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专家在中国：待遇、制度与历史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援助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事件。从1948年东北解放区首批专家抵达，到1960年赫鲁晓夫突然下令全部撤走，十余年间先后来华的苏联专家总数超过1.8万人，覆盖工业、国防、科技、教育、政法、金融、农业等几乎所有关键领域。他们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路径、制度模式与管理体系。但长期以来，公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片面印象之中，真实情况与背后的代价，却少为人知。 从国家关系层面来看，苏联专家来华并非简单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而是中苏同盟框架下一种条件明确、高度制度化、且成本巨大的技术合作与知识转移。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付出了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苏联则通过专家输出、技术转让、设备出口等方式获得了巨大经济收益与战略利益。双方既是同盟，也是利益交换关系，这是理解整个事件的核心。 在待遇制度方面，苏联专家在华所享受的条件，远远超出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乃至干部的生活水平。按照中苏双方签订的相关协定，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住房、交通、医疗、饮食、休假、家属生活等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并且执行极高规格的保障标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近乎“超国民待遇”的安排，在内部引发过不少讨论与争议，也成为后来中苏关系出现分歧时的一个敏感问题。 从工资标准来看，苏联专家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中国同级技术人员与领导干部。1952年中国政府正式确立苏联专家七级工资制，以“工资分”为计量单位，一级设计总工程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五级工程师2100分，六级助理工程师1800分，七级技术员1500分。与之对比，当时国家主席、副主席级别为4280分，总理、副总理3580分，部长级平均1852.5分，司局长最高1470分，中国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普通技术员最高仅560分。这意味着，苏联普通技术员的工资都超过中国的高级工程师与司局级干部，多数专家工资高于中国部长级水平，而且专家在华收入通常是其国内工资的三到五倍，这也是许多专家不愿轻易回国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待遇上，苏联专家享受全方位的高规格保障。他们拥有专门修建的专家楼或独立住宅，家具、家电、水电、暖气全部免费配备，不少人还配有专职厨师、服务员、警卫员与司机。医疗方面享受高级别干部待遇，专属病房、进口药品、家属医疗全部优先保障。交通上配备专用轿车，汽油、维修、司机费用均由中方承担。饮食按照苏联习惯优先供应肉类、奶制品、面包、烟酒等稀缺物资，价格远低于市价甚至免费。每年还有一至两个月带薪休假，可回国或前往北戴河、青岛等疗养地休养，费用全部报销。配偶与子女来华的住房、医疗、教育、生活补贴也全部由中方承担，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还专门设立苏联专家子弟学校，实行俄语教学，设施与师资均为顶级配置。 在工作制度与权限上，苏联专家拥有极高的权威。从工厂设计、工艺流程、施工方案，到规章制度、操作标准、人才培养，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很多单位，专家的建议几乎等同于指令，中方人员主要负责学习、执行与配合。国家在物资、设备、资料、人员等各方面实行“专家优先”原则，配备专职翻译、助手与资料员，全力保障专家工作。这种模式在短期内迅速搭建起现代工业体系与管理制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苏联技术与模式的依赖。 如此高昂的投入，对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一五计划期间，支付苏联专家的相关费用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2%到3%，相当于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以1954年为例，每位苏联专家年均花费约8万元，而当时普通工人年薪仅300元左右，全国专家总费用足以建设数十个大型重点项目。这种巨大的差距与投入，在国内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中引发过不少意见，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也曾多次提出专家待遇过高、加重国家负担、影响内部团结等问题，但因苏方坚持，相关调整收效有限。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既不能否定苏联专家对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回避这种合作背后巨大的经济成本、制度差异与潜在矛盾。中国以极高代价，换来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框架、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初期工业化路程，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度依赖外部专家的模式难以长久。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给正在进行的大量项目造成严重冲击，也让中国彻底意识到，真正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别人“送上门”，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专家来华与撤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卷尾语 沈志华的研究一再表明，历史最忌讳简单化、道德化的评判。苏联专家在华，既不是神话般的无私援助，也不是所谓的特权享受，而是特定国际格局与国家利益博弈下的真实历史。它是一段代价沉重、效果显著、影响深远、教训深刻的国家建设历程。只有回到档案与事实，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那个激情与艰辛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年代，才能更清醒地理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起点与选择。 本文来源：《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2003年第一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9年第二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三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以上是沈志华先生基于中苏解密档案，从学术与历史层面对苏联专家在华经历所作的权威研究。为让这段历史更加具体、鲜活，下面附上当年在中国工作40年的日本高级工程师山本市朗的亲身见闻，从外国技术人员的现场视角，为上述研究提供直观佐证。 日本高级工程师山本市朗：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们 当时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的，好像没有苏联，地球就不转了。为了援助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很多苏联人被派来中国。 这些苏联人，安排在各个政府机关和事业团体中担任顾问。可是中国方面当时对待他们实在是过分的铺张了。 只要是从苏联派遣来的人，不管其职位或有无经验，行政人员、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等一切人都混在一起，统称为“苏联专家”，奉若神明。 这些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待遇都相当于中国的部长级，甚至高干部长级。业务方面，专门配备了记录人员记录他们的意见。苏联人的意见，就是该单位的最高负责人也必须服从。而且对他们意见的执行情况要进行定期检查，执行不好的，就会由于“学习苏联不热心”受到上级的责备，挨批评。 我对这些所谓的苏联专家到底有多少技术实力，很感兴趣。我想如果有机会，要和他们好好地交谈一次，可是我们工厂没有安排苏联专家，所以很难有机会。而在新工厂的建设中，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新工厂从苏联进口的两米的立式车床已到货，安装完毕试车时看出，好象起动装置不合适。安装工人认为，“神明国家生产的产品不会有错的。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组装技术不熟练”。担任安装工作的工人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整，但仍然不合适。 我检查了以后，很明显地发现是制造工厂的组装错误。这种程度的故障，在中国也不是不能修好的。如果修的话，必须重做几个零件。因为工作正忙，没有时间做，所以我坚持把苏联制造厂的人叫来，让他们负责修理。通知以后，他们派了一个人来。 啊！神仙降临了，工厂开始热闹起来。 首先，把刚刚盖成的办公楼中的厂长办公室腾出来，摆上新买来办公用的不锈钢转椅，加上一套沙发、适当的摆设，连桌上的花瓶都插满了鲜花，以厂长为首全厂列队迎接神仙。 到中午更不得了了。在工厂的厨师中有自称做过西餐的，做出盛得满满的所谓西餐，把它分成四盘，和主食一起装进前天刚买来的两个食品提盒内。然后这个厨师脱下沾满油污的围裙和工作服，在干部服上又罩上崭新的医师穿的白大褂，戴上医师用的白色手术帽和大纱布口罩，两手提着食品盒，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去送午饭。 这个苏联人带着翻译，非常威严地到现场检查立式车床，但一直弄不清故障的部位。我和他一交谈，发现这个三十多岁的苏联人是苏联制造工厂的机械组装工人，电气方面完全不懂，可是故障主要在和电关系最多的起动装置，他完全没有办法。经过三天时间，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到处摆弄，忙得团团转，仍然没有修好，就回去了。他既没有把机械的情况通知他的国家并要求再派电工来修理的打算，又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和权限。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修好的。如果是同年龄的日本工人，虽说自己只是机械部份的组装工，但也会拥有丰富的和自己业务有关的知识的，像这种程度的电路方面的故障，应该能够想出修理办法来。可是，苏联为了迅速地发展工业，分工太细，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培养起来的机械组装工，只是按照技术操作规程原封不动地干几年组装工作，就成为熟练工人。这样的熟练工人，对自己技术操作工艺以外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再有一次，我作过两种热处理方法的得失比较，任务迫切需要决定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听说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艺研究院（生产技术研究所）有位苏联热处理专家，我带了介绍信去拜访他，和他商谈。到那里一看，使我大吃一惊。 两间大屋打通成为一个很大的房间，铺满了地毯，正中央四平八稳地斜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对面坐着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好像工人出身的人。房间角落里一张小木桌旁，一位中国翻译很拘束而无聊地坐在那里，房门口的走廊上摆着一张桌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负责倒茶兼看门在那里伺候着。 当我和他谈重要问题时，我发现，这个苏联人是干碳素钢热处理出身，对自己所干过的钢材种类的实际热处理操作有相当的经验，可一涉及到热处理车间整体的经济效益设计、合理安排时，他的回答就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当回答不上来时，就站起来，从书架上拿出《苏联机械制造百科全书》念起来了。我很早以前就查过这样的书，如果让他念书给我听的话，我又何必特意在百忙之中跑到这儿来呢？我顿时涌起了无名火，一气之下回来了。这个苏联人看来很喜欢吃甜的东西，那个倒茶的姑娘，每隔三十分钟端来一大杯红茶，放上大量的砂糖让他喝。 我碰上的两个苏联人，连极简单的英语或者德语也完全不懂，再加上中国人翻译的俄语非常差劲，所以谈话花费时间很多。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苏联直接援助建成的工厂，确实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有帮助，做了一定程度的贡献。可分散到各个单位里的这些“顾问”，我认为是没有起多大作用的。苏联的技术援助只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我认为是苏联技术人员的水平不够，此外，由于他们的专业和分配的岗位不对口。但最终的原因，是中国方面当时对外国技术认识不足，具体地说是对苏联技术人员的使用不当而产生的。 当时中国的看法是，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彻头彻尾都是坏的。这种观念也波及到自然科学领域。不管怎么样，即使是对中国发展有用的技术，只要上面贴有“资本主义国家”六个字，连看都没人看。仔细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把它和苏联的同类技术加以比较，采用其中好的，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与此相反，当时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东西，则认为什么都是好的。有的人已经发现苏联技术上的缺陷，可是这样的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不能大胆公开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付诸实现。 根据苏联技术制造出来的机械的缺点，只有每天操作这些机械的工人才有亲身的感受。他们从实际出发，改良了这些机械然后使用。这种改良，只作为这些技术工人的技术改革来进行表彰，至于其不得不改革的原因是由于苏制机械有缺陷这一点，则是避而不谈的。 仅就这一点来说，坚持这种作法的人，并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而是完全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中去了。 对苏联技术人员的使用也是这样，把这些技术人员当成离自己遥远、高不可攀的另一世界降临的神仙，供奉起来、顶礼膜拜，只是唯唯诺诺地唯他们的所说是从。而不是和苏联技术人员展开深入讨论，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使之在中国的建设中，不遗余力地发挥他们的力量。这种倾向越是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基层单位越是突出。 在我们建设中的工厂的重要设备里，有供试验用的五十吨动平衡试验机。中央的对外国订货部门，最初当然是向苏联去订货，可是因为试验机太庞大，苏联不接受订货，于是改向西德订购。 西德制造完工运到工厂，我们立刻进行了安装和试车，结果，非常合适。可是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必须马上补充消耗零部件；为了定期检修，也必须事先掌握易损零部件的图纸和技术规格，但这些没有和试验机一起送来。考虑到这样投产会马上碰钉子，我就自己用打字机向西德的制造公司打了一封索要零部件技术资料的信件。 以厂长为首的一些人知道这件事后，到我这里来说：“你这样做还了得，不要做了。”我吃惊地反问：“这有什么了不得呢？”他们惶恐万状地说：“这是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一种对外的国际交涉，必须得到中央批准。不经过这种手续直接和外国公司写信，就会发生不得了的问题的。” 我说：“这是通过正式手续向外国公司买来的机械。由于对方的错误，备件图纸没有送来，向对方索取这个资料，为什么还要中央批准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自己不解决，一切都‘矛盾上交’，会把中央忙得不可开交。”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把信寄往西德去了。 他们又说：“这些资本家，机器一卖出，赚了钱就万事大吉了，以后怎么样，他们是不会管的。加上他们怕寄出了图纸，中国会进行仿造，自己的买卖就没有了。肯定不会寄来的。” 但是，西德的资本家在做买卖方面，比这些人高明得多。信寄出后一个半月，一封郑重道歉的信和所要的图纸一张也不缺寄来了，而且每份图纸还复印了两张。 他们看到这些图纸后，脸上露出非常意外的神色。当时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和他的直属上级局的领导们，对资本主义商业的认识，大体上就是这个状况。  作者简介：山本市朗，日本高级工程师，在中国生活、工作近四十年，长期在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亲历新旧中国社会变迁。“文革”期间曾蒙冤入狱五年半，平反后继续留华工作。著有《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北京三十五年》，以亲身见闻记录时代实况，是珍贵的一手历史资料。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