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张大千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友朋，多年来一直竭力否认曾破坏敦煌壁画，且以甘肃省参议会的所谓调查与答复作为最有力的否认证据，但这一证据站不住脚，缺乏说服力。 甘肃省参议会1949年确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得到回复称“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但该回复不可信 短史记第397期《张大千如何疯狂破坏敦煌壁画》推出后，有不少读者表示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证据乃是“解放前，甘肃省参议会组成专案组调查，结论张大千未破坏，只是文革后才知这结论。”“甘肃参议会不是民间组织，张大千没破坏敦煌壁画的结论是历史的公证。” 这个“质疑证据”确实存在。查四川张大千纪念馆终身高级顾问李永翘所编纂的《张大千年谱》，有如下记载： 1948年7月15日，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会议上，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向大会提出：“敦煌千佛洞壁画被张大千大量窃取，请注意保护。”16日，郭永禄有提出动议：“敦煌千佛洞壁画，前被张大千剥夺损坏极大，并在南京公开卖买赠送”，同时提出：“近，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将该所八十多人员额仅用五、六人，仍然盗卖壁画、经典，请主张一并查办。”甘肃省参议会经多次商议，“决定由通渭参议院亢维斗领衔另提议案，暂时不追究常书鸿，集中力量打张大千。”7月28日，第十六次会议上，亢维斗提交正式议案，“建议省政府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以重历史文化而儆尤”。议案得到何生谨等10名议员的联名附议，旋被大会通过。随即，该案被送呈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要求核查。至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会议召开，在总结上年第六次会议所提议案之执行情况时，曾报告称：“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① 简单说来，就是在1948年7-8月间，部分议员在甘肃省参议会上要求调查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予以严惩。甘肃省府将此事上呈教育部，教育部又转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调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答复是：张大千没有损毁千佛洞壁画。 那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这个答复，可信吗？ 答案是：不可信。 首先，这个事情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出具答复，本就不合适 当事人张大千，乃该研究所发起成立时的五位筹委会委员之一。张被聘为筹委会委员，是在1943年1月；当时，舆论正指责张在敦煌“破坏壁画”。张以嫌疑之身，跻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发起人，曾引起学界的失望。如汤用彤教授感慨：“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②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张亦受聘为委员。 其次，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有多方材料可以互相佐证，不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纸简短答复可以否认 试举三例： 例一：考古学家卫聚贤目睹张大千剥掉壁画 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自敦煌归来，曾对成都学界言及：自己亲眼目睹张大千在千佛洞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这种做法，对张个人的绘画技艺有很大好处，但对文物本身，却是极大的破坏，被张剥掉的壁画，无法还原，后人再也见不到了。张留下的临摹稿，也并不能代表壁画的原意。③ 例二：雕塑家王子云目睹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不是保存现有面目” 1941年底，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在千佛洞考察。该团团长、雕塑家王子云目睹了张对敦煌壁画的破坏性临摹。王子云说：“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④ 例三：史学家向达目睹张大千“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 1942年，史学家向达随西北考察团前往敦煌，目睹张大千“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⑤向达致信傅斯年、李济，希望其能函告于右任，阻止张大千此种行径，但直到1943年5月，张才在舆论的质疑声中迟迟离开敦煌。  为保存文物，临摹应该首重与壁画现状保持一致（左图）；但张大千的临摹乃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壁画现状进行“还原”（右图，原图为彩色），这种还原，未必接近或符合壁画最初完成时的形态。 其三，张大千本人及亲友所留存的资料，已“不打自招”其对敦煌壁画确有破坏。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一纸简短答复，否定不了这些材料 也试举三例： 例一：张大千之子承认当时曾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摹。这种描摹方式对壁画损害严重，被敦煌研究所严禁使用。 张大千之子张心智，曾参与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据他回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方式是先“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下来”。⑥《张大千年谱》也称：“先生临摹的方法是：先以大幅玻璃纸(透明纸)依壁画原作勾出线条初稿，各部记下原作颜色，然后将此纸贴在木框绷着的画布背后，迎着阳光照射，用柳炭条先在画布上勾出影子……”⑦ 这种用玻璃纸直接贴在壁画上勾描的临摹方式，对壁画的损害是巨大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成立后，将这种临摹方式列为“绝对禁止”。该所首任所长常书鸿，1948年在《大公报》刊文，称呼此种临摹方式乃是对文物的“谋杀性的行动”。常氏说： “研究所……近来已绝对禁止两项过去已成了习惯的不合理的方法。其一是用玻璃纸在壁画上直接印模画稿，其二是用液体喷在画上帮助显示漫漶的壁上题记。千佛洞的壁画都是用粉质的颜料画成的，画的时候是和有胶质的，但经过千百年时间，有些因为氧化作用，变色之后大部浮表在壁画面上，严重松散，很像霉糊物体表面的绿苔。假如要在上面刻画、加水，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损坏壁画的措置是如何样子的不合情理。我想一切爱护敦煌壁画的人都应该一致反对这种谋杀性的行动。”⑧ 常氏严厉批评的“用玻璃纸在壁画上直接印模画稿”，与向达当年所见到的张大千“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显然是同一行为。由常氏此文，也可知1949年所谓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一节，并不能拿来作为张大千未曾破坏壁画的证据。 例二：张大千自己留存的工作记录，保存下了其破坏壁画的蛛丝马迹；好友谢稚柳也承认确有此事。 此外，张大千对敦煌壁画，最令人痛心的破坏，乃是为一窥内层壁画，不惜剥开外层壁画，同时又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使得被毁壁画永难再现。剥离外层壁画一节，张大千晚年虽极力否认，但因其早年严重缺乏文物保护观念，故1941-1943年间在敦煌留下的记录文字，反忠实保存下了其破坏壁画的蛛丝马迹。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130号洞窟，张大千的记录是： “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⑨ 张剥离这些壁画时，毫无文物保护观念（尤其是当时国内的壁画剥离技术还相当落后，张的团队则可谓毫无专业的壁画剥离技术），故向达曾在洞窟中见到这样一则“题壁”留言：“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辛巳八月，即1941年八月。曾随张大千前往敦煌工作的谢稚柳，其晚年回忆也可以佐证上述材料。谢说：“当年，张大千在敦煌，的确打掉过两幅壁画。……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知道这件事的，除了我，还有当时张大千请来为他缝画布、钉画框的几位青海喇嘛，和当时一些在敦煌的人。”⑩ 例三：《张大千年谱》承认张的临摹不是忠实于原画，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还原”线条和色彩。这种“还原”，敦煌学者并不认同。壁画已遭破坏，临摹稿又已掺入张大千个人意见，文物损失甚大。 用玻璃纸在壁画上直接印模，或者是把外层壁画给剥了，却又不按壁画现存原样临摹，而是按照张大千个人理解去补线条、补色彩，名曰“还原”壁画。此节，《张大千年谱》也有一段非常“自相矛盾”的记载：“先生临摹壁画的原则是：要一丝不苟地临下来，绝对不许参以己意。……壁画中有年代久远者，先生定要考出原色，再在摹品上涂上本色，以恢复壁画的本来面目(即所谓‘复原临摹’)，故先生的许多摹品，常显得比壁画原作更鲜艳、更漂亮。”（11） 当时，国内敦煌学研究尚未起步，无任何研究成果可供借鉴，张大千也只是敦煌艺术的一个初接触者，是不可能在“考出原色”一事上不出现失误的；既然孜孜于考证画面的原始色彩，使其临摹品“显得比壁画原作更鲜艳、更漂亮”，自然也就谈不上是忠实于现存壁画的原样，谈不上“绝对不许参以己意”。《张大千年谱》欲为张辩解，却在事实面前，显出了左支右绌的窘状。 敦煌研究院院长、学者段文杰，在敦煌面壁五十载，致力于壁画的复原临摹工作。晚年曾如此评价张大千所“复原”的壁画： “恢复原貌：即恢复到壁画刚完成时的新面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则根据从西夏壁画下层剥出的魏唐壁画残迹全部复原，使临本焕然如新。我们认为未经详细调查、科学化验和论证，不敢轻率从事。故只作为研究项目，我曾根据263窟剥出未变色壁画，观察并与285窟未全变色壁画比较，探索色彩演变规律，复原菩萨三身，还复原了263窟降魔变。作为试验，后来又根据张大千剥出的130窟盛唐残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复原《都督夫人礼佛图》，补救了张氏、邓氏复原临本之所失，基本体现了原作精神，但它是四五个月时间，观察比较，调查研究，参阅历史文献，综合研究的成果。”（12） 综上。虽然张大千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友朋，多年来一直竭力否认曾破坏敦煌壁画，且以甘肃省参议会的所谓调查与答复作为最有力的否认证据，但这一证据站不住脚，缺乏说服力。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左图系被张大千剥掉外层宋代壁画所露出的唐代壁画，因剥离技术不过关，对内层壁画形成了大面积的损坏，且剥离后长期置于阳光照射下，缺乏保护，至段文杰等抵达敦煌时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识。右图为段文杰长期潜心研究后，所绘制的复原图（原图为彩色），该图现已成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 注释 ①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P237-250。②汤用彤致胡适信，1943年1月19日。③傅斯年、李济致于右任函，1942年12月5日。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写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④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岳麓书社，2005，P70-71。⑤向达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⑥张心智，《张大千敦煌之行》，收录于《敦煌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⑦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P152。⑧常书鸿，《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上海《大公报》，1948年9月10日。⑨《莫高窟记》，P44-45。（完稿于1943年2月）；1944年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西南印书局），也有相同记录。⑩郑重，《画家·理论家谢稚柳》，《朵云》第七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P140。（11）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P152。（12）段文杰，《临摹是一门学问》，《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