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激情与热血 以下是母亲的自传： （注3）我于1916年农历12月25日出生在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山的河南省沁阳县紫陵镇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夫郭凤楼，弟兄六人，排行老四，农民，早逝。祖母郭李氏，二十余岁守寡，只生我父一人。她老人家勤劳、善良、手巧、意志坚强，一辈子生活艰苦，和祖父的几个兄弟相处和谐，受到大家尊重。她重视对儿孙们进行教育，常讲＂我们虽然家贫，但过日子要清白，不在富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做人要正派，不偷不诈，勤俭度光阴。＂祖母教育我：＂常言道，好女不穿嫁时衣，衣服笑破不笑补。＂在她身教言传影响下我很小就立志长大一定靠自己劳动过日子。父亲郭天锡，农民兼手工业劳动者，他除种自家三亩地并帮助别人种几亩地外，农闲从事麻绳纺打和买卖。他只读过几年私塾，能写日常买卖账目和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父亲为人正直，不迷信。父亲曾讲：＂我觉的人们拿着一些果品之类敬神没意思。神如值得尊敬，保护好人好事，你不敬他一样保护；如果供给他些东西他才保护，不供就不保护，那他还值得敬吗？"在父亲这一思想影响下，我家中人不大迷信。父亲在1925-27年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农会活动，1932年起，（他）知道中国有共产党以后一直拥护共产党。母亲郭张氏，不识字，是个勤劳节俭的农妇，一辈子生育了我兄弟姐妹十个孩子却只活了一半。我是母亲的长女，母亲除喂奶外对我很少抚爱教育。其母亲郭张氏（张天兰）、父亲郭天锡 我兄郭英，是1932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但因在革命遭受挫折时身体欠佳，很早就病亡。二妹三妺都是一般劳动妇女。弟弟郭忠，参加过解放军，因病退役后在沁阳县邮局工作，现己退职在家乡做小买卖。因家境贫寒，弟弟妹妹基本都没读过书。 我幼年时，家乡妇女都缠小足，当时人们把女孩子脚的大小作为评论其人品的标准之一。老人们常对小女孩讲：＂脚大人家笑话，大了也找不到婆家！＂所以我七岁开始缠脚，自己虽感疼痛，但还曾决心＂不怕疼，要缠小脚！＂直到十岁上小学以后才放了足。不过至今走路还有＂解放脚＂的痕迹。 在中国思想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与中国情况不符而不受重视，1917年俄国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为“封建”中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 孙中山1905年开始阐明“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派蒋介石前往苏联学习。陈独秀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受到共产国际人士指导，21年在上海和其他人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毛泽东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返回湖南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24年蒋在广州以南成立黄埔军校。 到1926年国民党军队达10万人，党员（分左、右派）20万。 26年7月，北伐开始。到那时，共产党已有党员2万，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当“五四”运动的烈火烧到沁阳时，最先响应、奋然而起的是城内省立十三中的爱国学生。他们在李增基、靳重言、杨望尼等人的发动下，成立了全县学生救国会。他们组织数十名学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上街游行，查封日货，并不顾学校的除名威胁，奔走焦作、温县、孟县等地，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同时，李增基等人还在城内举仙桥口创办文化书社，广泛联络进步青年，交流思想，开展革新运动。待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平大学学生回乡后，沁阳更增添了革命生机。他们中多数是李大钊和鲁迅的学生。在十三中任教期间，他们常利用课堂给学生们讲“五四”运动中的人和事，并将《通俗资本论》、《史学纲要》、《马列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向导》周报等进步书刊让同学们秘密传阅。后来，他们在校长毕太昭的支持下创办了《沁声月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中共沁阳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始人郭大佛(注4)、郭晓棠（注5）、李冠慈（注6）等，就是当年在沁阳省立十三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受科学与民主新思想启蒙教育的。 1926年，在国民党革命军北阀，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形势影响下，紫陵村成立了第一所＂紫陵镇公立女子小学校。＂校长是母亲的五伯夫郭天麟，教员是她六叔郭凤梧的儿子郭大佛亲自从崇义请来的，叫栗明真。那时母亲十岁，家又和郭大佛家住同院，在郭凤梧和郭大佛的动员下母亲和二妹都上了小学。母亲的学名叫郭淑真，二妹学名叫郭素真，都是郭大佛给起的。 （注3）我叔叔郭大佛原是国民党左派，当时是沁阳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他经常和朋友一道宣传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关于国民革命的一些新思想，对我有影响。我上学后读书勤奋，成绩优良，很得郭大佛和其父的鼓励。在我幼小的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志愿是：好好读书，将来好当个小学教员，赚钱独立生活并可瞻养祖母、父母。1927年，郭大佛同西紫陵村的郭晓棠等己在紫陵成立了革命青年组织＂谔声社＂，号召并组织青年为改变封建、落后的现状进行斗爭。  这是母亲在自传里第一次提到郭大佛的名字。对母亲而言，没有郭大佛，她最多只是一个正直的农妇。是郭大佛使她有机会读书、进步、参加革命，郭大佛是她的引路人。 但是，国共分裂了。为什么?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提到：毛早年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后受孙中山影响，写了一篇表达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赞成共和的总统制。但十月革命使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搞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虽然孙中山后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但他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共和制，与毛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有区别。蒋介石早期也信奉过马列，上台后，他却日益背靠大资本集团，将共产党作为异己加以铲除。1927年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蒋介石向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举起屠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北伐战爭）失败。 直到1931年，大革命的余波在沁阳仍有很大影响：那时，紫陵一带农民协会权力很大，紫陵第一届农民协会主席是郭凤梧，第二届是郭存信。以郭大佛为首的一批革命青年如郭舜仁、李贯之（即李冠慈）、郭建中、任建樟等那时都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组织农会夺取了乡镇政权，清算了旧政权的＂团总＂和村长们的贪污账目，抄了土豪劣绅头目仼全伦的家。他们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组织青年打神像，努力办新学堂。紫陵除于1926年开天辟地建立了一所女子小学外，更重要的是办了一所紫陵镇完全小学。郭大佛当时仼名誉校长，母亲之兄郭英和仁伯俭、王耀轩等是当时高年级学生。高小主要教员有李贯之、郭建中等。女校教员在栗明真后有仼子瑄等。附近许多学校都以紫陵高小为核心进行反封建礼教活动，如反对过阴历年，提倡过阳历年；反对行跪拜礼，提倡行躹躬礼。郭大佛等还在全区举行小学观摩会考，成绩优异者给奖励，奖品有《孙文全集》、砚台、毛笔、墨盒等。郭大佛等人还大力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子上学读书，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天足。郭大佛在家里有空时带领弟弟、妹妺和母亲兄妹等一块打皮球、跳绳、放风筝、滚铁环等。母亲对郭大佛叔叔十分敬重。 1929年2月2日，即春节，一件大事发生了。那天母亲跟着祖母一块去紫陵后山神庙，观看高小教员郭舜人带领一批青年和农协积极分子去打神像和接收庙产。在回来的路上，忽听有人大声叫喊：＂不得了了，紫陵有人放火烧了郭大佛家房子，杀了高小教员郭建中！＂母亲怕得很，赶快跑回家，只见郭大佛家西屋、南屋都在燃烧。母亲家住北屋，看到外婆正在从屋内把被子、衣物等往后院（她二爷家）扔。母亲和外婆忙着抢救家中的财物。以后几天，她们全家都躲在亲戚家，不敢回家。母亲事后才知道那是土豪劣绅大头目们搞的鬼。他们让一帮旧村长指使其亲信，利用郭大佛等人在革命活动中某些＂左＂的缺点，如不准过阴历年等，煽动部分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农民起来对革命进行报复！豪绅势力指使人烧毁了郭大佛和西紫陵郭建中家房屋，捣毁了西紫陵郭济英、郭晓棠、郭舜人家房屋，派人追至五村企图捕杀李贯之（未得逞）。更残忍的是，他们用铡刀砍杀了郭建中！紫陵高小被砸毁，紫陵农民协会主席被捕，农协不能活动，一片白色恐怖。这就是有名的“紫陵惨案”！ 惨案发生后，郭大佛、郭济英、李贯之等人积极组织反击，一面到县里告状，一面造舆论，编了“紫陵惨案”歌子，到各学校教学生们唱。歌子用＂苏武牧羊＂曲子，歌词中有＂紫陵发生大惨案，闻听实心酸……可恨任全伦，做事太残忍，刀杀人，火烧屋，一切成灰烬，……同志团结起，踏着血迹前进！……誓与敌人拼！＂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县政府不得不抓了几个杀人放火凶犯，并拨款替郭大佛、郭建中家重新修房子。革命同志们为纪念郭建中而把紫陵完全小学校改为＂建中小学＂。＂建中小学＂以后在好多年中都是一个革命据点。＂紫陵惨案＂客观上为沁阳县中共党支部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 母亲在＂紫陵惨案＂后休学半年多，由于亲眼看到了杀人、放火的惨状，也目睹了以郭大佛为首的革命者的英勇斗爭。她对郭大佛等人日益敬重，也开始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当然，母亲还是迫切地想继续读书，且得到了郭大佛和父亲的支持。1930年9月，再无财力的父亲托五哥郭天麟把原计划给祖母买寿衣的100来元钱预先拿出，供其兄住读沁阳县立师范，供母亲住读沁阳女子完小五年级。沁阳县立女子完全小学当时的校长是郭大佛的爱人栗明真，五年级级任老师王爱真也是母亲一年级时的第一位老师， 她们对母亲都很好。从“紫陵惨案”后，郭大佛家搬到了沁阳城内，母亲在读高小期间常到郭大佛家，后来甚至吃在郭大佛家。郭大佛还亲自批改母亲的作文，允许母亲借阅他书架上所有能看懂的书籍。 （注3）1931年暑假，郭大佛一家回到紫陵新盖好的房中住了一段时间，我在假期中的一个晚上，在院内二门外乘凉，大佛叔把我叫到他跟前说要和我个别谈谈。他告诉我中国有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穷苦人闹翻身。共产党人主张打倒地主老财，主张男女平等。他说有了苏维埃，穷孩子都可读书。我听了很高兴，但没讲什么。他要我＂保守秘密，对谁也不能讲，讲了有被杀头抄家危险＂，我点头答应＂一定不向人讲。＂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中国有共产党，我认定了共产党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大佛亲自到母亲所在的沁阳女校去讲演。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全国人民要求对日宣战，沁阳师范和十三中等校师生己举行罢课，进行抵制日货，反对政府不抵抗斗爭。他演讲鼓动性很大，边讲边掉泪。女校学生听得失声痛哭并当即宣布罢课。她们人人戴上黑纱，手拿红绿纸旗，旗上写着"反对日寇侵占东三省＂，"反对政府不抵抗＂，＂反对买卖日货＂等。她们还在进步教员王爱真、高静宜等人带领下到城关及县城内各街去宣传，看见有商店卖日货就搬到大街上焚烧。那时，沁阳县城的抗日民主运动一度很有生气。 “紫陵惨案”是沁阳革命斗爭的转折点，它使沁阳一些国民党左派青年逐渐认识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而脱离国民党。“九•一八”事变起了催化剂作用，更促使革命青年向左转，接受马列主义，向共产党靠拢。“九•一八”事变后郭大佛和当时开封河南大学反日救国会主席郭晓棠等商量救国工作和努力目标，他们决定积极参加反日救国运动，准备武装保家卫国。他们在开封办了＂秋水书店＂，由郭济英任经理，郭大佛则担任沁阳六区副区团长，郭舜人任队长。＂秋水书店＂是郭大佛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卖进步书籍。1932年3、4月郭大佛正式参加了共产党，中共沁阳县第一个党支部很快成立，郭大佛任第一任书记。 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沁阳县建党情况，只是认识第一批党员中的郭大佛等许多人，所以从193l年起她即对党有了感情。从参加＂九•一八＂事变相关活动以后，她的思想有了发展。她己从读书当教员独立生话赡养祖母和父母，发展到好好念书，立志当一名爱国、革命青年。她从上五年级起开始阅读苏联和国内的革命文艺书籍如《铁流》、《母亲》等，还在学校参演《孔雀东南飞》等反封建的话剧。 1932年，母亲高小毕业。郭大佛叔叔要她暑假在沁阳城住补习班，然后送她到开封女师考学。郭大佛当时对她说：＂能考上开封女师，学校有津贴，可继续上学。如考不上，回沁阳再说。＂母亲高兴地上了一个月补习学校后由大佛叔叔托他的朋友司吉甫安排她到开封考学。她考上了开封女师。女师规定入学要交保证金并有铺保，《秋水书店》给她当铺保，郭济英受郭大佛委托，替她交了入学保证金。1932年9月1日起，她开始了开封女师读书时期。 （注3）我的童年结束了。童年，对我来说是艰难贫困的，谈不上幸福。但是，我的祖母和父母都是勤劳和正直的。我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郭大佛是我童年时期最崇敬的人，他不仅是我能够读了几年书的支持者和辅导员，也是我思想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他带给我无限美好的希望。他的形象在我一辈子的睡梦中无数次地出现！ 是什么使一个普通农家女转变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说，这首先和她的个人素质有关。母亲是家中的长女，自幼聪明能干还很主事，读了点书，很有志气。但客观而论，没有周围的影响，由其自然发展，她最多只能放足，读书，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员。这也是母亲当时的最高愿望了。但人是环境动物，时事造英雄，母亲从出生到青少年所处的环境对她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谈到环境，时代背景是一个方面。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思想的时代。地处河南省沁阳县这样的内地都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男女平等”等宣传，人们成立“救国会”，学生们阅读《通俗资本论》、《马列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向导》等进步书刊。当然，这只是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革命者的。环境的另一方面是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人群。这首先是家庭。母亲祖母的“清白做人，勤俭度日”的道理使她受益终生，甚至通过她对母亲的下一代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和革命还搭不上。母亲的父亲思想开明，亲共产党，这影响了她。但真正直接把她带上革命道路的，应该是她叔叔郭大佛。作为长辈，郭大佛不仅是她的启蒙者，而且还言传身教，帮助她成人立志，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有两个革命党，母亲为什么跟上了共产党而非国民党? 至少，后来给她极大影响的叔叔郭大佛当时是国民党员（左派）。原因显然是“紫陵惨案”。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母亲这样的热血青年所追求的理想。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革命”是什么？毛泽东也赞成过君主立宪，蒋介石早期也信奉过马列，孙中山死得太早，还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可后来国共反目，双方肯定不会把对方看做革命者。母亲跟上共产党，肯定是为了反对私有制，穷人得翻身，民族得解放。当时当地，作为初涉人世的母亲，面对这些伟大的目标，胸中充满了激情和热血。她走上的是跟共产党闹革命的人生道路。 2.开封女师 结束了小学课程后，母亲瞄准了开封女师。开封女师尽管只是个中专，却是河南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办的几所女子师范之一，意义重大。1932年8月，开封女师招收最后一次初师班，共录取45名，报考者达千人。母亲考取了，她非常高兴。女师每月6元津贴费，从经济上保证了她可以读完高师。当时，她省吃俭用，每月伙食费只用3元多，剩下2元多除买书籍、文具、服装外，还要节余一点供回家探亲时的路费。由于吃得过差，读书期间她曾因脑贫血晕倒过三次，却从未叫过苦。进入开封女师后，她从经济上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援助，自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拿到高师毕业文凭，可以一辈子独立生活并支援家里。 然而，国家的大形势在变，她没有能够做到好好读书。……开封是白色恐怖统治的地方。开封女师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规规矩矩听指挥的中、小学教师和家庭中的贤妻良母，正如校歌中所说：“纯、朴、端庄为女范，斯乃美犹贵身修，他日为师更为母……”而她呢?由于叔叔和朋友的影响，从一进女师就从立场到感情和学校当局对立，还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就是没法“好好读书”! 1932年夏天，河南地下党省委指示母亲的家乡沁阳、济源、焦作一带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以牵制河南国民党将领商震部队的南下，作为配合苏区反“围剿”的积极行动。但省委不久被破坏。原计划的暴动在失去了上级领导和左右支援的条件下，地下党员党继新和郭大佛等还是于32年9月6日至9日发动了“沁、济暴动”。这太行山下的枪声打击了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一伙的气焰，也鼓舞了白色恐怖下的豫北农民。但是，敌人很快调动了大批武装进行“围剿”、追击。暴动武装到太行山打了几个月游击战，终以寡不敌众而失败。党继新等同志牺牲，一些同志被捕，郭大佛逃亡，不少人逃散。 母亲在“沁、济暴动”前虽对郭大佛他们要发动暴动一无所知，但暴动发动后她很快就知道了。郭大佛的朋友和同志李贯之在沁阳和郭大佛一块进行了一段革命活动后又回到开封师范续学读书，母亲到开封前即认识他但没直接交谈过。他9日续学后即到女师找到母亲并向她谈了一些有关“沁、济暴动”的事，给她看了宣传暴动队伍打游击取得胜利的油印小报。李贯之随后又告诉母亲河南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之一杨斯萍（女）被捕并牺牲了；郭大佛逃亡在外，母亲之兄郭英也离家到山西一个亲戚开的小商店当学徒去了。当时在河南大学读书的郭大佛另一个好友郭晓棠也对母亲谈了些情况并鼓励她多接触同学，多交朋友。   （注3）我对李贯之（李冠慈）、郭晓棠都很尊敬，他们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和革命道路上的同志和朋友。给我入学做铺保的“秋水书店”在“沁、济暴动”失败后被反动当局查封，“秋水书店”经理郭济英被捕并在后来判了无期徒刑。我那时是个16岁的青年，对于叔、兄以及他们的同志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很向往，对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很关怀，对迫害他们的敌人很痛恨。这就促使我思想上产生变化。我不满足于“好好读书”了，我决心：一边读书，一边尽可能做点对革命有益的事。 踏上革命道路，就想“从胜利走向胜利”，只能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在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眼中，共产党是“匪”，须除之而后快。“沁、济暴动”失败了。“秋水书店”被查封，亲友被杀害，但母亲没有胆怯，更没有落荒，而是通过郭大佛认识了李贯之和郭晓棠，并开始从事革命工作。母亲与他们称兄道妹，之间的关系是友情加亲情。他们渐渐凝结在一起。在郭晓棠、李贯之的帮助、指引下母亲开始参加了一点革命活动。 “秋水书店”经理郭济英被判无期徒刑以后，他妻子李汉章带着儿子到开封探监，但是住在开封时间长了不行，吃、住都要花钱。于是李贯之提议由母亲以“郭济英妹妹”身份常去探望郭济英。李汉章把这事预先告诉郭济英说：“我带儿子回去了，以后由淑真妹妹来看你。”郭济英是母亲考上女师后的入学铺保负责人，他妻子一说他当然就懂了。李汉章走后母亲隔些时候去看郭济英一次。他住在开封第一监狱，戴着手铐脚镣。探望时，他们不能坐在一起或挨近谈话，中间隔了一小弄堂，母亲只好和他分别站在弄堂两边窗口底下高声谈话，问他身体可好？需要什么？母亲告诉他家中情况并为他购买急需的东西。为了周济郭济英，郭大佛、郭晓棠也曾给过母亲一点钱。郭晓棠是郭济英的本家兄弟，母亲和济英兄妹相称后，和晓棠也兄妹相称几十年。郭晓棠的爱人齐欣是母亲开封女师同学，母亲一到女师就认识了她并一直称她大姐。她在开封女师对母亲的生活上也有不少照顾。初到女师，第一年冬天下雪了。母亲尚无棉衣，是齐欣大姐帮她裁制了棉袍。这事母亲几十年难忘！ “沁、济暴动”失败，郭顺仁、仁建樟二位同志在山西被捕后押解开封。仁建樟老母到开封探监，李贯之为任大娘和李汉章找了间房子让她们住在一起。母亲和仁建樟是同村人，顺仁是郭大佛的表弟，母亲认识他们，又得知仁建樟和顺仁都因参加暴动而被捕，所以对任大娘很同情，常去看望、劝慰。任大娘思想非常开朗，当儿子被捕坐牢，母亲和李贯之劝慰她时，她总是笑着说：“我懂为革命坐牢光荣，我有个好儿子！”她在儿子牺牲后几十年中不但从未讲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还常常关怀一些同志。许多同志都尊敬地叫她妈妈或大娘。 （注3） 1933年夏，李贯之约我于一个星期天一块到开封西郊，去时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那后他沉痛地告诉我：“建樟和顺仁被枪杀了。我和朋友们已设法掩埋了尸体，今天带你一块去祭奠一下！”我们一块到坟前行了三鞠躬，默哀几分钟后，互相表示：记住血债！向国民党反动当局讨还！悼念烈士，继承遗志！ 1933年暑假前，李贯之从开封高师毕业后立即到北平和当时逃亡在外的郭大佛、郭晓棠、齐欣会晤。他们在一块共同进行过一段活动。李贯之毕业以后仍和母亲保持联系，他们之间开始了恋爱关系。1934年初李贯之到河南辉县师范教书，从那时起他改名为李冠慈。清明节前，郭大佛化装到辉县在李冠慈处住了几天，李冠慈写信约母亲利用学校春假三天到辉县去会郭大佛。母亲和好友李俊英一块到辉县见了郭大佛。郭没和母亲谈有关暴动和革命活动之事，只和她谈了她的学习情况并答应为她审改在女师的几篇作文。她们一块到百泉去玩了一天，互相询问生活情况并谈了各自了解的家乡亲人们的情况。待母亲回开封以后，接到郭大佛为她修改过的几篇作文。李冠慈告诉母亲大佛已离开辉县。这是母亲和大佛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大佛最后一次以叔叔身份为母亲修改作文。 母亲和郭晓棠从1932年在开封认识后，郭指导她多交朋友，多读进步书籍。母亲性格开朗，朋友很多，其好友赵玉亭、马秀珍（马毅）、李俊英（布式迅）等均通过她认识了郭晓棠。郭晓棠还介绍赵玉亭等入党。母亲和朋友们组织读书会，阅读过由郭晓棠介绍的《大众哲学》、《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她当时并不太懂书的内容，只是把这当做追求进步的一种表现，拼命挤时间硬啃。母亲和赵玉亭等在开封女师散发过由晓棠交给她们的反对国民党对外投降妥协，对内镇压革命方面的传单。1934年五一节母亲和赵玉亭、马毅、李俊英还将郭晓棠交给的传单内容自制了一部分，并在一个夜晚赤着脚把传单贴在教室、饭厅、宿舍中。第二天校长易伯坚等通过全校升旗集合之际追查传单张贴者。学校教导主任杜熙民曾怀疑过母亲，找她谈过话。但因无证据，母亲不承认，她也无法处分。母亲除读书外，很关心革命运动，读了很多课外书籍和图书馆报纸。母亲读书期间语文课成绩较好外，其余功课都在70-80分之间，只是不爱参加体育。学校不喜欢她，有一个学期给她体育打了59分！这很明显是对她的警告，因为学校规定体育不及格，连续下去就可以留级！ 郭晓棠还介绍母亲和她的同好认识了他的同学杨巴生。他们教她和赵玉亭、马秀珍等学习世界语和“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的新文字”，她们用新文字写日记，写信。她们学世界语，认识了字母和学了发音，没学会看书和运用。郭晓棠1932年底因“共产党嫌疑”被迫退学。他和齐欣到过北平去过山西，也在河南新蔡、南阳和杞县大同中学教过书。他们常偷偷回开封住几天，和母亲一直保持联系。郭晓棠虽然没和母亲正面谈过共产党，母亲一直把他当党的领导看待，后来知道他那时确实是中共河南省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郭晓棠一直领导着她们开封女师一批进步学生的活动。 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对国民党来说，在1935年秋至1936年冬，他们似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 （注3） 1934年底，突然的事发生了：我叔郭大佛从他当时的逃亡地上海寄了一封挂号信给我，信中说他在上海没法生活下去了，已决定变卖书籍、衣物充做路费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去投案自首。我怕极了，怕他有生命危险，又怕他做出危害革命的事。他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的“共党要犯”，现在却自己去投案自首！我立即写信向李冠慈通报情况，李冠慈也马上向郭晓棠汇报了。我不敢保留郭大佛给我的信，阅后即烧毁。过了没多久，学校放寒假，郭晓棠、齐欣、李冠慈都先后到了开封，我向他们当面又讲了郭大佛信的详细内容。他们做了商量后由郭晓棠告诉我说:“为了防范因郭大佛叛变(注7)而牵连、危害其他朋友们，决定你和冠慈结婚后离开开封，并且立即躲避起来免遭不测。”我舍不得退学，但又认为“组织上决定我必须服从”。于是在郭晓棠夫妇二人主持下请我的几个朋友一块参加吃了一桌饭，由晓棠宣布我和冠慈结婚了。 从那天始，我和冠慈即住在开封一个小旅馆内。晓棠曾回沁阳一次，然后他离开开封。过了十天左右，郭大佛又给我寄了一封信，是从南京寄出的，信上告诉我：政府对他宽大，他不久将得到工作。我和李冠慈商量后认为：郭大佛既要到四川去，估计对我二人不会有什么加害，晓棠已回沁阳做过工作，朋友们都有了防范，我二人一时又无处去，还是我仍回女师读书，他仍回辉县师范教书为好。我们照商定办法做了。 （他是否征得晓棠同意？我不知道。）在我回女师以后一个多月光景，我接到大佛从四川寄给我的一封信，说他已到四川，并开始工作，问我，朋友们对他到南京投案有何意见？我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现在朋友们和我不来往了，我也打算离开女师，今后不要再给我来信了。”从此我和郭大佛断了关系，再没任何来往。 叔叔郭大佛投案自首了!郭大佛是母亲的亲人、恩人、引路人，现在成了什么？但她只能选择与之断绝来往。母亲和李冠慈、郭晓棠同志当时认为他可能叛变，其实他后来和党又取得了联系，参加了抗战行列，最后以民族英雄的身份牺牲在抗日战场。但当时母亲对郭大佛后来的历史不可能清楚。于是，母亲在郭晓棠、李冠慈等同志的影响下和郭大佛断绝了一切来往。这件事对母亲的打击怎么说都不过份。 当时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李冠慈（即李贯之）相识、相爱，并最后在郭晓棠夫妇主持下结婚。可以说，与李贯之的结合给母亲注入了继续革命的勇气与力量。母亲从此踏上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不归路。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在华北煽动“自治”。中国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到冬天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展开，开封万余名大、中学生卧轨四天四夜，要求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抗击日寇侵略。但学生爱国运动遭镇压。这次请愿活动母亲也参加了，但因已怀孕数月而未进行卧轨活动。1936年她和李冠慈一道到孟县，她休学一年，生下了大女儿李凤英，取小名三六。 李冠慈在孟县渠西小学教书，任六年纪级任教师。母亲在孟县城内女校任五年级级任教师。这是她和李冠慈共同度过的唯一一年比较平静的家庭生活。母亲和李冠慈月薪都是二十元，李冠慈的母亲和他们同住，为他们带孩子。  在孟县教书的一年，母亲和女师朋友们保持着经常联系。她们在各自学校中除教指定课程外，也教学生们学习“新文学”，并尽可能在思想方面给学生们一些进步的影响。1937年初，母亲把刚满十个月的女儿留在冠慈家中，又回开封女师读书。回到女师没几天，她就经赵玉亭介绍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赵玉亭是开封“民先”负责人并兼开封女师“民先”总负责人。“民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革命青年组织，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诞生，总部在北平。开封1936年春天建立了“民先”组织。 赵玉亭告诉母亲，她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愿意介绍她入党并将女师“民先”组织的情况向她做了全面介绍。她希望母亲将来接替她把女师“民先”的领导责任承担起来。然而，母亲尚未来得及办入党手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注3）1937年4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听到工友高声喊叫要赵玉亭到校长室。这不平常，因为一般正上课时是不喊学生会客或谈话的。赵玉亭匆匆赶到校长室，又很快回宿舍拿了件衣服，而且面带惶恐、紧张神色从我的教室外经过，隔窗向我点了下头。我从听到喊她的声音起即警觉地注意着，看见她的神态，我意识到出事了。下课铃一响，我即跑到另一民先队员康为秀教室，告诉她赵玉亭可能被捕了，要她立即通知刘大学（刘晓）并转告“民先”队员们，注意隐藏披露当局的书刊。我又跑到赵玉亭教室，（我熟悉她和同学，我们原来是一个班的。）从她的抽屉中取出她的日记本藏好。后又到她宿舍中，打算把她的箱中书籍转移。但训育员马孟津带着几个特务很快即到宿舍进行搜查。我只好躲开。她宿舍中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等被抄走。 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势下，母亲一方面想完成夙愿，继续在开封女师读书，另一方面毅然加入了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革命青年组织“民先”。但在当时当地，做个好学生已无可能，加入“民先”等于公然和政府作对。果然，她的直接领导人赵玉亭被捕。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命运呢？ （注3）赵玉亭被捕了。我立即约了几名民先队员秘密商定1）暂停组织活动；2）能撤离的尽可能离开学校。刘大学（刘晓）即于此时离开学校的。（《山西女兵连》中刘晓的文章中有叙述。）这两条决定是正确的，避免了一些队员遭受进一步迫害。 我没有撤退，当时想得是：我和赵玉亭是好友，这学校当局知道，当局已注意我了，我一下脱不了身。而且赵被捕后“民先”今后怎么办？上级会不会派人找我？我要镇静地等待一段时间。这样考虑也没啥错误。 过了几天，国民党省部派了个姓刘的特务到开封女师，伙同女师校长翟绍武等传讯了十多位同学，其中有“民先”队员，也有少数和“民先”无关的。姓刘的大讲“同学们不应该参加秘密组织反对政府”。被传讯的多数人没承认参加这种秘密组织，也根本不知道有“民先”。 母亲被传讯了。姓刘的告诉母亲，他知道她和赵玉亭是好朋友，赵玉亭已承认是开封女师“民先”组织负责人，“民先”组织情况她都讲了。他要母亲也老实交代。于是，母亲也承认了自己是“民先”队员，刚参加几天，只知“民先”是团结青年争取民族解放的。 没过几天，郭晓棠派申东萍到开封女师约母亲到马毅同志家里见面，母亲如实向他汇报了赵玉亭被捕时情况及她被捕后特务的传讯情况。母亲把特务问了些什么，被询问者大概答了些什么，她们已暂停组织活动并有一些同学已撤离等都详细讲了。关于自己，母亲也如实讲述传讯时问了些什么，怎么承认自己是“民先”队员，但没有承认参加“民先”是错误的，没讲“民先”一句坏话。沈东萍告母亲赵玉亭被捕，郭晓棠已知，特意派他来看望母亲，希望母亲多加注意，以后他不可能多和她联系。母亲表示学校对她很注意，他不必再找她，免受牵连。以后，地下党组织很久没再派人找过母亲。六月，赵玉亭被释放回校，她们二人秘密谈过两次。赵玉亭告诉母亲：北平“民先”总部派人找她和开封“民先”组织部长朱文昭接头，他们汇报了工作并交出了“民先”队员名单。赵说在他们被捕后开始什么也没承认，后来在叛徒对质情况下才被迫向特务机关“假自首”办了手续，可能要在河南日报上登个声明。母亲对赵玉亭表示了同情后向她讲了赵被捕后学校“民先”队员被传讯的情况。母亲问她：“今后怎么办？”赵玉亭说：“我没暴露党员身份，我要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指示。”母亲也认为她没暴露党员身份，留在开封是对的。母亲告诉她自己打算离开学校，否则可能有大麻烦。赵同意了。 （注3）就在赵玉亭被释放回校以后一周左右，她告诉我：“刘＊＊要我带你和赵＊＊、范＊＊去办个手续，否则不准许离开开封。”我怕被捕，也不懂得“办手续”的严重性，就在赵玉亭带领下和赵＊＊、范＊＊一同到特务机关指定的一个地方，去填写了“民先队员自首登记表”。（注8）赵、范二人对赵玉亭和我一贯信任，在我二人的坏影响下她们也填了表。就这样我在追求革命几年，一直想入党还尚未入党的时候，犯下了政治上的大错。 母亲当然坚信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她写下开封这段回忆时，却是带着深深的愧疚心。她认为自己是在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并没有认清的情况下去找党、入党的！ 母亲总结自己学生时期时写道： 由于郭大佛、郭晓棠、李贯之（李冠慈）等同志的关怀指引，我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开始，就逐渐地有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富强，争取劳动人民和妇女解放的思想。马列主义书籍也读过几本，虽然对马列主义理解的很少，但是，我所追求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1937年6月，在开封女师“民先”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后，我在政治上遇到严重考验，我没有经受住敌人的诱降和同伴“假自首”舆论的夹击，在应当立场坚定地和敌人斗争的时候，却企图以“幼稚”的无所谓态度应付，求得敌人宽容，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假自首”是谬论，既填写了“民先队员自首表”就是向敌人承认错误，在政治上造成很坏影响，谈何“假”？我填了这张表，愧对终生！ 从知道中国有共产党起，母亲一直对党很崇敬。她对党组织了解得不多，但她从周围亲近的人群中看到党员都是爱国忧民的好人。她得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才能求得解放的结论。她恨国民党，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迫害”的所作所为深印在她的心中。那几年，母亲的生活中充满了大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沁、济暴动”失败后遭到了镇压。母亲和李冠慈开始了恋爱。大佛叔叔还为母亲批改了作文，（只可惜，是最后一次了。）但更重要的是，母亲在郭晓棠的领导下，正式开始革命活动了。与此同时，她还学习世界语和“新文字”，当时的激进可想而知。她很想多念几年书。从上小学开始，为了多念几年书她哭过多少次，求过父母和伯、叔。为了多读几年书，她甚至把仅仅十个月的吃奶女儿丢在家中。她由衷感谢那些支援她念书的人！“世界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母亲想好好读书的愿望几近破灭。国共早已开始了武装对抗。而且，“命”很快就“革”到了自己头上。 到1937年６月，她面前摆着两个选择：要么向敌人投靠，做他们需要她做的“好学生”，放弃革命的追求；要么，赶快逃离学校，去找党，决心在党领导下走革命道路。她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但“自首书”成了母亲一生的梦魇。她应该视死如归 ？21岁的女学生，应该知道做事底线和工作原则，但她终究还没有入党。从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母亲对这一段经历到了晚年还自毁自责。 而且，这一点也为她未来的革命生涯埋下了隐患。“填表”后母亲很快离开了开封，结束了“学生时代”。 这就是历史。对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农家女来说，这些经历给她带来了政治上的成熟。这种成熟是在斗土豪、打贪官、求解放、读马列的充满浪漫激情和血腥气的杀戮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有好奇，有无知，有情爱，有怨恨，有果断，有畏缩，有献身，也有逃亡。 注1：1919年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讨论游行示威事项，决定发布"北京学生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游行的学生开到了位于北京长安街 时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的曹汝霖第宅邸赵家楼胡同门口。入宅前传说曹汝霖、章宗祥等三人正在曹家开会，学生涌入内宅搜寻未果，学生点燃了曹宅并痛打了章宗祥。之后，军警赶来灭火，并逮捕了32名学生。火烧赵家之举震动全国， "五四"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 注2：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注3：由于资料稀缺，我在本章一些地方直接引用了母亲回忆录，用斜体显示。 注4：郭大佛（1908～1938）沁阳紫陵村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参与领导了沁阳的民主革命运动。1932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沁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沁阳支部，并开创晋豫边革命根据地，参与组织领导了沁济农民暴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沁阳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在截击日军时中弹牺牲。（资料来源www.jzrb.com） 注5： 郭晓棠原名郭全和，1910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沁阳县。1924年考入河南省中州大学附属中学，1927年考入河南中山大学，成为学生会骨干，1931年9月担任河南大学师生代表组成的反日救国委员会主席。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临时工委委员。10月任中共豫西工委书记。1937年担任中共豫西特别区委组织部部长，次年任特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10月郭晓棠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回河南,先后任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河南大学教务长，开封师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等职。1966年郭晓棠含冤去世，终年59岁。1978年河南省委做出了为郭晓棠平反昭雪的决定。（资料来源www.jzrb.com） 注6.李冠慈，原名李贯之，（1908～1947）沁阳王村人。早年曾与郭大佛等组织领导了沁北紫陵一带的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建立中共沁阳支部。1934年起，先后到辉县、孟县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7年赴山西参加八路军，194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资料来源www.jzrb.com） 注7： 有关郭大佛的问题，母亲受当时思潮影响有误解。改革开放后经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反复查证，确认郭大佛并无叛变问题，被作为抗战英雄纪念并在当地树碑立传。 注8：有关自首问题，也成了母亲终生之痛。由于党内斗争不断，母亲没完没了地被审查和批斗，也没完没了地检讨和“认罪” 。 (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