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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8/2《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时间:2020-01-25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纪东 点击:
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忍辱负重严于律己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

 
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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