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追求
（李再康）
我父亲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当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队长。
父亲出生于1916年腊月。靠青年时代在城里“学生意”——其实是给老板打工，乘空余时偷偷地自学了一点文化，因而能写封不很长的家书。 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思维清晰，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家乡解放后不久，父亲听政府的话，带头推广水稻“小株密植”等先进栽培技术和水稻优良品种，在自家“土改”分得的几亩稻田里创造了亩产稻谷八百多斤的高产纪录，这在当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而他被评上了县级劳动模范，光荣的到县城出席劳模表彰大会，见到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大官，还领回了奖状、纪念册和金笔等奖品，当年在我们农村算是很高的荣誉了。 之后父亲不辜负领导期望，向村民们传授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促使了全村水稻产量的提高。父亲的所作所为再一次被县里肯定，在当上劳模不久又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了人代大会，这是他第二次进县城开大会。 当年正值抗美援朝激战时节，在县人大会期间父亲有幸听到了战斗英雄切身讲述的打仗故事。会议结束父亲回家后还给我们讲过这些战斗故事呢。 农村合作化刚开始，父亲在村里带头组织了互助组，不久转为“初级农业合作社”，又一步一步地走到人民公社化。在这十多年里，父亲的付出是很多的，特别是农村中个别后进农民的胡闹，常常要忍受各种误解並耐心地解释；所有这些前进路上的坎坷，都被我的父亲一一踏平。 父亲是农村合作化的带头人，是种田的行家里手，乡里、区里和县里的领导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也认识不少上面的领导，领导也很看重他。 从我懂事起，我一直认为父亲是听政府的话，跟党走的一个好农民。他那种忘我牺牲精神，当年我是很不理解的，我母亲有时也会对父亲无私忘我的作为有所责怪，而我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地照着他的准则办事。 父亲，作为农民出身的一位不脱产的村干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官。可就这样的一位农村小干部，却也没逃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迫害。现在看来，这却却说明了父亲与党同命运共呼吸的一面！ 在1959年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那会儿，父亲因为反对当时那种浮夸冒进的作派而遭到了没日没夜批判；到了“四清”社教时又遭人造谣污陷打击；“文革”时被造反派批斗而靠边站。 1962年7月，我专业学校毕业回乡当农民，按惯例，我应该和父母亲在同一个生产队的，可父亲却把我放到另外一个生产队当社员。原因是父亲当年自己是生产队队长，自己的儿子在自己当队长的生产队干活，是不利于他工作的，他要我迴避，並希望我理解。一个农民，有这么高尚的品格真是不多哟！ 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一位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的农民干部。当年他积极支持我去新疆工作，父亲知道我在新疆干得不错，而且己走上领导岗位，对此他很开心又很自傲，同时鼓励我要听党话好好做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老家探亲，在和父亲闲聊时，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不是党员，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么一个深受群众拥护，有荣誉、有政绩，又经历过两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农村大队领导，却不是共产党员，真有点不可思议。 父亲在世时我再没问他为什么不是党员的事。如今他己离世二十一年，我终于从父亲一生的为人处世中得到了答案：原来父亲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很远，还要继续努力工作。眼下村里人那么相信他，请他出来带着大家种好庄稼，作为一个被群众高度信任的人，这已足够了，眼下头等大事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不要让大家失望。 这就是我父亲的品德，也是我父亲的追求！ （2025.7.27）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