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刚到里陂上村，就发现村里有一台南昌柴油机厂制造的十匹马力单缸1105型柴油机。村民说，这是村里在1966年，花了一千多元人民币买来的，另外村里还配备了水泵，主要是在春夏之交用于抽水抗旱。 柴油机平时可以用来碾米，因此村里还新买了碾米机。 但是，除了抽水抗旱的时期以外，平时的柴油供应很紧张，经常买不到柴油，无法开动村里的柴油机。里陂上村民如果要用机器碾米，只能等到先锋大队的碾米房工作的日子，挑着稻谷去排队等候。碾一百斤稻谷要交付六角钱 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村民还是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上千年的传统方法来碾米。 他们用自己家厅堂里的土砻或者木砻，用人力脱去稻谷外面的一层壳，这层脱下来的稻壳黄灿灿的，薄而完整，就是我小时候听大人提起过的“砻糠”。“砻糠”可以用来垫在鸡窝里，也可以在夏天用来熏蚊子。用砻来脱去稻壳是重体力活，我累得满头大汗，一小时才脱壳一百斤稻谷，得到七十多斤“糙米”，也就是现在最时兴、营养最好的养生保健米。 可惜糙米吃起来有点拉喉咙，口感比较差，里陂上的村民只有在家里有人“老去了”（去世了）的时候，才会煮糙米饭吃。他们吃糙米饭，有点和披麻戴孝相类似，表示出慎终追远的意思，用来缅怀先人的艰辛。我或许是受了村民的影响，如今坚决不吃时兴的用糙米和五谷杂粮做的饭。要是看见别人吃了，我还常常忍不住，会说些怪话。 要用传统的办法吃白米饭，得把糙米挑到村里的碾房里去碾白。碾房的地上有一个直径三米多的圆形石槽，叫作碾槽。碾槽上面是用木头做的碾架，碾架的下部装着三个直径在一尺三寸左右的石头碾轮。每两个碾轮之间的距离相等（圆心角120度）。 我把糙米均匀地倒进碾槽，牵过牛来，给牛套上了碾架上备好的牛扼以后，人就坐在碾架上，一拍牛屁股，或者是小竹鞭一抽，牛就晃晃悠悠地走起来，在碾房里转着圈，带动碾架下面的碾轮，开始碾米。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天色阴暗，北风吹进了碾房。我缩着脖子坐在碾架上，听着碾轮在碾槽里咕噜咕噜地转动，单调而枯燥。我抬起眼皮，朝碾房外望去。移动着的田里尚有不曾融化的白雪，路上是一个戴着已经洗成淡红色的虎头帽的孩子，两只小手团在衣袖里。我猜想他可能会像许多孩子一样，冬天里的鼻子下面挂着鼻涕。近处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树干上，还有点点的残雪。树顶上的一只老鸹（乌鸦）噗噗地飞起来，呱呱地叫了两声，不见了。 碾房里的老牛还在不紧不慢地走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我的心情也恍恍惚惚地伤感起来，和碾房内外的景色溶在了一起。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糙米碾白了许多，碾槽里则多出了些黄色粉状的细糠。我把白米和细糠倒进风车，摇动手把，用风车一吹，白米和细糠分开了。一百斤稻谷可以得到六十六斤左右的白米。人吃白米，猪和鸡鸭吃细糠。  柴油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有循环的冷却水，村里为此做了一个可以放四担水的大木桶。木桶的底部有一根橡皮管通到柴油机的进水口，机器里的小水泵把冷水抽进去，再从柴油机的出水口流出来，就是滚烫的热水。热水从另一根橡皮管流回到大木桶。若是木桶里的水太烫了，就要把热水管拿开，让热水流到地上，木桶里的水就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碾米机还在不停地工作，我得抓紧时间挑几担冷水，倒进大木桶里，再把热水管放回去，使冷却水保持循环。 碾米机的上部，是一个可以放六十斤左右稻谷的上大下小的铁皮斗。碾米机的中部有一个滚筒，是碾米机的核心部件。在铁皮斗和滚筒之间，是一块钢片，用来调节流进滚筒的稻谷流量，村民称作“刀片”。我要用“刀片”仔细地调节稻谷流量的大小，在尽量提高出米率的同时，又不能在碾出的白米中混有金黄色的稻谷。调节好了之后，用蝴蝶螺栓把刀片固定住。 滚筒下方的一边是出米口，要用箩筐接住哗哗地流出来的白米；另一边是出糠口，出来的全部是细糠，也用箩筐接住。村民挑来稻谷，我会用大钩秤称过，留下记录。稻谷碾好以后，细心的村民会要求我，复称一下白米和细糠的重量，看看是否和他挑来的稻谷重量相符。 奇怪的是，每一百斤稻谷碾成了白米和细糠，就只有九十九斤了。村民问我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碾一百斤稻谷的过程只有几分钟，弥散在空气中的粉尘估计会有一二两，不可能有一斤重。碾米机中间的滚筒里的米谷确实出不干净，会留下一点米谷在机器里，但是最多也只有一二两的重量。同样的一担箩，同样的一杆秤，怎么会少了一斤呢？我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有博士说，有可能是碾米的时候，稻谷在机器里摩擦生热，稻谷里的一些水分在碾米的过程中蒸发了。） 这种老式的柴油机的消音设施极差，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吵得我耳朵发胀。村民来碾米的时候，只有附在我耳朵边大声说话，我才能听得见。 我至今不知道当年那嘈杂的机器声究竟对我的听力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975年，我参加了鹿冈公社开办的农机学习班。学习班的老师告诉我一个消息，上海市政府最近调拨给江西省一批手扶拖拉机，永丰县分到了十几台。 农机学习班结束以后，我立刻到鹿冈公社的知青办主任那里，请他想办法为我们里陂上村申请一台手扶拖拉机，他答应为我去打听。过了几天到公社，知青办主任告诉我，这批手扶拖拉机是“扶贫物资”，专门援助那些贫困村的，我们里陂上不是贫困村，根本没有资格申请。 但是里陂上村的土地非常集中，人少地多，非常符合“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如果有了手扶拖拉机，每年的农忙时节，就不用劳烦公社调动大批人马来里陂上支援“抢收抢种”了。我找到公社的书记，向他说明了情况 我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给里陂上村争取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外加一个二轮的拖斗，价值合计三千多元人民币。我把手扶拖拉机从永丰县的农业机械局开回了里陂上村，“突突突”的机器声吸引了很多村民来看热闹。我兴奋地对大伙说：“不用村里出一分钱的。 话音刚落，我就觉得这话有些不对。村里每年上交的农业税约有一千元，国家把农业税的收入用来建设军队、用来发展工业、也用来回馈农业。眼前的这台手扶拖拉机，其实含有一点点我们缴付的农业税在内。 有个老者走近来，用手一摸那滚烫的水箱，立刻把手缩回去。他有点怀疑机器的效果，说道：“机器，机气，用得好才是机，用坏了就是气，还不晓得要花几多钱去修理呢。” 有了手扶拖拉机以后，村里就把原来的柴油机以六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个村庄。手扶拖拉机的用途很多，农忙的时候可以用来耖田和耙田；冬天可以直接开到水库里或者水塘边，用来抽水捉鱼；平时还能挂上拖斗，跑一点短途的运输；在日常生活中，则用它来带动碾米机，为村民碾米。 手扶拖拉机自身带有水箱，水箱虽然不大，装满一箱水却可以连续工作两个小时不用加水，比起用柴油机碾米得不断地换水，要方便很多。它还带有一个简单的消音器，机器的噪音也比原来的柴油机小了。  1976年，还是我担任生产队长。村里由我做主，花费了两千五百元钱，又买了一台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它和去年免费得到的手扶拖拉机一模一样。村里还另外添置了一些容易损耗的零配件。这样一来，无论哪一台机器出现了故障，一般都有现成的备用零配件，立刻就能换上。 有一次，在大田里耖田的手扶拖拉机坏了，却一时没有合适的零配件可以替换，我便从碾米的手扶拖拉机上拆下相应的部件，及时解决了问题。村里同时再另外派人赶到永丰县城去，紧急采购这个部件。 1980年代的初期，里陂上村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开始分田到户，手扶拖拉机和碾米机便宜地卖给了一户村民，由他承包了村里的碾米业务。 2010年我回到里陂上村，发现村口的桥边上有一座米厂。一打听，原来是村民张贤宗和人合办的。他们不仅承接了原来先锋大队的碾米业务，还到各村去收购很多稻谷，碾成白米以后，再销售到各地去。 现在的米厂里，碾米的工序很复杂，要经过多台机器。首先用两台筛选机，分别筛去稻谷里的禾秆和石块。接着是砻稻谷的机器，生产出糙米。再经过依次筛选，然后依次进入两台碾米机，白米便哗哗地流出来了。最后经过水磨机抛光，又用色选机来剔除杂色的米和烂米以后，才能打包外运。 经过这些工序，一百斤稻谷只能产出五十多斤米，比几十年前我们碾米的时候少了十来斤（余下的猪饲料就多了）。米厂里碾出来的洁白晶莹的大米很是好看，人见人爱。遗憾的是，那少了的十来斤是米粒的外层，其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米厂里碾去米粒的外层，实在可惜了。 如今人们为了弥补这些被人为丢失的营养物质，时兴的做法是花费较高的价钱，去购买那些吃口很差、营养物质没有被碾掉的“糙米”来食用。 从我们当年十匹马力的柴油机到如今初具规模的米厂，看着米厂里正在运转的各种机器，回想起当年由我操作的碾米机，相形之下是那么的简陋，真可谓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因为给里陂上供水的芮源水库没有修好，所以我们刚到里陂上的头两年，每年的五月份就要抽水抗旱 春华秋实，转眼就到了每年的冬季，那时田里的稻谷和山上的茶籽都已经进了仓库，该轮到用机器来抽干池塘或者水库里的水，抽水捉鱼了 一、抽水抗旱 春末夏初的五月份，正是田里的水稻生长最迅速的时节，需要大量的水分。村民说，每蔸禾每天要喝一大碗水呢。 可偏偏是这时候，蓝湛湛的天空中常常是万里无云，没有一点要下雨的迹象。于是村里不得不组织人力，在流经村边的小河里作陂、然后用机器来抽水、用水车来车水，千方百计地让每蔸禾都能喝到水。 我们砍来大量的脚柴（灌木），在小河中的一个地方投放下去，让靠近上游那边的水位抬高，这叫“作陂”（我的一副眼镜就是在作陂的时候不慎跌落河里，被水冲走了，幸亏我还有一副备用的眼镜）。 作陂以后，开渠引水，把河水引到一个高坎下。我们在高坎的边上，装好了柴油机和水泵，接好了八寸粗的铁管，开动机器把水抽到高坎上，顺着地势，就可以灌溉一大片水稻田了。 我朝周围一瞥，突然发现在柴油机旁的草丛中，卧着一台废了的机器，巨大的飞轮的直径有一米左右。这也是柴油机吗？ 村民周恩绍告诉我，这是“木炭机”，要烧木炭才会转，是十年以前县里免费送给里陂上村的。大概是在1965年，旱情比较严重，木炭机连续抽水五天五夜，机器上的一个弹簧烧断了。买不到弹簧，机器就死了。第二年要抽水的时候，村里就买了现在的这台柴油机。 我想起了自己小学的课本里提到过的锅驼机抽水灌溉农田的事。既然烧木炭，那应该是一种蒸汽机。这草丛中烧木炭的机器看来就是“锅驼机”了，用木炭把锅炉里的水烧开，以水蒸汽作为动力，带动水泵，抽水抗旱。我又想，柴油机烧的是柴油，木炭机烧的是木炭，村民把书上说的“锅驼机”叫成“木炭机”，好像更合理一些。 里陂上村有一片田的地势更高一些，而村里只有一台柴油机。要把水送到更高的田里，还得用龙骨水车接力送水。龙骨水车的样子和书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半坐在一根木杠上，两个前臂趴靠住另一根高一些的木杠，双脚轮流踩踏水车的踏板。里陂上的水车最多可以有四个人同时踩。 我第一次踩水车，非常兴奋，刚刚跟上了其他人的节奏，腿脚就用上了全力。 我突然发现，在我右边踩水车的村民张寿仁歪着脸，在对我笑。可是他笑的模样有些诡异。我正在纳闷，左边踩水车的村民张贤通叫了起来：“好你个寿仁，你偷懒！”原来，他已经看出寿仁的双脚虽然跟着水车的踏板在动，却根本没有用力。寿仁听了这一声喝，他哈哈大笑，双脚索性松开了，在空气中胡乱蹬了几下。 芮源水库落成启用以后，里陂上村再也不用每年在小河里作陂引水，更不用踩水车来车水抗旱了。村里就此彻底告别了龙骨水车的时代。 那一架退休的水车靠放在生产队仓库的墙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那是怎么回事？村民悄悄地告诉我，水车是木头做的，某人把它偷偷地弄回家里，当作木柴烧掉了。 二、抽水捉鱼 除了抗旱，村里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抽水。那就是冬天干鱼塘或者干水库，捉鱼过年。 过去没有水库，村里的鱼都放养在鱼塘里，捉鱼时要车干鱼塘里的水，主要是用水车。现在当然使用机器来抽水干塘。 里陂上村的大塅上有一口最大的塘，名字就叫大塘。 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负责抽水干大塘，开动机器，整整抽了一天一夜。 那天晚上，我给手扶拖拉机加满了柴油，就钻到了一大堆稻草里面打盹。稻草堆里很冷，再加上吵闹的机器声，我根本不能好好休息。 半夜以后，我钻出了草堆，草堆上面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夜晚的景象和白天很不一样，天空是深极了的蓝色，没有一片云彩。一轮清月斜挂着，它的右上方是浑圆的，左下方缺少了一点，没有那么圆。我抬头看着月亮，心想这是新月，今天应该是初十了吧。四周的田野上，近处是一片惨白，不远处那些还没有翻耖过的田里，稻茬上也罩上了霜。越往远处越黑，里陂上村就隐藏在远处的黑暗里。 那边应该是从永丰到乐安的永乐公路，居然会有一辆汽车在半夜里开过。汽车的头灯远远看去像是黑暗里移动的萤火虫，一抖一抖地晃动着，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地飞过来。除了大塘里抽水机的响声以外，已经听见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了。马达声越来越响，汽车头灯的光柱照亮了江边的石壁，绰约可见石壁顶上的那些松树。凭着经验，那好像是一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卡车。汽车很快朝潺陂村的方向开过去，隐没在了树林里，一晃一晃的头灯的光亮也看不见了。 我觉得身上冷，围着大塘跑了好几圈，还是觉得冷。我有些后悔没有从家里带些柴来烤火。我想起手扶拖拉机的水箱是热的，赶忙跑过去，捂住水箱取暖。 第二天下午，大塘里的水抽干了，全村人赶来捉鱼，却只捉到一百多斤鱼。村民说，可能是因为当年夏天的大雨造成涨水，放养在大塘里的很多鱼，都趁着涨水的机会逃走了。 芮源水库里的鱼是先锋大队放养的，每隔几年会抽干水库捉鱼。 又有一年冬天，芮源水库里的涵管盖子早已全部拔开了放水，水库里已经没有多少水了。大队决定派我用里陂上的手扶拖拉机开到水库里，带上水泵，由大队出资提供柴油，准备抽干水库以后捉鱼，给全大队的农民过年。 我在芮源水库抽水的第三天下午，大队领导来到水库，看见水库已经见底，只剩薄薄的一层水了。领导嘱咐说：“明天就要捉鱼，现在先把机器停了，晚上再继续抽水。” 我吃过晚饭，到了芮源水库，又用手柄摇动飞轮，发动了手扶拖拉机，开始抽水。不一会儿，三个大队干部带着手电筒和水桶也来到了水库。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随着水库里的水越来越少，鱼儿因为受不了缺少氧气，开始扑啦啦地蹦出水面。有些鱼没有回落到水里，而是落在了水边的地上。手电筒的光柱罩住了地上的鱼，它们正甩动着尾巴，想回到水里去。 大队干部扔掉手里的半截香烟，疾步冲过去，按住了在地上挣扎的鱼。他们把小一些的鱼扔回水里，挑了几条约四五斤重的大鱼放进水桶里，然后命令我停了抽水的机器，和他们一起回里陂上村，在我的住处和他们一起烧鱼吃。 我以前只是听说，每逢大队的水库要抽干捉鱼了，大队干部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弄几条鱼，美美地大吃一餐。现在这个传说变成事实了。 一回到我的住处，我们就一起动手杀鱼。总共是两条鲩鱼，一条胖头鱼（村民俗称“大脑”鱼），我们不一会儿就宰杀完毕，冲洗干净了。大队干部到处搜罗我的糯米水酒和谷烧酒，找到我的碗筷，在我吃饭的方桌上摆好。然后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在灶边忙着烧鱼，还时不时的给我做帮手。 我把两条鲩鱼的尾部做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红烧划水，鲩鱼的其余部分则分别做成了炒鱼片和类似上海的熏鱼（辣味加得很重）。胖头鱼的鱼头自然是烧鱼头汤，汤里放了本地出产的红薯粉丝。我把剩下的胖头鱼身加了很多辣椒，做成了鹿冈人平时爱吃的菜式。 过了晚上十二点，丰盛的全鱼宴开始了。我们一共才四个人，一顿胡吃海喝以后，还是剩下了不少。这和现在用公款吃喝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当年我们把剩菜都收起来了，没有倒掉。大队干部到凌晨两点来钟才走，剩下的鱼我又吃了两三天。 第二天早上我一出门，住得很近的村民朋友张寿仁就迎上来说：“昨天晚上，你厨房里的砧板响了一夜，你们吃了多少鱼啊？”他的表情十分夸张。 我把他拉进厨房，让他看我们吃剩的鱼。他把各种剩菜尝了一口，啧啧地说：“我要是做了大队的书记，也一样会请你来烧鱼给我吃，我还没有吃过你烧的鱼呢。” 的确也是，我杀猪的时候请村民来吃杀猪宴，从来没有遇到过村里分鱼，所以他们没有吃过我烧的鱼。 这天下午，全大队的民兵集中到芮源水库捉鱼，我依然是在一旁负责抽水，这时候抽出来的已经是连水带泥了。我担心泥沙一多，时间长了怕会磨坏水泵。 虽说捉鱼只是民兵的任务，可是全大队能够走动的人似乎都来了。他们有的带着准备装鱼的竹篱子，有的带了更大的能放更多鱼的竹扁篱，还有的甚至带来了捉鱼的斩针。他们乌压压地围在四周，等到民兵捉完大队放养的那几种家鱼以后，他们就可以一冲而下，尽其所能，去水库里捉各种野生的杂鱼，捉到了就归自己。 大队干部把民兵分成两拨，一拨人下去捉鱼，另一拨人负责在岸上维持秩序，驱赶那些越逼越近的各村来的想捉鱼的村民。 周围照例烧起了几堆火，供捉鱼的民兵取暖。 大队干部一声哨响，捉鱼开始了。民兵们咝咝地抽着冷气，走进冰冷的泥水中，双手探摸着。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许多十来岁的男女孩子从大人之间的缝隙中钻到前面来，他们着急地试探着想浑水摸鱼，被维持秩序的民兵一阵吆喝，推搡回去了。 泥水中的民兵每逢捉到了大鱼，就会尽量抓紧了拿给大家看，周围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有时候民兵一不小心，让大鱼猛地挣脱了，四周就响起了一片哄笑声。那情景活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大戏。 大队干部看到放养的鲩鱼、胖头鱼和鲢鱼这三种家鱼已经捉得差不多了。而四周的村民中，有人的脚已经踩到了泥水里，维持秩序的民兵眼看就要拦不住了。 这时候，又一声响亮的哨声划破天空。哨声未停，四周等待已久的村民一涌而下，瞬间就布满在泥水之中。大戏的第二场开始了。刚才看戏的“观众”迫不及待地冲到了“舞台”上。 大队干部要我把抽水的手扶拖拉机停了下来。耳边没有了噪杂的机器声，水库里显得很安静。我再仔细听了一下，的确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紧张地摸鱼。我看见有人摸到一条比较大的，应该是鲶鱼。他直起腰来像是要炫耀一下。但是他一看到周遭紧张的捉鱼气氛，就赶紧把鱼放进后腰上系着的竹篱子里面，弯下腰去接着了。 这样的场面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一个人直起腰来，又一个人直起腰来，大家很快都直起腰来，迈着两条冻得通红且沾着泥水的腿上岸了。 这说明，芮源水库里连小手指那么大小的鱼也没有了。转眼之间，几百个人一下子散开，不见了。只剩下手扶拖拉机和水泵孤零零地留在芮源水库里，过几天我们会把它们弄回去。 我和里陂上的村民一起走在回村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兴奋极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我刚刚下去，手就冻僵了。我正担心捉不到鱼呢，冇想到鱼也冻僵了，不会动，很好捉。” “我这点鱼大概会有四斤。” “我的可能会有六斤。” “就是那么一下子，太快了，真的像做梦一样，”村民张寿仁感叹地说。 “真的像做梦一样。”几个女孩齐声应道。 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敲打键盘，想起这些事情，也真的像做梦一样。 砍柴 在里陂上村生活，砍柴是大事。 我到鹿冈不久，就听村民说，共进大队有个村里的上海知识青年，因为连绵的阴雨，没柴烧了，就劈了吃饭的桌子来烧饭吃。没有柴，就不能烧饭，这是硬道理。可是我刚到里陂上的时候不会砍柴。 一、脚柴 刚到里陂上村，一天收工以后，我跟着村民张寿仁上山学习砍柴。那天学砍的是灌木丛，村民称之为“脚柴”或者“毛柴”，用的工具是勾勾的毛镰。 我跟在张寿仁后面进山，一脚深一脚浅，总也跟不上他。山路越来越窄，从一尺宽变成五寸宽，最后到了没有路的山坡或者沟底，那就是砍柴的地方。 我学着寿仁的样子，左手抓住一根手指粗细的灌木枝，右手握住毛镰的把，奋力朝灌木枝的根部离地面二三寸的地方砍下去。没想到那灌木枝噔地一个反弹，打得我左边的脸颊麻辣辣地疼。灌木枝没有断，镰刀砍到之处只是破了一点皮。我再奋力砍了好几刀，终于砍断了那根灌木枝。 我开始仔细观察寿仁砍柴的动作。原来，毛镰的刀口和要砍的灌木之间，应该有一个45度左右的夹角，以利于毛镰切入灌木。所以，当右手挥动毛镰往下砍的时候，左手要抓住那灌木往左下方按，和毛镰形成合适的夹角。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又试着砍了一会儿，虽然还是很慢，效果的确好多了。 张寿仁很快砍了两大堆脚柴。他又砍了两根细长柔软的灌木枝，两头就这么一绕一结，就成了“绳子”，放在了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他把脚柴一束一束整齐地堆上去，然后用刚才做的“绳子”一绕一抽再一扭，就绑成了一大捆柴，真是有点神奇。寿仁看我不会绑柴，就麻利地帮我绑好。但是他的动作太快了，我只觉得眼花缭乱，没有看明白。 寿仁又砍了一棵胳膊粗细的小树，截成六尺多长，两头削尖，就成了挑脚柴的柴担。他把绑好的两捆柴组成一担，足有一百多斤重。而我砍的那一点柴充其量才二十来斤。 寿仁担着脚柴在前面蹬蹬地走，山路两旁的灌木丛被脚柴刷得沙沙直响。我肩上扛着一小捆柴，努力紧跟在后面，好不容易才回到住处 我试着把刚砍回来的柴塞进灶膛去烧，却只会冒烟，并不着明火。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过来一看，便哈哈大笑着说： “刚砍回来的是湿柴，里面有水份，起码要一个月以后才能烧。从我这里拿点干柴先烧着吧。” 学会砍脚柴以后，我一有空就上山砍柴，把附近山上的灌木成片地放倒，摊在山坡上晒干以后，再一担一担挑回家。 有一年的冬天，我正在村民周恩绍家里的火塘边烤火，左手突然被恩绍抓住了，他发现我手上有十几处细小的疤痕。那是我秋天砍脚柴时不小心，左手在握紧脚柴的时候，被尖锐的细枝和蒺藜刺破了皮肤。恩绍感慨地说：“老夏，你受苦了。” 二、棍子柴 棍子柴的直径在一寸以上，介乎于脚柴和松树劈柴之间。一开始，我还是跟着村民张寿仁学习砍棍子柴，用的工具还是毛镰。 不论是乔木还是灌木，也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只要长到胳膊粗细的树木，就是我们要砍的目标。我们把这些树木砍倒，削去枝桠和树梢以后，断成一尺五寸长的棍子柴。棍子柴一般都在很远的山坑里。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吃完午饭立刻出发，往往是一路小跑，才能在下午出工以前赶回来挣队里的工分 我和薛志民、冯金生负责砍柴。我们的屋檐下堆满了柴，多数是棍子柴。或许是当年砍柴太多的缘故，现在我看见树木，脑海里首先闪过的，往往是估量一下，把这树砍了以后，大概能够变成多少柴。 记得有一年，鹿冈公社组织基干民兵训练，最后一天是实弹射击，每人打五发子弹。按照惯例，里陂上村的民兵应该是第一个打靶。 村民张寿仁和我以及张清魁等几个人早就约定，我们早上打靶一结束，趁着别的民兵还在打靶，我们赶紧上山，每人砍一担棍子柴，在中午以前卖给鹿冈银行，赚一点外快。下午我们再继续参加民兵训练。民兵训练是队里给记工分的。 “实弹射击从先锋大队开始！”公社的武装部长发出命令。 先锋大队的民兵连长大声叫道：“里陂上！” “来了。” “在这里。” 我们一边漫声应着，一边卧倒，拨弄着手里那老掉牙的步枪。我依照所学的射击要领，打了五发子弹，一发未中，全都打在了靶纸旁边的岩石上，激起了一缕缕白烟。这些步枪的准星一定没有校准，我们里陂上的民兵没有一个人打中靶子。 接下来我们几个人溜走了，到远处的山坑里去砍棍子柴。我们很快每人砍满了一担。 山坑底下没有路，山坡又很陡，要爬到山顶上才有正常的山路可走。我的力气不大，只能咬紧牙关挑着柴，一步一步往山坡上爬。遇到坡陡的地方，我双腿乱颤，猛吸一口气，眼睛一闭，挣扎着往上蹬一步，同时必须掌握好肩上的平衡。 终于到了山顶上，我立即放下担子，摸出香烟发给大家。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一口，周身说不出的舒坦。我平躺在山顶上，四肢尽量伸展开来。上面是蔚蓝色的天空，空中浮动着几朵胖乎乎的白云。四周很安静，我浑身暖洋洋的，有点想睡觉 “该去了！”随着张清魁的一声吆喝，我一骨碌爬起来，挑起担子，走上了山路。 挑棍子柴走山路得有技巧。山路的空间比我们挑的柴担要窄，会有各种枝桠横着长在山路上，拦住我们。我必须双手一前一后，紧紧抓住装棍子柴的络架，依靠身体前面的棍子柴冲开拦路的枝桠，依着惯性一直往前走，千万不要停顿。否则的话，棍子柴被路边的枝桠一挡以后会摇晃转动，造成人的重心不稳，掌握不住平衡，一不小心会连人带柴滚下山去。 我挑着一担棍子柴，走了几里路到鹿冈银行。银行新来的徐会计给棍子柴过秤，我的一担是一百四十斤，赚到八角四分钱。徐会计一边给我钱，一边上下打量我，嘴里说：“哎呀，里陂上的老夏真是名不虚传。” 三、松树枝桍和松树劈柴 先锋大队规定不能砍倒大松树，有的聪明人就会钻空子。他们在离村子很近的地方，爬到松树上去，把松树的枝桍砍一部分下来当柴烧。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我也很快学会了这种取巧的办法。直到大队进一步禁止砍松树枝桍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我有时还会悄悄地到远处的山中，爬上松树去砍枝桍。 等我们有保护树木的环境保护意识，那已经是我当生产队长以后的事了。 大松树的枝桍，粗的有大腿那么粗，细的也有胳膊粗细。我们用的工具当然还是毛镰。 大松树的枝桍离开地面最少有三到四米，要爬上底部直径在二尺以上的松树，抱着松树有点像抱着墙，根本使不上劲，很难爬上去。我借用村民的梯子来上树，必要时把两架梯子接在一起，就可以上到离开地面最近的枝桍，然后顺着一根一根的枝桍往上爬，爬到上面一个合适的位置，从背后抽出毛镰，开始砍枝桍。 砍断的枝桍不会直接落到地面，而是掉在下一层较大的枝桍上。下一层的枝桍虽然比较粗一些，但是因为有上层的断枝压在上面，往往只要猛砍几下就断了。我在树上一点一点往下移动，等到砍断最下层的离地面最近的大枝桍时，嘎拉拉轰隆隆的的响声表明，我们又有柴可以用来烧饭了。 很多大松树上有无数黄色的蚂蚁。人一爬上树，黄蚁便蜂拥而至，翘起尾部，狠狠地咬进我的皮肤，有如无数的针同时在刺，又麻又痛。许多人在惶急之下，连滚带爬地逃下树来。但是我很快发现，当黄蚁咬来时，只要我忍住疼痛，纹丝不动，坚持半分钟到一分钟，黄蚁就会认为我不是敌人，不战自退了。 那些被黄蚁咬过的村民，自然知道哪些是有黄蚁的松树。当他们看见我能把黄蚁树的枝桍砍下来，都很诧异，那些黄蚁怎么不咬老夏呢？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不过随着上级越来越严格的禁令，和越来越少的松树枝桍，这种砍柴的方法很快就废弃不用了。 刚下乡两个来月的时候，村民周恩绍拿了一大抱松树劈柴给我们，那是用大松树劈成的一块一块的劈柴，又干又轻，真是非常好烧。我们再三问恩绍，哪里才能砍到这种柴，可他就是笑而不答。最后他才告诉我们，里陂上村附近，自己村里的山上的松树不让砍，他是到很远的巷口村的山上偷偷砍伐的松树。 我们四个男生决定也去砍松树。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们借了两把斧头，薛志民带了一把口琴，我带了一本书，出发了。我们不知道哪些山属于里陂上村，只是从山沟爬上了山脊，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我们东张西望，最后决定砍一棵半山腰的松树，那棵树望过去直径有一尺左右，估计很快能砍断。 从山脊往下没有路。我们互相搀扶着下到山腰，来到这棵松树跟前，才发现这是一棵直径二尺多的大松树。我们已经来了，就砍这棵吧 我们有两把斧头，决定分成两班，轮流上阵。崔应辉带头，我们高一斧低一斧地开始砍树。可是斧头实在不听话，角度也不对，所以进度很慢。虽然我们是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每个人的手上还是很快都起了水泡。 开始薛志民在轮班休息的时候还有闲情吹吹口琴，我也会翻翻书，但是很快我们就用完了力气，没有了兴致。 很快就到了下午出工的时候。崔应辉说，看来今天下午我们要耽误出工了，我们眼下的任务，就是砍倒这棵大松树。 日头渐渐西沉了，这棵松树虽然被我们开了二尺来宽的口子，有点像削铅笔一样，最细的地方的直径只有五寸左右了，它却仍然屹立不倒。崔应辉抡起斧头，又狠狠地砍了几下，还是没有动静。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算了，回去吧。” 我站了起来，接过斧头说：“再坚持一下。我来再砍十下，如果不行就算了。” 说来也真奇怪，我才砍了五六下，就听到了细小的嘎嘎声。我们正怀疑是否听错了，嘎嘎的崩裂声越来越大，松树慢慢地沿着和山脊平行的方向倒下去。我们迅速地跳到了安全的位置。松树越倒越快，轰隆隆的倒地声中，夹杂着枝桍断裂的嘎嘎声，场面十分壮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天色近晚，我们感觉累极了，回村的路又很远，谁也不愿意扛柴回去。这棵倒下的松树放在这里，会不会有人来偷呢？我们听说过，有的村民会到山上去偷别人砍的柴。我用斧头削去一块树皮，拔出随身带的英雄牌金笔，认真写下了一行字：先锋四队知识青年砍，1969年5月。意思是告诉别人，别打这棵松树的主意。 回到村里吃过晚饭，村民张发茂来看我们砍了多少柴。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大约什么地方，砍倒了一棵很大的松树，并没有带柴回来。当发茂知道我们在松树上留了字，顿时大惊失色地说：“那是李家人的山岭。李家是大村，他们正愁没有证据来证明我们乱砍滥伐呢。” 第二天一早，发茂急忙上山，找到那棵树，铲掉了我写的那一行字。 与此同时，我们上海佬一边砍树一边吹口琴，还在树上写字，便成了里陂上村里妇孺皆知的笑话。很多年以后，这还是村民们常常取笑我们的事情之一。 我们四个人花费半天时间砍倒的大松树倒在斜坡上，位置很不好，我们没有能力进一步处理，后来给了张发茂。发茂花力气劈了十几担松木柴回家，还送了一担给我们。 劈松树柴是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如果树干的直径大于一尺，先把树干按照一尺五寸的长度，用斧头在树干上砍出半圈二寸宽、二寸多深的口子。接下来是抡起斧头斜劈，一块一块地把劈柴剥下来。然后再砍出半圈的口子，循环往复地把劈柴剥下来，直到把整段树干劈成松树劈柴，再开始劈下一段树干。 劈柴纯粹是男人的工作，村里没有女子会用斧头劈柴。可惜我的力气不大，所以需要双手紧握斧头柄，用足全身力气，才能把斧头稍稍砍进树干，却又震得双手发痛。待到劈柴告一段落，我松开斧头时，那用力较多的右手的手指已然不听使唤，不会自行伸直了。我只能用左手来逐个扳直右手的手指。每扳直一个手指，心里抽痛一次，身上会出一点汗。（后来我得知这是一种“腱鞘炎”。如今我右手的指关节虽然活动如常，却几乎每日都有酸胀的感觉。）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上山，而且带着大锯的话，劈松树柴就容易多了。把松树锯成一段一段，每段长一尺五寸左右，然后把松树段竖起来放在地上，用斧头劈成一块一块的松树劈柴。可是里陂上村没有两个人操作的锯树的大锯。我一个人上山劈松树柴，能独立操作的只有斧头。 如果树干的直径在一尺以下，可以先把树干用斧头断开，每一段大约一尺五寸左右。然后把这段树干枕靠在另一段很大的木材上（这段木材称作“枕脑柴”）。我高高抡起斧头，瞄准了一段树干的直径，从正中间劈下。如果树的木纹很直，有时只要一斧头，就能把一段树干一劈为二。 如果一斧头下去，树干没有开，反而把斧头紧紧夹住了，就可以双手紧握斧头柄，把斧头连同树干举到胸前。然后猛一发力，高举过头，就势翻转，把斧头脑砸到枕脑柴上，利用树干本身的重量和加速度，咵的一声响，这段树干就劈开了。 只是有一次，我刚把斧头连同树干举到胸前，不料五六十斤重的树干突然脱落，斧头脑带着惯性猛然砸在我额头的正中。我眼前一黑，躺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爬起来，当时觉得没事了，便继续劈柴。 从那以后，每到冬天，我都会早早戴上帽子遮住额头，否则额头就会痛。如果当年我不是偶尔违反规定，悄悄地偷砍一点松树劈柴的话，我的额头应该不会受伤的。 有一次从永丰县城来了一辆拖拉机，到里陂上村买柴，看见我们的干柴很好，他们一定要买，一百斤柴的价钱从六角破例提高到了六角五分。砍柴很不容易，干柴很珍贵，需要量又很大。正如村民经常念叨的：“灶门大似山”，意思是说，整座大山上的树木都可以塞进小小的灶门里烧掉。别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干柴，两天要烧掉一百斤呢。我坚决不愿意卖柴，但是冯金生力主要卖，结果卖掉五千多斤干柴，装满了那辆拖拉机，才得了不到四十元钱。 附近的农民很快传开了，说是里陂上的上海佬很勤劳，还卖给永丰人一拖拉机的干柴呢，不像某村的上海佬，懒得上山砍柴，用爹娘寄来的票子（钞票），从老俵那里买柴烧。 没想到我们卖柴，居然成了里陂上村上海知青的无形资产，为我们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劈松树柴的时候，居然发现在松树里嵌着一颗步枪的子弹头。这里以前打过仗！是的，这里曾经是当年红军和白军作战的战场。 永丰县当时是游击区。有一阵子红军杀过来，成立了苏维埃，强行把地主的田地分给了穷苦的农民。过一阵子白军杀了回去，反攻倒算，把红军分给农民的田又夺回去，还给了地主，并且一度把永丰县更名为平赤县 红军曾经在永丰的龙冈大胜，毛主席高兴地写下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粉碎了白军的第一次围剿。又有传说白军曾经在永丰的江口大胜，把俘获的红军绑在江口大桥的栏杆上，大开杀戒 在有些村子的房墙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用石灰水写的“欢迎白军弟兄过来当红军”，“红军必胜！白军必败！”之类的标语。 而里陂上的村民周恩绍，1924年生，他曾经亲眼看着白兵在里陂上的屋背岭和其他的山头上修筑炮楼，用来封锁红兵。他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打仗游戏，是里陂上村的孩子分成两拨，一拨是红兵，一拨是白兵……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棵松树和我手里的这颗嵌在松树里的子弹头，应该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我现在记下的这段文字，或许可以算是一个间接的见证吧。 那颗子弹头我当时放在箱子里，后来不知所终。可能是我在离开里陂上的时候整理箱子，无意中丢失了。也可能它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有人去发现它呢。  作者简介： 夏建丰，男，1950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就读于华东师大附中。1969年到江西永丰县里陂上村插队落户，历时十年，曾任生产队队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党支部委员、永丰中学英语教师。1979年在上海铁路局南翔自动化段工作。1988年任上海实用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开发部经理。1989年到美国，现居加州。期间和妻子马立平共同创办斯坦福中文学校，任理事长，研发中文教材，曾出版学前班到十年级的教材《中文》一套，供海外华裔青少年使用。1998年曾应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参加国务院侨办在上海举办的华文教育国际会议。2000年参加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2005年以海外中文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统战部的论坛。2009年参加国务院侨办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2015年著作《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知青研究会公众号编辑：林嗣丰）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