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我初中毕业，凭借推荐进入高中。但依我的家庭背景，高中毕业再被推荐升学，可谓绝无可能。高中入学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川北山区的人们敲锣打鼓，庆贺这一历史性时刻。 1977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我们中学迅速开办补习班，将全区有意报考的人组织起来复习，成员包括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及个别自学的初中毕业生。补习班设在简易礼堂兼饭堂的舞台上——虽学校是山区初中“戴帽”高中，但师资不弱：有文革前的正牌大学生，也有因政治原因“发配”来的非师范专业学生，其中不乏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校的毕业生。学校免费提供住宿，老师们免费补习，学生自带粗粮蒸饭，一顿仅需2分钱，无汤无菜。我刚读高一不久，便被抽调参加复习，这或许是四川省教育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体现。 复习资料极度匮乏，学校组织人员撰写范文，最终只有我和彭新志老师各完成一篇。文章被抄在食堂墙上，引来许多人围观抄写，那一幕至今清晰如昨。 报名考试时，准考证上的“果”字，后来才知代表南充地区。冬天，我在大坪小学的考场参加考试，其间有不少小故事：班主任的夫人（小学老师）监考时随意翻阅多余试卷，被巡视领导严厉批评；我初中时的团支部书记（曾发展我入团的老师），因监考时抄写多余试卷，被当场赶出教室，此后人生渐趋不顺。1977年高考，我们几个被推荐参考的高一在校生均未被录取，也不知道具体考分。 1978年7月，我第一次走出大坪区，到伏虎区参加考试。七月骄阳似火，夜里闷热得难以入眠，不少自觉考不上的考生深夜打牌，嘈杂声扰人休息。考数学时，我因误将“一至四题”看成“一题四题”而失误，又因紧张多次看错题目，当时只觉升学无望了。 从高考结束到10月底，中间隔了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我以生产队社员的身份下地挣工分，不敢对未来多抱奢望。1978年的川北农村没有电话通知，录取消息靠口口相传，偶有广播通知。万幸的是，山后大队有人听到广播通知后，特意跑来告知我考上了“涪陵师范高师班”——只是农村人大多把“涪”读成“培”。 我立刻跑向大坪中学，找到教生物且格外照顾我的班主任王老师（文革前四川大学毕业）。拿到通知书后才知道，全区三个应届生班共150多人，仅我所在的一班考上1人、三班考上2人，二班则全军覆没，知青和社会青年考上的人数稍多一些。 去涪陵报到需途经重庆，我背着樟木箱子和老棉被，当天抵达南充城，第二天下午到了朝天门。因旅馆满员，我只好准备在露天过夜。恰巧遇到西南农学院的工作人员在接待新生，他们查看我的录取通知书后，让我住进了为外省新生包下的旅馆，还说要带我去解放碑。我疑惑地问：“解放碑是什么？”老师笑着解释：“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晚上营业的大商店——重庆百货大楼，更没想到，后来我竟成了解放碑的户籍居民。 第二天，我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沿长江到涪陵城。学校在乌江对面的“崩土坎”，需再渡一次乌江才能到达。报到当天，我在临时住处遇到一位劈柴的中年女老师，便上前帮忙。闲聊中得知，她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杜老师，恰巧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还笑着说我是她唯一的杜姓“家门”学生。在校期间，她对我格外关怀，后来成了音乐系的教授、主任。 当年我们年级招生七个班、200多名学生（如今该校已发展为长江师范学院，在校生达2.2万多人）。当时我们班学生构成丰富：应届生约占四成，其余多是下乡或回乡知青，还有三位三十多岁、已婚生子的老三届学生。不少同学上学前已有社会身份，比如乡村中学校长、国营大厂团委书记、地区妇联干部等，部分人带薪上学，有的还把子女转来附近读小学。知青和老三届同学阅历广、爱好多，其中不乏排球高手、乐器高手。我因初高中时爱好画画，被选为班团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办黑板报。 对我而言，当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专极其不易，但外人未必知晓，那时也有人选择放弃：有嫌学校“差”不来报到的，有入学后退学复读的，有同学回重庆大厂读技校的，还有人读了一年半载终究离开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云南的北京知青田园撕毁景洪师专通知书的情节，并非虚构——我们身边就有类似的事。 入学后，我们物理专业共两个班、70多人，起初有不少女同学，但后来她们因觉得物理难度大，纷纷转去其他专业，最后我们班只剩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的夫人，同学们常开玩笑说我“占了班上一半的女生”。 入学几个月后，四川多所“高师班”陆续转为师范专科学校，我们学校却仍叫“高师班”。学生们心存不满，甚至闹了一个多星期的罢课，好在后来风波得以平息。 虽名为“高师班”，但为了争口气，课程设置既正规，要求也严格。学习分两个阶段：先学力、热、声、光、电、原子和原子核等基础物理课程，再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数学物理分析等难度较大的理论物理课程。老师们教得认真，我们也学得卖力。现在网上热议的北大“韦神”韦东奕，人们总会提到他擅长的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其实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接触过这些内容了，只是后来大多还给了老师。 我们学物理的，每天不是在演算题目，就是在推导公式的路上。大学物理题，尤其是理论物理题，和中学物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它不需要死记硬背，也没有太多的运算，更多的是逻辑推导，有时候一道题的复杂程度，堪比一篇小论文。在学校的那三年，我们学得一点也不轻松，尤其是外语成绩不理想。有一位文科专业的党员老三届，申请转来我们班学物理，还当了班干部，可他根本学不懂、跟不上，一年后不得不留级到79级，继续读文科。 虽为师范专业，学校开设了电工学、电子技术、机械制图等应用类课程，但我们心里更看重理论物理。总觉得只要把理论基础打扎实了，那些技术性的知识，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后来参加工作，我遇到一位77级物理系毕业的老三届本科同事，意外发现他的物理基础竟没我们牢固。这让我明白：学校的规模大小、名气高低，与学习的扎实程度并无关联；小规模学校反而能让人更专注，难以蒙混过关。 毕业分配时，老师希望我留在涪陵，我却执意要去兵工厂，最终被分到了HYS发电厂（该厂最初为西南三线企业供电而建，军工代号514，当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如今想来，我很幸运——很多兵工厂后来效益下滑，我们电厂却不仅延续至今，还有了新发展，让我能安稳度日。也正因如此，我在工作之余，才没中断写作、画画等爱好，甚至还获得了“四川省企业文化突出贡献人物”的称号，工作中还获得100多个奖状和荣誉证书。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