还有不少在露天卖艺、卖货的，如卖棉花糖、糖人、用棕叶编的小动物等等。一次我眼角长了个东西，很痛，母亲带我去老城隍庙，在一家小商店门口的摊头那里，一个人拿出很少一点药，点在眼角外面，很凉的，第二天就好了。 离开老城隍庙，离开方浜中路，回到508号，对我这个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小男孩来说，是另一种环境。父亲每当主持或参加宗教活动时，不禁止我在旁边看着。除了楼下小教堂以外，我还去过四五个其他教堂，包括在西藏中路汉口路那个著名的慕尔堂里过圣诞节。 每个礼拜天，我家楼下的小教堂坐满做礼拜的人，父亲站在讲坛上讲道，大家一会儿念圣经，一会儿唱歌，一会儿低头沉默。唱歌时，父亲弹风琴。父亲弹得一手好琴，他晚年一直在浙江温州老家教琴，直到他86岁去世前两个月，还在上课。平时没有礼拜的时候，每天早晨，我听到琴声而醒来。坦率地说，用风琴奏出的宗教音乐确实很美，那种不紧不慢、节奏稳重的西洋音调，给人一种辉煌、光耀、明亮、坦然的感觉。长大以后，我特别喜欢《圣母颂》这首音乐，我觉得它有一种荡涤心灵的作用，既让人看透这个世俗社会没什么了不起，又教人不要颓废要面向光明面向正直。幼年时的每天早晨的音乐声，以及父亲教我弹琴，培养了我对音调准确性、节奏感的把握。我读小学时，能够听歌记谱，一般不太复杂的歌，听第一遍时我记一、三、五……句，第二遍记二、四、六……句，第三遍再核对一下就全了。后来我12岁时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我是1200名考生中通过初试的90人之一，但由于我晚了一年报名，没让我参加复试，这是后话。 家庭的宗教背景，在文化上对我的影响除了音乐以外，主要是认字。在大人做礼拜时，我听到不少很有趣的圣经故事。如创世记上帝在七天里做的事情，亚当、夏娃被上帝赶出伊典园，后来有不少子孙，如亚瑟、该隐等，后来又是摩西出埃及，还有圣母玛莉亚在马厩生了耶稣，有三个东方人带着黄金、乳香、没药来看耶稣，后来耶稣有好多门徒，罗马的希律王要杀耶稣，一个门徒出卖了耶稣，于是耶稣受难了。在新约全书中，最后是圣徒路德升天。听了这些故事，我就在圣经上找。母亲只有小学文化，她通过圣经学了不少字，也给我讲故事。如亚当、夏娃受蛇的诱惑，吃了无花果后眼睛亮了，因为怕羞，摘了叶子遮在身上，上帝很生气，赶他们出去。母亲说，有些事不能做的，做了后悔也来不及。她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个人到别人家做客，主人做了几个菜放在桌上，上面用碗扣着，主人有事临时出门，告诉客人不要去看碗里是什么菜，但是客人忍不住，还是打开看，主人回来发现后，两人的关系从此就再也不如以前了。这个故事应该是牧师在传道时，为了讲解圣经编出来的。母亲一边讲圣经一边教我认字，慢慢地，整本圣经我大概能够看懂一半，有几次我还在教会组织的晚会上朗诵圣经片段。当然除了有较完整情节的故事，大部分内容我并不理解，特别是象《诗篇》《箴言》《雅歌》，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到这里就跳过去。 一些信教的人过世后，要按基督教仪式举办丧事，我曾随父亲去过几次。有几次是在教徒家里，那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家，有的很西式的，逝者家属之间有时候还要讲外语，结束时会给我们吃很好的点心；还有几次是在斜桥殡仪馆，我只记得进了殡仪馆后，两边是散发出油漆味道的棺材；还有几次是到郊区，看棺材下土。每次都是由父亲主持，讲很长一段话，围着的人们不断念“阿门”。经过了这些事，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每个人都要死的。 童年还有不少很有意思的回忆。 我对方浜中路上的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有块牌子上写着“上海市××皮鞋厂”，我就问母亲，为什么上海是皮鞋厂，不是别的啊？母亲说，不是“上海是一家皮鞋厂”，是“上海市的皮鞋厂”，我说那什么是上海市，母亲也讲不清楚。有一年征兵，我看到有不少人穿军装从一栋应该是居委会的楼里出来，我就想，我长大后要当解放军，就要到这栋楼里去找人。还有一次我看见一家人家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口有好多人在放鞭炮，母亲告诉我这是有人在结婚，我就想，我以后结婚就到这家人家去。 去刚建成的西郊公园看大象 我所认识的环境主要是方浜中路。1956年前后，父亲带我去了两个当时我认为非常远的地方。一是去江湾体育馆看苏联马戏团表演，二是去刚建成的西郊公园看大象。此外，父母亲也会带我们去“大世界”，那是我和妹妹非常高兴的时候。母亲用玻璃瓶装了凉开水，带一些零食，吃了午饭，出门坐三轮车去，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到家。从我们家到西藏中路延安中路口的大世界，三轮车费是五角七分。这个价格很稳定，不管是中午去还是午夜回家，不管叫到哪辆三轮车都是这个价。直到今天，我依然很佩服当时的三轮车价格管理。当时，每个三轮车聚集点有一个价目表，从大世界到西郊公园好象是两元五角左右。 常听大人说，过了一年，人就要长高。我就在大年夜晚上把手放在头顶，站着不动，等待突然上升的那一刻。但没有成功，我认为是长高的那一刻自己疏忽了。第二年，我站在墙跟前，量好身高，依然没有那种感觉，我当时想可能是自己没有熬到半夜的缘故吧。  认字后，就不满足看圣经了。有个老伯伯姓张，每天在我家门口摆小人书摊，一分钱可以看一厚本或两薄本。我有空就到张伯伯那里，自己翻书看，他从来不向我收钱。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别人看书是要付钱的，我就对母亲说，张伯伯真好，我看书不要钱。母亲说，哪里啊，我每天给他两角钱啊。原来如此！ 母女俩的那家邻居，母亲姓章，我们一家都叫她章师母，女儿叫朱鸿恩，这个名字也有点宗教色彩。鸿恩比我大一岁，个子也比我高。大人们都说你男孩子怎么还不如人家女孩子高啊，我说我比她小啊，明年我就长高了。不过到了第二年，我还是比她矮。我们俩常在一起玩，大人们就开玩笑，要我们去拍结婚照。到了照相馆，我穿着红红的新娘服装坐在椅子上，鸿恩穿一套黑色长杉，带着瓜皮帽，嘴上夹着八撇胡子，站在我背后。快拍的时候，不知谁出的主意，拿出一个布娃娃要我抱着，结果不是结婚照，成了全家福了。听说当时这张照还在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了一阵。 还有些是带政治色彩的回忆。 那时候，我总听到大人说“毛主席”这个名词，我搞不清这是我们周围的一个“人”，还是圣经里的圣徒。一天我随母亲出门，在马路上我突然问，姆妈，毛主席会不会死啊？母亲大吃一惊，连忙捂住我的嘴，看了看四周，小声告诉我，今后不许问这个问题，否则把你抓起来。 还有一次，应该是1957年了，我随父亲参加了一个斗右派的大会，台上有几个人低着头，台下有人领着喊口号。父亲一边很积极地跟着喊口号，一边推了推他身边一个打磕睡的人，父亲很着急也很小心地对他说：这个时候怎能睡觉呢？这个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直面政治运动。 1957年，我7岁，该读书了。那年夏天，母亲带我去一个小学，我记得校名牌子上写着“啟示路小学”，但附近从来就没有什么“啟示路”。一位老师拿出一张纸问我上面的不同颜色，我都回答对了，而且还说出“大红”“紫红”“粉红”的区别，老师很满意。接着又问我家里有几个人，我说有四个人，爸爸、妈妈、我和妹妹。老师说，你再想想看，到底是几个人，我说是四个人啊。老师没再说话，对我母亲说，可以了，你们回去听消息吧。回到家里，我问父亲家里有几个人，父亲说是五个人，我大吃一惊，还有谁，父亲说还有阿娘（奶奶）啊，我说阿娘在温州啊，父亲说，她户口在上海。天哪，我那时怎么懂“户籍人口”呢？但我到了今天又有点怀疑，奶奶的户口真的在上海吗？ 不知道是刚解放时上海出现生育高峰，1957年入学儿童特别多，还是我真的没有回答出老师的“你家里有几个人”的问题，那年我没能上学。鸿恩进了啟示路小学，比我早读一年书，我六年级时还见到她，她已经在敬业中学读初一了，这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中学。1957年7月底，我家搬到卢湾区，我带着算是一点点的中国文化、一点点的西方文化、一点点的对人生的认识、一点点的由启蒙教育生成的强烈求知欲告别了幼年时代，离开方浜中路，到新住处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2006年2月3日） 研究会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