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办事处办的刊物。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办事处门口的铭牌。  .多福里弄口。均作者提供 上海市静安区，由东向西，成都北路到石门一路之间短短的一段延安中路上，集中了多处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场所，有中共二大会址、人民出版社、平民女校以及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延安中路（原福煦路）504弄多福里，是一条建于1930年的“新式里弄”，里弄为石库门住宅，砖木二层结构，总计66幢，两边按六排行列式布置，总弄和支弄都较更早期建造的里弄要宽。 弄内21号，标准的石库门门洞，水泥门框，线条流畅，门楣极为简约，仅用凹凸块状和线条勾勒对比加深门楣的立体感，使之显出一些气派来。漆黑的双开大门，门旁墙上一块白色铭牌上是中、英文的说明：“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公布 上海市文物局立。”而其实，该址在1962年9月7日，就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李公馆”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站在门前，遥想当年。 上世纪30年代最初的年头，这里的房子刚刚落成不久，簇新摩登。多福里在公共租界里，属于英美势力范围，地段优雅，房子又新又时尚，价钱当然不便宜，故而能够住进来的多是较为体面的人物。当房子陆续装修停当，弄堂里住的人也一点点多起来。住在这条弄堂里的女人烫发旗袍高跟鞋，男人包头西服领带三节头绅士皮鞋，裤缝笔挺。他们在这条弄堂里昂首阔步。 1937年3月，弄堂里搬进来一对与弄堂其他居民一样体面的夫妇，住在21号。21号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两底有厢房的住宅，一家人住相当适宜。这对夫妇就是李克农和赵瑛。因此，多福里21号，对外称“李公馆”。 李克农是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经历过各种残酷斗争的考验。1929年12月，他经组织批准考入徐恩曾任局长的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后任电务股长。同年秘密成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徐恩曾在其中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调查科主任），李克农在徐恩曾的手下工作。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命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其时李克农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在秘密战线，李克农从钱壮飞处得到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的消息，设法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部署地下党组织安全转移。李克农因此受到中央嘉奖，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后李克农奉命撤离上海。1934年10月，李克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37年2月中下旬，李克农奉命搭乘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的飞机前往上海。3月，李克农夫妇住进多福里21号。李克农肩负使命而来，他在此秘密成立了红军驻沪办事处，也就是外界所称的“李公馆”。 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此后上海在原先红军驻沪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地点就是在21号李公馆，而此处实际上是共产党对外活动的公开机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上海因此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小开”潘汉年 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与多年老友潘汉年又一起工作了。1928年，他曾在上海与潘汉年等创办《铁甲车》报，后改为《老百姓》报，他们可以说是老搭档了。现在潘汉年也经常来多福里21号。他们总是在底楼东厢房的会客室商量工作。二楼的东厢房是李克农夫妇的卧室，后楼是报务员、译电员朱志良的宿舍，而电话则挂在楼梯拐角的墙上。 潘汉年和李克农商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既然成立了，就应该有个牌子。李克农表示赞同。他们两人设计了一个牌子，然后派人去定制。 驻沪办事处7月筹建，牌子还没来得及挂出来，8月，李克农就接到指令要去南京筹办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上海的办事处就交给斗争经验丰富的潘汉年，由潘汉年任主任。 李克农离开后，担任驻沪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文搬入多福里21号，以便于工作，他的夫人孟进也随他迁住此地。 早在1936年秋，潘汉年便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到上海。他到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寓所向宋庆龄呈交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宋庆龄把中共领袖的嘱托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热忱帮助联络各界著名人士，给予潘汉年全力支持。 潘汉年25岁加入中共特科，长期活跃于上海滩。此次回来他的秘密代号是“小开”。上海人都懂“小开”一词的含义，就是老板家的孩子，或者小老板，总之生活环境优越，属于富裕阶层。不了解潘汉年真实身份的人确实会认为他是公子哥儿。他极为讲究穿着打扮，熟悉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那时党内有人对他的做派颇看不惯，潘汉年说：“难道要我穿着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著名作家楼适夷一次在马路上遇到潘汉年，只见“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皮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楼适夷吓了一跳，潘却“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般过去了”。廖承志曾说：我只知道潘汉年有些生活不检点，出手阔绰。其实，这些做派都是为了他特别的工作性质而“设计”的，独特的气质使潘汉年能够走进达官贵人的圈子，得到他们的认可，也能在三教九流间游刃有余。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开展的主要工作是联合各阶层人士，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有国共合作统一对外的大气候和宋庆龄的支持，潘汉年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八办”结交了许多上海的高层知名人士和实业界人士，其中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有妇女界的沈九慈等，并通过他们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难民救济会等组织。和宋庆龄及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也保持联系。潘汉年和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他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鲁迅先生的朋友 编辑报刊也是潘汉年的老行当，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编辑出版的《内地通讯》《民族公论》《文献》等刊物向国统区的老百姓很好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内地通讯》经常报道延安新华社关于解放区和八路军抵抗日军侵略者的情况。他们印发毛泽东著作及中共刊物，如《论持久战》《解放周刊》等。同时还利用上海作为对外宣传的阵地，把宣传品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散发。 潘汉年不仅编辑，自己也撰写过20多篇政论，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年上海人最爱看的《良友画报》上也刊有潘汉年的文章，发表于第131期的《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是上海最早全面宣传八路军的文章，也是“八办”在宣传方面做的重要工作。 潘汉年和鲁迅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1927年12月13日的《鲁迅日记》中提到潘汉年：“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1928年8月10日鲁迅在杂文《革命咖啡店》中又一次谈到潘汉年。鲁迅先生曾说：“潘汉年作为一个文学家还缺乏一些条件，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才能是非常突出的。”鲁迅先生的评价当然是深刻的，潘汉年并不想成为文学家，他早年在文章中曾写道：“我虽爱好文学，但没有工夫研究文学，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他写文章也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抗战。他的活动能力和能量确实也是惊人的。 因为叛徒的出卖，1933年至1935年期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机构隐蔽起来，在抗日救亡中分散作战的党员，自1936年潘汉年回到上海后才又在他的活动中联系起来，团结在一起。 说服潘公展，争取杜月笙 1937年夏，郭沫若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聚集在多福里21号的底层东厢房讨论，打算出版一张宣传抗战的报纸。 申请提交了，但国民党政府迟迟不予批复。抗战的关键时刻，鼓舞人民的抗战斗志，让人民了解真实的战况，都需要有这样一份报纸，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在又一次东厢房会议以后，他们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公开谈判，争取出版报纸的权利。 那天，潘汉年和郭沫若一起去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谈判。潘公展对他俩不敢小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潘公展，早前也先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特约撰稿人，做过《申报》要闻编辑，还在沪创办《晨报》并任社长。他当然了解面前两人的分量，又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背景下，看来不答应他们办报的要求是说不过去的。最后，潘公展勉强答应了潘汉年和郭沫若的要求，同意国共双方合作办报，双方各出资开办费500元，出版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国统区获得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 通过《救亡日报》，读者能及时了解身边和远处发生的战况，比如“敌在虹口纵火焚烧”“日进攻张坦——数千伪军纷纷反正”“东京发生军人暴动——陆军三巨头被杀”“敌舰猛烈炮轰浦东”等等，使国统区的读者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救亡日报》上刊登了朱德、彭德怀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呼吁各界捐助防毒面具的电文：“晋北我军急需防毒面具——第XXXX军后方干事昨接前方来电，谓日寇已在施放毒气，希望各界捐赠防毒面具，原电如下‘上海汉年同志口密、铣、巧、皓各电俱悉，承沪上各界纷纷慰劳，益增我军努力杀敌之勇气，不及一一电谢，请分别致意，目前贼寇经受我军痛击，惶恐万分，已不顾国际公法与人道，在前线实行施放毒气，请致电各界，如蒙慰劳，最好多购防毒面具，因此间不及采办，即此不一。’” 获此消息，潘汉年忧心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非常焦急。1937年10月28日，他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接潘汉年信的第二天，杜月笙便开会讨论信中所求之事，会后将价值1.6万元的1000套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毛泽东、张闻天指示潘汉年，已公开的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状态。在此之前，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排民主人士安全撤离。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郭沫若等人的撤离都是潘汉年一手安排的。上海沦陷之后，潘汉年催促宋庆龄赶快动身，12月23日，宋庆龄乘德国邮船离沪。12月25日，潘汉年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船，暂时结束他在上海的使命。 而此时“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迁至萨坡赛路264号（今淡水路192号。另一说是迁入法租界淡水路274号二楼），由刘少文任主任，并转入半公开和地下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底。 而那块已经制作好的牌子，因形势发生变化而始终未能挂出。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