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开讲之前，先提问一下在座的，2019年，即建国7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国庆前热播的39集电视纪录片《可爱的中国》，有看过的吗？这部片子前五集中出镜的江西省地委书记刘峻山，就是江西“九老”。  因家境富裕，祖父辈开明之士，刘峻山7岁得以开蒙，念了6年私塾。后在地方办的高小念一年级，一年后，转学到县立高小念书。从乡村到县城，他的眼界也由土到洋，开始学时髦，崇拜“洋人”。 不满10岁时，由父母作主过继到伯父名下。小学毕业后，伯父去世，家道中落，伯母要他去商店学徒，尽早减轻家里的负担。可他不愿意去学生意，就打定主意去念师范“吃公费”。他在乡“京馆”从师补习了两年，加强国文写作能力。扎实的国文功底，为他日后修炼成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打下了基础。 1917年夏，他考取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他爱看《新青年》杂志和一些新出版的刊物，如北大出版的《新潮》，受到了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运动潮流的推动下，他走出校门参加了一些“新文化”活动。 5年师范毕业后（1922年秋），他回到吉安县立高小教书。从洋返土，他的思想意识已经更新，觉得校长和部分教员太守旧，学校办得暮气沉沉。遂联合罗石冰和孙笛斋（解放后在吉安二中教书），发动学生闹了一次学潮，反对校长、包括更换教员，驱谢邦宪、邹古愚。由于学生坚持斗争，获得了胜利。   他的革命工作经历有两段非常重要，一是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是参加“南昌八一起义”。 当选首届监委，一生廉洁奉公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制定新的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刘峻山出席了“五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委员。  群雕以主席王荷波、副主席杨匏（páo）安居中，其他成员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chen)、刘峻山、周振声、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的雕像分立于两旁。左起第二位的刘峻山是唯一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幸存者。  1927年5月至7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先后办理了处分包惠僧案，处分萧人鹄（hu）、陈九鼎案，研究了彭习梅恢复党籍问题，并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王基永的问题，体现了党在纪律检查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的原则。 根据党的“五大”精神，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增设"第八章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纪机构，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五大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纪建设要有专门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党章还首次将严格党纪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体共产党员义务的层面。 面对转入低潮的革命形势，监察委员会在白色恐怖形势下认真履行职责，严格维护党纪，为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内监督作出了贡献。10名委员中，2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6人被捕就义，牺牲者平均年龄34岁，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21岁，1人下落不明，无一人叛变投降。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历史证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有专门机构、有党规可依、有制度设计，规范性地开展监督执纪工作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位牺牲的中央监委成员先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孔子云：“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刘峻山作为首届中央监委成员，以自己的担当作为，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并在其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以一生的廉洁奉公，书写了作为第一代纪检人的无悔忠诚。 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10岁那年暑假（1961年），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外公。这是我自记事起第一次见到外公，觉得他特别有趣，操着一口江西官话，不苟言笑，一脸正经，与人说话，总像是在作报告。有一句口头禅：“莫名其妙”，常常连说三遍。那年代，南昌是全国“四大火炉”（南昌、南京、武汉、重庆）之一，气候比上海热多了。每到晚饭后，一家人就在院子的葡萄架下乘凉。外公却很少参加乘凉，总是呆在他的卧室里，埋头看书写字。那年月家家户户还没有电扇，更毋庸说空调，大热的天，外公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不露身子。不像叔外公那样赤身露臂。 叔外公是外公同父异母的弟弟，13岁时（1955年）迁来南昌，由他抚养同住。1962年，为响应政府号召，又回到新圩公社参加农业生产。面对“政府号召”，叔外公没沾上自己“省级干部”的哥哥半点光。 “文革”中，我的姐姐（1967届初中生）报名去了江西峡江插队。在那里，劳动、生活都异常艰苦，姐姐羸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好几次昏倒在稻田里。母亲得知，心急如焚，便到处托江西的亲戚找门路上调，好让姐姐早日脱离农村劳动。那时，我们家就像招待所，凡有江西方面的亲戚来上海，母亲总是好酒好菜招待，求爹爹告奶奶托付他们帮忙。所有亲人、亲戚中，唯有外公无动于衷。不仅如此，每次给母亲来信，都要对母亲“教育”一番，要她响应国家的号召，让女儿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不要走后门。姐姐插队长达10年，每次从峡江回上海，来往总要经过南昌，住宿在外公家。外公却总是催促她早点回生产队劳动，不肯多留时日。气得姐姐当年“恨”透了外公！ 我们的故事再回到1927年。1927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1927年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件”。何键的部下许克祥团长首先发难，在长沙逮捕共党分子。5月29日早晨，朱培德（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在南昌成立反共秘密组织" AB 团"头目）就在南昌将主要共党分子统统邀集在一处，然后派专车送往九江，再派轮船送往武汉，同时下令取消5月30日的五卅惨案纪念大会。1927年6月4日，刘峻山等22人被朱培德"礼送"离开南昌，回到武汉中央。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7月，中央决定派陈潭秋、刘峻山到江西工作。 为了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刘峻山以江西地方代表身份参加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担任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地方宣传组织工作，并作为革命委员会下属粮秣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随军南下，直接在朱德的领导下，负责起义军粮食供给工作。  8月1日“南昌起义”后，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他于8月5日离开南昌，随起义军向广东进军，经赣东抚州、赣南瑞金、转入福建长汀，直下潮州汕头。休整不到一周，遂决定从潮汕撤退。渡过揭阳江后，在汤坑一带发生遭遇战，我军战斗不久，纷纷溃败，队伍大乱，各自逃散。他在“甲子港”临时组织人员，有贺龙的卫队，也有江西的同志，雇了一条小船去香港。因风浪太大，不能再进，遂逃到海丰所属的遮浪（有个海关检查站），被当地党组织设法送往香港，然后再由中央招待站送到上海。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刘九峰继续为党为人民做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 文人之躯，铁肩担道义 在每一个革命重要关头，刘九峰自觉担当了一位忠诚党的革命事业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始终以笔为武器，发表了一系列檄文，及对形势分析判断的论文，编辑进步刊物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他作为中央苏区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对共产国际远东局起草的5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二是他以笔名“刘孤帆”公开出版了第一部论持久战的论著——《持久战与国民生活》。  在“上大”期间，他就参与编辑《上海学生》《中国学生》等刊物，主要是要求学生团结合作，一致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 1925年7月2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上，他发表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底两个好朋友——国民党右派和醒狮派》。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事实上，便自然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底第一个好朋友！其次，醒狮派更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 批判污称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反动势力。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中央党部设在武汉，而南昌则是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故南昌是国民党左（包括共产党）右派斗争的焦点，也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决战的前线。为了对抗《江西民国日报》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他以笔名君实，在《红灯》（团省委创办的周刊）上发表文章，如：《谁说共产党不要农民》、《陈赞贤为什么死了》（亦是他的代表作）等，批驳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行。 1927年11月前后，到上海不久，参加“全国济难总会”（简称“济总”）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济难会转移到武汉，后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其间，被迫转入地下运动，出版《济难》《人道》《白华》《牺牲》等刊物，揭露当局罪行，开展革命宣传。 1928年夏，在浙江省委兼任宣传部长，负责学校方的工作，分管专刊《湖波》。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列主义、传达党中央重要文件的精神和介绍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况。 1929年冬始，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中央要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权。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起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文件。1931年2月，他在上海与周恩来、任弼时、沈泽民等组成的中央苏区委员会，对共产国际远东局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5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  1938年初，他以笔名“刘孤帆”公开出版了第一部论持久战的论著——《持久战与国民生活》。1937年12月20日在汉口出版，1938年1月20日在广州再版。 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是“我们为什么要作持久战”和“持久战几个必要的条件”。他认为的“必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日本人，但只有抗战到底和牺牲到底的决心，同样可以给日军重创。第二是要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来迎击日本军队的“速战速决”。第三是一定要发动群众。强调指出“战争单靠军事是不够的，必须与民众的组织力量相配合，才能够保证战争的胜利。” 1939年5月，他应邀到吉安王造时（“七君子”之一）主办的《前方日报》任主笔，主编社论和专栏。初办时，新闻稿、专论稿大都用桂林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发布的，时还约进步人士写专栏稿子。 1941年夏，他在吉安把回乡的中学生召集起来，办了一个暑期讲习班，让我父亲（毛智汇，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讲《经济知识》这门课程。并把他的一些珍贵藏书包括《资本论》和《社会发展史》等给我父亲读，嘱认真备课。当时正处在抗日高潮，国民党特务还管不到这穷乡僻壤，又用《经济知识》这样一个极不显眼的题目作掩护，谁也不知道，这个暑期讲习班竟然讲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1946年春夏之交，他和江西知识界一些进步人士在南昌发起创办《自由》半月刊，宣传和平、民主的思想，反映江西知识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愿望。刊物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在市民中有一定影响，同时也联络起一批爱国民主进步力量。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在一起聚会深谈，探讨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议论时局，商讨反蒋斗争策略。 坚定信仰，三次被捕持守 “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分子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变节。刘九峰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历经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曾先后三次被捕，遭受严刑酷打，都没有叛变。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气节。 1929年7月下旬，他去“法电”支部一个工人同志的住处（也就是“法电”的交通处）组织“红旗队”准备参加纪念“八一”的示威运动。一到那里就被埋伏的特务抓捕到旧法界“嵩山捕房”。受审时，尽管“包打听”用刑苦打，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同党有关系，只说是杭州某厂的织丝工人，叫章明德，特来上海访友的，因找错了地址门牌，被误捕的。由于没有一句口供，又没有搜到半点证据（他有准备，身边未带一点文件或其他可疑的东西），捕房再没有其他办法，就把他解到“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会审公堂入狱。大约关了一个星期左右，“公堂”提审时，因被告人没有口供，既无人证又无物证，无法判刑，判决交保释放。他当庭声明：我是从杭州来上海的，在这里没有熟店，找不到保，请免保释放。最后只好叫他在填好的保单上在章明德的名字下，按上一个“指模”，放了。从“薛华立路”监狱出来后，他即向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汇报被捕和在捕房受刑审问以及转解会审公堂入狱和传审的情况。又转报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罗迈），李嘱他养好伤再工作。后来才知道，省委的一个交通员在送传单的途中被“抄靶子”（检查）被捕，抓到巡捕房用刑讯问，很快供出了那个“法电”工人住处是个共产党的交通处。 1933年3、4月间某天，遇见刘健（湖南人，脱离罗章龙反党集团后，参加了特务组织），家住淮海中路襄阳南路马路边的一幢洋房的二楼，约他第二天去他家吃“鱼”。中饭刚吃好，就被上海市公安的大特务马绍武带来的“抓子手”抓走（马叛变后专抓共产党，1935年左右在浙江路“小花园”弄堂里被党的“武工队”干掉了）。同时刘健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也一同“抓走”。抓到公安局后，把他同刘健关在一个秘密房子里。大约关了一个星期，又把他们押送到南京路“先施公司”附设的东亚酒楼上，去听南京派来的“大员”（姓肖，像湖南口音，据说是军委会办公室主任）讲话。肖讲过话后，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姓廖的干事（贵州人）跟他谈话，拉扯到快天亮时，人都有点感到疲劳了，他去上厕所，回头刚碰上电梯停在这层楼面，准备往下开时，他即乘机溜走了。这是一次叛徒与特务组织设套的“诱捕”，目的是为了拉他下水搞特务活动。 1946年夏——1948年春初，刘九峰在南昌、吉安搞民主活动。1948年初，他回到新圩黄塘村准备过春节。王陵基（时国民党大员）为了肃清民运分子，派了两个特务知会吉安县长邓达谧（军统）把他抓到南昌。巧遇同住洪都招待所的老朋友黄逸公。黄曾在党内搞 过工运，后来参加了军统。时任南京伪国防部处长，搞情报工作，由武汉到江西来协助王陵基办案。后由黄逸公向王陵基担保，一个星期左右就放回家过春节了。  在革命生涯中，刘九峰与一批我党高层领导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他从未考虑过为自己谋利益。 在“上大”期间，1923年秋，曾延生（曾山之兄）进入上海大学选读社会学系，后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山受其兄的影响，于1926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我党高层领导干部。 抗战初期，1938春，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陈毅、黄道（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同志仍很关心他。据黄贤度（江西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期间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说，周恩来由皖南新四军军部经吉安回重庆时，曾经接见过他。 上海解放后，刘九峰很快就同陈毅、曾山同志取得联系。陈毅市长曾写过一张纸条请人送达给他。小纸条约三指宽，是由便笺上撕下的，竖书三行小字，一行为台头 九峰兄，二行正文 请来我处一晤，三行落款 弟陈毅。这张纸条一直珍藏在家，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小时候依稀记得，有一年外公外婆来上海，我和姐姐坐进一辆黑色小卧车，母亲将座位后面的一块金属小板翻下来让我俩坐，到过上海大厦洗澡。长大后才知，那辆黑色小卧车是陈毅市长派来接外公的。1949年7月，刘九峰遵照陈毅的意见，随方志纯率领的南下工作团回江西工作。当时，在上海的子女都不以为然，认为在上海工作好。但他毫不犹豫，毅然离开了上海。外公每次来信，母亲都要忙着替他去采购，诸如飞鹰牌剃须刀片、 老头牌牙签、就连信封信纸也从上海购买邮寄去。外公曾说，南昌比上海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外公治家很严。解放后回到江西工作后，又曾多次到过上海，但从不带家人去晋见老一辈的革命家。在上海，蛮可以住老战友的官邸，但他宁可住在我们家一间不过8平米的斗室里。每次来上海，都去看几位老朋友，包括张扬教授（时外国语学院）、笪（dá）移今教授（（1909—1998），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1952年9月于复旦大学任教）、冯英子教授（著名记者、杂文家、社会活动家）等，而很少去会晤市委的高级领导人。近80高龄了，来来去去都乘公共汽车，决不雇小轿车。有一次去冯英子教授家作客，适遇倾盆大雨，积水近尺。冯老坚持要雇一辆轿车相送，被他婉言谢绝，只同意向里弄借一部“黄鱼车”（人力三轮脚踏车）送到淮海路，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 2009年3月，我携女儿在南昌专门去寻找外公曾居住的肖公庙41号。可来回找了两次均未果。后来还是四舅（外公的嗣子）亲自带着我们才找到。小院还在，门牌号已经改了。推开破旧的柴门，破落的墙院里，记忆中的厨房、厕所、杂物间等都还在。作为一名省级干部，他几十年居住在这样的“棚户区”里，从未向党伸手索取任何待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落实了政策，才搬进了有独立煤卫配套的新房。他在原籍黄塘村原有房屋一栋，外带侧房；土地近20亩。土地在解放后（1950年10月）送给农会了；房产在土改时分了，农会还为他留了一间房，他带信到老家，表示不需要了。  我母亲是外公的长女，生于1925年，自幼跟随她的生母（彭三英）生活，自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9岁那年（约1934年），由于姑父参加红军牺牲，祖母安排她在姑母家里 陪伴。有一天，她上山拣柴禾，见远远来了一队人，其中有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和哥哥（我的舅舅，比母亲大10岁）。母亲兴奋极了，放下柴刀就向这队人马飞奔过去。这时，只见外婆不断在腰间摆手，幸好母亲反应快，立即止步。隔着树林，眼睁睁看着这队人从眼前消失。此后得知，就在那天，外婆和舅舅都被杀害了。据我的祖母（也姓彭）说，三英是十里八乡出名的美人。 1948年2月，外公在上海搞民盟地下党活动，他严守秘密，从不向家人谈及自己的工作，只关照母亲，若有人问起，就说我是摆地摊的。为了安全，他先后在王造时、罗家衡、徐葆璟诸先生家隐居。1948年秋，他托人带信，暗示我父亲辞去南京政府的一切职务，设法调到上海。不久，我父亲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被“疏散”到上海中央银行。于是，带着家小，住在一家报馆（《和平日报》上海分社，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的职工宿舍里。外公来看了一下周围环境之后，就决定住下来，命父亲去罗家衡先生（1883年～1961年，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罗家村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家取行李。当时我们家只有斗室一间（现虹口区长治路三角地一带），而罗先生家则有一幢洋房，设施齐全。外公何以要迁乔木入幽谷？原来是看中了这间陋室好做秘密联络点。我父亲在房门上贴上自己的旧名片，上面印有几个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时的空头衔，这样特务就不会来光顾。从此我们家的住所就成了民盟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父亲还记得，经常来通信联络的，有一位李志道同志（解放后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有一次，外公约了“朋友”来家里“玩牌”（实为同志开会），就让我母亲去门口站着，若是有陌生人来，赶紧叫唤。我母亲对外公的活动一无所知，便佯装在门口纳鞋底。果真有一陌生人在不远处探头探脑向家里张望，我母亲便装着拍虫，大声吆喝。待陌生人走近时，外公已从厕所的小窗翻墙逃脱了。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怕，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细思极恐，这个秘密联络点万一暴露，我们一大家人就被一锅端了。 1978年，他任江西省革命斗争史征集整理委员会委员。晚年，向省内外组织部门和文史资料研究部门提供了几十万字的第一手革命史料，直到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卧床4年多，仍然孜孜不倦地或手写，或口述，尽力完成来自各方面向他提出的要求。他对革命史料的征集工作，兢兢业业，贡献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在最后的日子里，猝然对前去探望的老友向法宜说：“身无长物”。 2021年4月，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一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该书通过充分挖掘厚重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等，首次详细记述了会议选举出的10名中央监委委员，在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开拓纪检监察工作，为革命理想矢志奋斗的光辉事迹。对外公的一些经历和贡献，我们都是在这本书中得知的。外公对革命的功绩记录在党史、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在革命年代，刘九峰不苟言笑的认真谦和风度，得到江西的革命同志敬仰，称他为“江西的仲甫”（当时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字仲甫）。在和平年代，他对自己曾遭受到的不公，泰然处之，直言不讳勇于担责的风格，同样得到了人们的崇敬，尊称他为“九老”。 2025年5月 参考资料： 《刘九峰自传》（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刘九峰履历表》（1959年3月28日） 《江西盟讯》第三期（一九八五年七月）刊载： 《怀念刘九峰同志》（作者徐先兆） 《悼九老》（作者李柱） 《悼念刘九峰同志》（作者向法宜） 《忆岳丈九老二三事》（作者毛智汇） 《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2021年4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武汉革命博物馆《信仰铸忠魂》展资料 《杭州史志》载《有多少人提出过抗日持久战？》作者胡新民2015年7月15日 《曾山传》（1999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 《刘峻山回忆上海大学》 刘诗樱（刘九峰长女）口述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