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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点赞”的红色银行家

时间:2021-05-04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黄沂海 点击:
1.资耀华 2.胡笔江 3.项叔翔(左)与黄炎培(中)、陈叔通(右) 4.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黄沂海 毛泽东喜欢广交朋友,有着容纳五湖四海的胸怀。经济金融领域里头,他夸奖最多的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
1.资耀华
2.胡笔江
3.项叔翔(左)与黄炎培(中)、陈叔通(右)
4.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黄沂海

      毛泽东喜欢广交朋友,有着容纳五湖四海的胸怀。经济金融领域里头,他夸奖最多的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倘若将范围缩小至银行家行列,毛泽东赞赏的有这几位:一是中南银行的创始人胡笔江,毛泽东称他为“金融巨子”;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资耀华,毛泽东曾当面感谢他“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三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掌门人项叔翔,毛泽东夸奖他是“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金融巨子”壮志未酬

      要论昔日上海银行界“首脑”级人物,伸出10个手指头,胡笔江可占其一。出生在江苏扬州的胡笔江,少年时代就读于私塾,18岁进入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学生意,满师后到江都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职员。风华正茂之年,胡笔江闯荡京城,因其脑筋活络,善于言辞,熟悉银行业务,颇得交通银行经理梁士诒的赏识,不久晋升为总行稽核。怎奈好景不长,北京政局动荡,他辞去交行职务,挟资初登上海滩。1919年,适逢印尼华侨富商抵沪创办金融机构,经《申报》老板史量才举荐,邀请胡笔江合股筹组中南银行。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胡笔江在主理中南银行的岁月里,处处显示出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创新思维。譬如以高薪聘用英籍雇员,在中资银行里率先开办对外汇兑业务;利用侨资银行的特殊背景,争取到令同业眼馋的钞票发行权;以“摊大饼”方式迅速扩张,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后来中南银行与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组建四行储蓄会,胡笔江出任执行董事,他吸纳社会资金,投资地产证券,在申城黄金地段盖起了24层楼的国际饭店,一时聚焦民众眼球,盈利扶摇直上,口碑信誉日隆。

      满了袋子,岂能空了脑子?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胡笔江深知:一个家徒四壁、无依无靠的学子,到社会上求职是多么的艰辛!1933年,胡笔江出资10万元,在家乡创办竞生小学,自任校董会董事长。到底是银行家,舍得花本钱,他重金选聘华东文教界名流担任校董,汇聚了一批教育经验丰富、学识水平甚高的教师任教,课程设置对标上海等大城市新式学校,校园内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对于在读学子,无论贫富,不分贵贱,胡笔江一视同仁。他经常以钱物接济困难学生,并承诺毕业后只要成绩优异,均可到他开设的银行就业。如是,学生免去了未来面临的就业难的后顾之忧,银行则培育了品学兼优、知根知底的后备力量,可谓“双赢”也。

      七七事变后,沪上租界以外炮火纷飞,但胡笔江仍坚守阵地料理银行事务。上海发起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他担任了后援会委员。8月12日,胡笔江在电台演讲中疾呼:“事已决矣,吾人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奋斗到底,义无反顾……抗战必有牺牲,有一天也可能轮到自己,但我出身贫民之子,假设我为此次战争而捐生,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他以身作则,率领广大爱国人士慷慨解囊,从财力和物力上踊跃支持抗战救亡运动。

      世事难料。1938年盛夏,正当胡笔江大展宏图之际,应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他从香港乘“桂林号”飞机赴重庆,欲商讨筹款购买飞机事宜,却在广东中山上空突遭日军飞机袭击,不幸遇难,项目也随之搁浅。毛泽东闻讯,送了挽联致哀,在挽联上称其为“金融巨子”。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一代儒商,意外早逝,壮志未酬,令人悲叹!

      “业界功臣”励志如冰

      红旗招展,礼炮齐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行家资耀华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平津代表团6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又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周恩来总理特意把资耀华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握住资耀华的手连声赞扬:“你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很好,很好!”

      当天晚上,资耀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日记里写道:“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

      资耀华,这位被称誉为“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的银行界耆宿,从业金融近70个春秋,历荣辱沉浮,常怀爱国敬业之心,“才学兼长,服务精勤”,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在海内外声望甚高,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

      20世纪20年代,留学扶桑归国的资耀华因有数篇论文在《银行月刊》上发表,深得广纳贤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赏识,托人约他面谈:“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1928年加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资耀华放开拳脚、一展身手,为这家银行布局全国而走南闯北、竭尽心力;协力数家银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征信所——上海中国征信所;为银行创办“中国旅行社”出谋划策,助力国内首家旅行社的诞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资耀华运筹帷幄。1930年,他奉陈光甫之命考察东北和四川一带,调研开设分支机构的可行性。资耀华眼光独到:东三省缓行,“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而天府之国商机无限,可开分行。翌年九一八事变突发,东北全境沦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未进驻而毫发无损,在四川开设的分行,则为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总行迁入陪都重庆埋下了伏笔。

      “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民谣中提及的四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财政部次长徐堪、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民谣透出民众对当时金融界的失望和不满。面对混沌局势,资耀华暗中与中共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召集经济座谈会团结工商界进步力量,资助学生投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设法在旅行社为爱国学生代购车船票前往解放区。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宣布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率先为新中国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榜样。在整个转制过程中,资耀华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与民族资本肝胆相照,以敏锐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的政策素养,大胆建议,谨慎操作,为全国银行业开展公私合营带了好头。同时,他怀着对人民政府的满腔热忱参政议政,积极建言。解放初期,一些人想改换“中国银行”的名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向主管部门提出,务必要保留在国际上享有信誉的“中国银行”这块招牌。事后证明,留住“中国银行”名号,实际上为国家保存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可谓举足轻重。1959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资耀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

      身为银行家,从不理私财,资耀华家徒四壁,却培养了遐迩闻名的“资家三千金”:国际政治及历史学家资中筠,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北大地球物理系副教授资民筠。

      “金融海龟”矢志不渝

      1949年,上海宣告解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着手治理这座当年亚洲最大的城市时,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是,百废待兴之际,不法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市场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稳定?陈毅将上海滩几位工商金融界人士请到了办公室“聊天”,探寻申城经济固本复元之药方。座上宾里有位银行家,正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项叔翔。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放下身段,乐意与企业家、银行家广交朋友,促膝谈心,这让曾经留学英美的“金融海龟”项叔翔倍感振奋。当夜,他起草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着力推进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建设性措施,另一份是将沪上银行、钱庄、信托三家公会改组成统一的同业公会的意见书,翌日兴冲冲地递交给了人民政府。很快,他的前一条建议被外贸部门采纳,后一条则得到了军事管理委员会金融处的首肯,并由他牵头联络三家公会,于1949年12月28日成立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项叔翔早期掌管“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摊子大,担子重,他除了秉承“振兴实业”的办行宗旨,调度资金扶持民族工商业,还积极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爱国文化人士提供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出版家徐伯昕冒险辗转来到上海,创办通惠印书馆。对于以出版书籍为掩护,聚集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进步文化人,项叔翔不仅予以资金支持,还慨然出任印书馆的常务董事。当进步报刊《文汇报》《经济周报》《民主》等经营遭遇困境、入不敷出时,他要么签批发放贷款鼎力相助,要么联络熟识的银行、企业出资刊登广告,并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支付广告费,使这些与地下党互动密切的报刊得以生存和壮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项叔翔之所以具备政治头脑,精进不休,同他的“朋友圈”休戚相关。在美国求学时,他与经济学家、共产党员冀朝鼎结为莫逆之交,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络;他对爱国民主人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陈叔通十分敬重,从前辈的言谈举止中汲取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贵品格;他的至爱亲朋中,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有的在新四军任职,他们高风亮节的品行,同他经常打交道的国民政府官员有着天壤之别。他在地下党同志的引导下,利用银行大老板的特殊地位,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高层,获取时局信息,又与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茶话会、家庭宴会等形式,交流解放战争的最新动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出资帮助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

      上海迎来黎明曙光的前夜,国民政府加紧搜刮、封锁和破坏,抽逃大量资金。项叔翔团结金融界人士,全力配合地下党保全上海金融业“家当”。在解放军解放上海之时,上海金融业面临交通瘫痪、邮电障碍、外埠分行与总行“失联”的困境,项叔翔召开员工代表大会,激励职员爱国爱行,坚守岗位,保护银行财产。硝烟散尽,浙江兴业银行居然毫发无损。

      改天换地、万象一新时期,项叔翔心绪酣畅,在业界不甘人后担当起“金融急先锋”的角色:他带领银行职员走上街头,参与上海解放的庆祝活动;亮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讲演节目,宣传新版人民币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的重要意义;广泛组织和深入发动,主持发起劳军慰问活动,共计募集慰劳金旧币72.46亿元,慰劳品65万件(约值15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满怀信心和希望,项叔翔和留驻黄浦江畔的银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他邀请政府委派公股董事参加银行的经营管理,之后又带头申请加盟公私合营银行,为上海私营银行、钱庄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样板。1952年11月,项叔翔作为沪上银行家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金融业会议,在陈叔通的引见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项叔翔亲切握手,称其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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