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如何认识和发展知青文化

孟庆铭认为，知青情结是知青文化的重要内容。他回顾了习总书记的知青生涯和深深的知青情结，认为只有把下乡所经历的苦难视作青年时期收获的宝贵财富，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克难向上、奋起直追，不甘落后，这才代表着知青的主流。走南闯北、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奋发图强的历练，使知青大彻大悟、明辨是非，有着贴近生活的心智，拥有忧国忧民之心、之情、之血，是建设农村、边疆的生力军，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正能量的载体之一。我们应当以习近平为榜样，以我们的知青经历、知青情结和由此产生的正能量，来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圆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推波助澜，做出新的奉献。
戴肃认为后知青时代我国的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迁。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知青群体作为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第二梯队，接管了旧体制，开创了新体制，参与搭建了新阶层。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稳定和成型。今天的知青群体正在退休，估计还有5年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正是这最后的5年，是知青群体掌握整个国家命脉最全面、最给力、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今日的社会结构，其发生、发育、成型、修正、发展，每一过程，都有后知青时代的知青们的汗水。

林嗣丰在题为《注重后知青时期知青生活和精神的写作和研究》的论文中说，知青经历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是我们闯过人生一道道难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对那段经历的回顾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只有将前十年知青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经历与返城后三十年的艰难奋斗历程结合起来，才能给予“知青”这一产生于特殊时期的群体一个正确、全面、辩证的认识，给予切合实际的结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贴近生活的真实，甚至可以给予目前一直争论不休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准确的评价。他认为现在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深入研究后知青时代的情况。随着年岁的老去，撰写和研究后知青时期的知青生活和精神迫在眉睫。他建议知青研究机构和知青团队应当抓紧时间动员和组织有写作能力的老知青收集整理后知青时代的档案资料，撰写回城及二次创业的故事等，让后人对知青精神和知青文化有个全面的认知。

朱盛镭在《我国知青文献的计量分析》论文中详细介绍了他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从文献总量、文献年代分布、文献来源、著者、学科专业和文献机构等角度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主要数据库中有关知青的文献（主要指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进行检索、梳理和计量统计, 分析我国知青研究文献的现状与特点，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关注知青问题的研究的情况，所做的基础工作及其成果之一。也是发展知青文化的一项具体工作。

陆亚平认为，知青在下乡时存在着“丛林法则”现象，从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等方面都反映出这种冲突的存在，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之激烈。如知青人数占优，且比较团结时，外来知青在与当地势力的博弈中往往占具上风，但更多的时候和地方，外来知青往往受到挤压。这种“丛林法则”也表现在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派别、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群体之间，同一知青群体内部也存在这一法则。他说，之所以要谈这个“丛林法则”，是想揭开被诗意化屏蔽了的知青隐私或“压痛点”，以免知青的历史真相被扭曲，而这正是知青文化得以萌芽和生长的原生态。他认为，只有在法律的约束规范下才能呈现有序的正能量，否则就是无序的“布朗”运动（即无规则的随机涨落现象）。

李玉棠在论文《“知青学”初论》中指出，“知青风貌”中既有“吃苦耐劳”的一面，也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更有集体请愿，跪倒在中央领导面前，直到星火燎原式的“回城风”刮遍中国大地，这些都是 “知青文化”的构成部分。他认为，只有建立“知青学”研究，才可以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解开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他还提出了在研究会设立“知青研究所”重点研究知青学术问题等建议。阮显忠在总结中说，本次研讨会大家准备充分，畅所欲言，从个体或集体、宏观或微观、过去或现在等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知青精神和知青文化进行了探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今天，我们研讨知青精神和知青文化，就是要在理清的情况下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激励我们自己和后人的精神源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他表示，这次研讨会也为今后的研讨活动作出了示范，研究会还将组织会员对知青的其他话题展开讨论，充分发挥会员在知青研究中的作用。
这次研讨会可谓别开生面，会前有议题布置，发言有稿件准备，各种观点充分交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开创了理论研讨的新风气，在会员中引发了积极参与的高度热情，也使人冷静思索，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幽灵，在引领着我们的思维，左右着我们的言行，当我们行将老去之时，如何把这个看不见却还在的精灵融入在不断的传承之中，给后人以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