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只是举“我”这个例子。当时像我这样在连队、营部、团部、师部和兵团“写报道”的知青，何止数百上千。大家围绕一张一周两期、每期4个版面的小报——《兵团战士报》，办学习班，研讨新闻采写之道，评比哪个师团上稿多、质量好，表彰优秀通讯员等等，可谓红火而又顶真。谁能料到呢，若干年后，这些人中约有二百多人陆续走上了省、市和国家级的新闻单位，其中一些人还走上了“老总”的岗位。 多少年过去了，彼此还常联络。我们戏称是“北大荒新闻系”的毕业生，简称“北大”毕业。曾任人民日报协调部主任的曹焕荣是上海知青，他将北大荒称作“我新闻历程的‘零公里’处”。曾任黑龙江日报社社长的贾宏图是哈尔滨知青，在年满六十退出领导岗位时动情地说：“如果我还算新闻界文学界的‘名角’，还演出过几出精彩的大戏，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练就的。想起那最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却是我人生最亮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 北大荒不仅有“新闻系”，还有“文学系”。那些年，兵团经常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吸引了许多“文学青年”心向往之，《兵团战士报》上的文艺副刊“北国风光”，更是他们培育文学细胞、展开想象翅膀的神圣园地。正是在这里蹒跚学步，才走出了后来大家熟知的梁晓声（哈尔滨知青）、肖复兴（北京知青）、陆星儿（上海知青）、蒋巍（哈尔滨知青）、张抗抗（杭州知青）、朱伟（上海知青）、贾宏图等一批知青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有代表性的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可谓传阅一时。 不仅有“文学系”，还有“文艺系”。兵团领导把部队一年一度自下而上搞文艺汇演的做法“如法炮制”地搬到了北大荒。每个连队都组织文艺小分队，每当麦收结束、秋收告捷等，一些会吹拉弹唱和编节目的知青就聚集到一起，凑一台小节目，慰问父老乡亲和知青战友。到年底，就“搞大”了，从连队到兵团，层层搞汇演，然后评选出优秀节目到兵团和沈阳军区参加“大汇演”，在此基础上，再组成若干演出队，到基层巡回演出，给大伙鼓劲。这种机制，使得有文艺潜质的知青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今天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兵团19团还演过全场芭蕾舞《白毛女》呢！两个“喜儿”，一个是上海知青叫周志坚，一个是宁波知青叫徐玲，她们对照电影芭蕾舞《白毛女》学，一招一式，演得有模有样，每演一次都引起轰动，黑龙江省和沈阳军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都佩服得竖大拇哥。前些年他们庆祝“演出30周年”，30多人在上海欢聚一堂，都说那时领导真支持，知青也真敢想敢干，楞把芭蕾这颗文艺皇冠上的明珠摘了下来。相声界“大腕”姜昆（北京知青）、赵炎（北京知青）、师胜杰（哈尔滨知青）等等，也都是在当年“文艺汇演”中“冒”出来的，之后被马季相中，从北大荒农场的小舞台走向了全国的大舞台。 不仅有“文艺系”，还有“美术系”。北大荒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知青画家，是中国美术界相当瞩目的一个“现象”。这个名单要列的话有一长串，只能摘其要者，如：旅澳画家沈嘉蔚、旅美画家李斌、已故旅日画家刘宇廉、曾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的画家冯远、哈尔滨美协主席的画家侯国良、西藏文联主席的画家韩书力、书籍装帧艺术家吕敬人、平面设计艺术家励忠发、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汪大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宜民、尤劲东、高荣生，著名画家赵晓沫、赵国经、王美芳、李璞、杨学成、杨涤江、周容等等。他们和我一样，先后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等地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令他们感到欣慰和幸运的是，他们对美术的爱好和潜能，很快被领导发现，召到兵团机关所在地的佳木斯，参加美术学习班。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培养，获得了大量的实践机会，美术才干日趋升华。当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他们中有十几个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当时这两所美院里惹人注目的风景线。他们中的陈宜民、刘宇廉、李斌创作的连环画《伤痕》、《枫》，沈嘉蔚创作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吕敬人重量级的装帧杰作，励忠发的平面设计精品等，享誉全国乃至海外。回想当年，沈嘉蔚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历史会记载，在文革期间全国美校关闭的年代里，在一个叫佳木斯的极东北的城市里，有一个未挂牌子的美校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好多年。我们的艺术始于这所学校。” 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那个年代，在那片黑土地上，有这么些“系”，从这些“系”里又“群体性”地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人——这成了知青们议论的话题。今天的知青已“名不符实”，青春远去，他们以“知天命”的眼光回首望去，想厘清的是这批人命运基因形成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回味的因子？ 不约而同，首先想到的是当年的引路人。知青的老师有两部分人组成，有从沈阳军区来的文化干部，也有1958年随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的10万转业官兵中的“文化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经受过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同时既有在文革前从事文化工作的经验，也有在“极左”思潮制约下开展文化工作的经历。他们当中不少人由于有思想、有观点、有个性，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等等，吃过“左”的苦头，是被“排挤”和“发配”到北大荒的。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对开发北大荒的认识，对北大荒需要文化的认识，要比刚出校门的知青深刻得多。他们真诚地欢迎知青，无论从知识、文化还是情感，他们和知青很合拍。他们喜欢知青的勤奋好学和才能与激情，他们知道怎样才能带好知青，使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尽管他们难以拗过当时“左”的“大气候”，但是他们会创造“小气候”，而正是这些“小气候”，对知青命运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有许多事例为证的。比如，美术班有知青临摹“苏修”的油画，被人告密。主持学习班的郝伯义，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版画家。他对上顶着压力，对下学“猫头鹰”，“双眼半睁半闭”。他对知青说：对外来文化要先批判。大家不要因小失大，搞得学习班也办不下去。听话听音，知青们心里有数了，再学外来文化，就“关上门”，偷偷的，悄悄地。曾任《中国体育报》美编的杨家斌是北京知青，当年也是美术班的学员，后调到《兵团战士报》当美编。多年后他讲述了埋藏心底达30多年之久的一件往事：1975年春天，我从北京探亲回来，悄悄带回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等禁书和一本两公斤重的《苏联油画》。我的床就在办公室里，乘人不备，我将书塞进床底下的箱子里，可那本画册太大，横竖放不进，只好暂时裹在被子里。等我吃了午饭回来，发现我的床边围了不少人，叽叽喳喳地在议论：全都脱光光的，真不像话！等等。我一听，头一下子大了，再一看，果然画册被翻出来了！他们在议论日林斯基的那幅《四季》，那是由四个不同特征的裸体女性形象代表四个不同的季节，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关系。可那是1975年呀，谁听你这些呢！一看我回来了，有人说：“你这小家伙，胆气还真不小！”正在我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博学而又文静的报社副刊编辑、58年从部队转业的周树年不紧不慢地说：“有天理，减人欲，这是老话。西画艺术与中国艺术不同，西画讲究写实，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徐悲鸿三十年代把西画引入中国，为教学需要画人体闹出不少风波，可这又是西画的基本功。”一番话，有理有节，声音不高，但绝对压得住茬，大家都不吱声了。此后，风平浪静。要不，我的命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 “开门办班”，是老师们为知青创造的另一个“小气候”，就是组织知青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采访、采风，搞调查研究。用当时的话说，“到生活中去改造自己，再拿起笔来表现生活”。我多次参加新闻学习班，以后调到兵团报社又参与办班，熟悉它的一套“路子”：学习前会接到通知，收集下面的报道线索；集中后人人发言兜情况，边兜边讨论，理出其中有价值的线索，组织小分队下去采访；采访回来后再讨论，根据不足再去采访，直至稿件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这当中，有“左”的东西，如为了紧跟形势而“主题先行”、为增强宣传效果而“拔高”等等。但从本质上来讲，强调练就“深入生活，到第一线搞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是很正的路子，使知青一入“文化门”，就像小树苗一出土就得到行家护理一样，长得直，长得壮。我是深得其益的。这样的实践多了，在群众中生活的时间长了，一个更有价值和更为重要的效应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使知青对中国基层的现状和老百姓的真实想法，有了实在而又深切的了解和感悟，这是活生生的“国情”教育，对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城里来的年轻人异常重要，它成了印在知青心灵深处的一层底色，是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他们日后挑起重担的最厚实的基础。 知青集体生活和团队式的办班，也是有利知青成长的“小气候”。尽管条件简陋，几十个人挤于一室，但入夜了，一觉醒来，发现有几顶蚊帐里的烛光还在闪亮，有人在静静地看书，有人在黙黙地写东西，你就会受到触动，就会扪心自问：如何珍惜青春，多学点东西，让生活更充实？知青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很好的素质，若不是文革，有的已被保送出国留学了，和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碰撞交流，必然会受到影响，受到触动。我每次参加学习班，和他们交流，都有豁然开朗和满载而归的感觉。 当然，北大荒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意识形态斗争这一“左”的大环境，使北大荒的文化工作被局限在了一个狭小的范畴内。知青中有许多对数理化、对外语等很有造诣的苖子，由于批“唯生产力论”、批“走白专道路”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这是历史的悲哀！我们无法苛求时代，只是相比较，我们这些“北大”毕业的知青，是幸运的。 作者简介：张持坚，1951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5月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10连，做过兵团报社任编辑、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采编主任、副社长等。1999年调新华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上海证券报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