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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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在西双版纳的知青后代!

时间:2017-08-12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作者:萤火虫沙龙 点击:
翠绿的山峦上,爬到半腰处,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胡椒,这是云南西双版纳,顾霞(音译)的家就在这山腰处。站在山上往下望去,山谷里一条小河蜿蜒地向南流去,河水的尽头是澜沧江,而澜沧江的尽头是中缅边界,过了国界,它就改名叫湄公河,把缅甸和老挝一分为

 翠绿的山峦上,爬到半腰处,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胡椒,这是云南西双版纳,顾霞(音译)的家就在这山腰处。站在山上往下望去,山谷里一条小河蜿蜒地向南流去,河水的尽头是澜沧江,而澜沧江的尽头是中缅边界,过了国界,它就改名叫湄公河,把缅甸和老挝一分为二。
  
尽管房子安置在山上,可顾霞的家所在的位置看不到山下的全景,上千棵长满斑驳树皮的橡树挡住了俯视的视野。走进房子里,起居室里装饰着白色的画;而在另一面墙上,孤零零地挂着顾霞父亲的遗像,顾霞的父亲顾彦龙(音译)2004年因肺心病去世,享年50岁。顾霞坐在遗像下的沙发椅上,将她的故事娓娓道来。


 

顾霞坐在父亲遗像下的沙发椅上,将她的故事娓娓道来。
 
因为文革的缘故,顾霞出生在这大山之中。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学生们陷入到了狂热的运动之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运动将很多中国家庭撕裂开来,又在很多地方促成了新家庭的出现。
 
顾霞家门外的橡胶树都属于顾霞家的农场,39岁的顾霞靠这个农场为生。当年顾彦龙和其他知青被下放到西双版纳,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那里为国家开发橡胶农场。从此,顾彦龙在这个农场一干就是30年,就连生命的中最后几天也是在为干胶称重计数。


 

知青割胶
正是有顾彦龙这样的知青辛勤工作,橡胶树得以成为西双版纳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当时食物总是匮乏,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顾彦龙和同伴靠“玻璃汤”——一种混合着米饭、水和盐的食物——活下去的,这种东西其实很难下咽。从上海派出的110万知青中有4.7万人被安置在新双版纳,大多数人都像顾彦龙那样在橡胶农场干活。
 
1976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然而直到1978年,西双版纳的知青们依然无法返回城市。当时看上去,这些人是彻底无望了。
 随后,也就是1978年年底,西双版纳开始流传一个传闻:一名名叫徐玲贤(音译)的怀孕女知青死在了一个烂醉如泥的当地医生手里。传闻很快变成了导火索,知青们彻底愤怒了。5万名知青在西双版纳游行示威,要求回到大城市;还有一队知青往返6000公里去北京,直接向中央政府请愿。
 中央政府最终同意了知青们的请求,1979年2月,全国知青开始陆续返回城市。
 当时的政策允许知青回到出生地,并把户口随同转回。但知青们的子女配偶则不允许一同回去。这就给结婚了的知青带来了两难的困境:要么跟自己的新家庭留在农村,要么抛弃家人回到城市里去。
 据估算,1979年政策允许之后,有98%的上海知青从西双版纳回到上海,这其中却不包括顾彦龙。

 

顾彦龙的两位知青朋友,也留在了西双版纳

 
 1979年,顾霞已经2岁大了,顾彦龙决定留下,继续在农场干活。不过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放开政策,允许知青举家返回上海。在父亲的要求下,17岁的顾霞来到了上海。
 顾霞对新环境很不适应。由于只有小学文化,顾霞找不到工作,而在西双版纳小学文化的人随处可见,当地并不注重文化教育。尽管云南农场的人都说顾霞是上海人,可顾霞自己却不觉得上海有家的感觉。“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属于上海。”顾霞说。没过几个月,顾霞的父亲只好把她送回到西双版纳。
 没接受过好的教育,没受过任何特殊的训练,顾霞回到西双版纳只能继续在国有农场里工作,一天赚10块钱,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11年。2011年,顾霞34岁,橡胶林开始部分转为私有化。600棵橡胶树都成了顾霞家的财产。接着2012年,橡胶价格飙升,顾霞一家曾一度每天能赚到1700元。但好景不长,西双版纳橡胶市场被人垄断,价格开始下跌。顾霞现在每天只能赚到100元。“这点钱也就够日常开支了。”顾霞说。如果遇到下雨天气,大雨就会把橡胶全都冲到山地下去,损失就更大了。
 顾霞的丈夫在当地市场做保安,一个月挣1000块。他们每个月给上小学的儿子交200块学费。顾霞的母亲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金来补贴顾霞一家。
 对于顾霞来说,没受过教育,就只能在山里干活。她说自己已经很知足了,不过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很多次,她都会带上儿子去看自己干活:“我就是想要他知道,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过不上好日。”
 顾霞在山上割胶。很多次,她都会带上儿子去看自己干活:“我就是想要他知道,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过不上好日子。”
 顾霞对于父亲在西双版纳的知青岁月知之甚少,她也不知道父亲当时为什么选择留下而不是回上海:“我从未问起过原因,他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
 但对于顾霞来说,上海撑起了他们一家的梦想。尽管才上5年级,顾霞的儿子却告诉母亲自己将来要去上海读大学,然后在城里找个工作,把父母接过去。“要是能去那儿生活,我会觉得很幸福,”顾霞说,“但是我们这一代就太晚了,只能靠儿子了。”

 “反正上海没有我的家”  
金光闪闪的佛塔,多民族聚居,加上亚热带气候,这些都是西双版纳作为中国靠近东南亚的特征。西双版纳西边是缅甸,东南边是老挝。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游客都蜂拥至此,寻找传说中的人间天堂。
 但对于37岁的徐辉(音译)来说,西双版纳承载着他痛苦的记忆。“我要是说我从未痛恨过我父亲抛弃了我们,那我肯定是在撒谎。”说这话时,徐辉正坐在他家简单装饰的前厅里。
 徐辉有一半的傣族血统,傣族是西双版纳最多的少数民族。徐辉的父亲徐洪亮(音译)是个上海人,上世纪60年代末作为知青来到西双版纳。
 和其他知青一样,徐洪亮1969年来到西双版纳之后,就把户口跟着迁了过来。鉴于当时迁户口之艰难,徐洪亮在当时看基本上就只能一辈子留在云南了。
  在西双版纳,徐洪亮遇到韩华云(音译),一个傣族女孩子。他们两人1978年结婚,1979年生下了徐辉。 
然而新的家庭和西双版纳的美景并没能把徐洪亮留在云南。
 1979年,中央政府允许知青返城,徐洪亮毫不犹豫就想回去。“简直如天塌下来了一样,”韩华云说,“不管我怎么求他,他都坚持要求离婚。”而当时徐辉还在襁褓之中。
 直到1995年,16岁的徐辉才知道亲生父亲的真相。那年,电视剧《孽债》火遍大江南北。电视剧讲述的正是5个被上海知青父母遗弃在西双版纳的孩子去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徐辉和他的母亲看过这部电视剧。看完后,韩华云把徐洪亮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讲给了儿子听。徐辉完全惊呆了:五岁那年自己跟着母亲改嫁,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的继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在《孽债》的感染下,加上对大城市的希冀,徐辉1996年只身前往上海寻父。
 这是徐辉第一次离开西双版纳,2000公里的路途上,徐辉在火车上看着中国的乡村情景从眼前一个一个滑过。三天的旅程,徐辉大多数时间都在想象和父亲重逢的情景。
 抵达上海火车站时,正是1996年的夏天,徐辉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出站口的人群中,有两个人长得很像,徐辉来前也了解过父亲的特征。见到亲生父亲徐辉很是兴奋,而徐洪亮也很爽快地认了儿子。 
 年轻的徐辉初到上海时,在外滩吃了一个冰激凌,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可能是他对上海最美好的记忆了。
 可能这一天是徐辉在上海最快乐的一天了。徐洪亮又结了婚,住在妻子的房子里,而徐洪亮的妻子并不想跟徐辉有半点瓜葛。徐辉只能和叔叔一家三口挤在他家12平方米大的公寓里,有时候他会住在父亲的一位同事家里。“反正上海没有我的家。”徐辉说。
 1997年,徐辉回到西双版纳。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又来到上海定居。不过和许多他的西双版纳同龄人一样,徐辉没有上过大学,这成了他在上海生活下去的障碍。由于没有专业技能,徐辉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工作。最终他找到一份送午餐的工作,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到2004年,徐辉再一次回到了西双版纳。
徐辉后来一直都待在西双版纳。他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2004年回到西双版纳后,他一度给人当过货车司机;2015年5月,他开始自己做生意,开了一间茶馆。创业的三万块启动资金全是母亲给的,母亲韩华云每月靠卖早餐小吃能挣个三四千块钱。
 37岁的徐辉现在还跟母亲、继父住在一起。依然单身的他坦言没有稳定工作就找不到对象。直到2016年4月中旬,他的茶叶还是没卖出去一单。他觉得当地人都知道到哪儿去买茶,所以他决定把目标瞄准游客。
 有时候徐辉会想,假如父亲当年把自己和母亲都带回上海,他的生活将会大有不同。2004年以后,由于继父的反对,他断绝了和生父的往来。一晃12年过去了,徐辉说如果此生再也见不到生父,还是有些惋惜:“但是如果再见面,我又不知道该跟他说些啥。”
 “我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西双版纳人”
 35岁的姚翼(音译)在2013年离开西双版纳,前往上海,之后定居于上海。姚翼是个保险销售员。每天他都要花90分钟在通勤的路上。姚翼时而入不敷出,就只能给西双版纳的父亲打电话,寻求支援。
 姚翼生在西双版纳,长在西双版纳,但父亲总是告诉他,他家是上海的。孩提时代,姚翼去过三次上海,但这个城市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
 姚翼的父亲姚国柱(音译)1969年来到西双版纳,今年已经64岁了,大半辈子都在西双版纳度过的。不过姚国柱的心一直记挂着上海。姚国柱心中对于理想中的退休生活是这样描绘的:和其他的知青老友一起在上海散步、练书法、遛鸟。
 姚国柱一心想着实现这个梦想:“我要克服任何困难,舍了这把老骨头也要回去。我可以去工厂做保安,或者干点别的。”姚家的起居室里,一张木桌上摆满了治疗高血压和高血栓的药品。对于姚翼来说,父亲的梦想给自己带来了压力:“父亲一门心思想回上海,我现在就是他实现梦想的唯一希望了。”
 姚国柱留在西双版纳是因为他在当地的国企过得很舒坦。1981年他娶了个傣族女子。尽管工作一直在不断前进,但姚国柱说自己还是错过了很多提拔的机会,因为他不是西双版纳当地人。“我这辈子都在苦苦寻求我自己的身份,”姚国柱说,“我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西双版纳人。”
 但对于姚翼来说,他就没有这种困惑。“我就是个西双版纳人,”他说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开放政策,允许上海知青带一个孩子回来,在上海落户,享受当地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福利。当时姚翼家里没有一个人觉得姚翼应该去争取这个机会,因此姚翼就成了西双版纳当地居民。姚翼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祖辈是上海人,还是挺自得的。不过如果不考虑上海户口,他觉得自己在上海也没啥差别。
 姚翼可能要离开上海了。“我知道我爸有多想回到上海,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姚翼说。但是姚翼打算辞职,因为现在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在未来十年定居上海。“而且我还要担心我爸的身体状况。”姚翼说。
 尽管父亲可能会很失望,但姚翼还是打算回到老家。这也算是逃离大城市,而且姚翼觉得上海人情冷淡。“回到西双版纳,大家的关系更简单,彼此也更真诚,”姚翼说,“最重要的是,西双版纳的人更懂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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