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放下你的鞭子》，没能“放下”舞台
来源:原创 作者:秋天 时间:2025-08-23 点击:
窗外的风里开始带了些秋凉，日历上“九一八”这三个字格外醒目——每年到这个时候，耳边总会不自觉响起一段旋律，不是防空警报的低沉，而是六十年前那首《高粱叶子青又青》的调子。
1965年的秋天也是这样，校园里的梧桐树飘落着叶子，我们二个刚踏进高中校门的新生，正局促地站在老师办公室里，听贝予老师说话。
贝予老师是学校资深英语老师。那天却没提课本，只拿着一张写着“放下你的鞭子”的纸，说要为纪念“九一八”排活报剧。他先指着身边一位高我们一届的学长，笑着解释：“他是我校的文艺骨干。出生在北京，普通话标准，能帮大家把台词咬准。”接着转向我和另一个女生：“你们俩是同班同学，我就不多介绍了。”最后看向那位女生，又补充道：“她父母都来自北京，吐字清楚；这位男同学更厉害，母亲是天津人，从小在少年宫话剧组待过，还演过不少节目。”说完，他把目光落在我们三个身上，语气里满是期待：“我对你们三位的参与，充满信心。”
那天办公室的阳光和现在窗外的秋阳很像，暖得有些柔和，可“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这几个词落在耳朵里，又让心里莫名地紧了紧——那时候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排练时光，会成了我往后六十年里，一到秋天就会想起的珍贵片段。
角色分工的消息一出来，我直接愣在了原地——贝老师居然让我和同班的她演父女。要知道，我俩座位挨着，上课传过纸条，下课总凑一起讨论数学题的辅助线该怎么画，前几天还因为一道物理题的解法争得面红耳赤，怎么转眼就要变成“父女”？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她也红着脸低下头，连手里刚接过的台词本都攥得发皱，那点“熟悉”反而成了尴尬的小阻碍，怎么想都觉得别扭，完全找不到半分“父女”该有的感觉。
贝老师看我们这副模样，反倒笑了，摆摆手让我们别紧张：“都是同学，熟悉才好搭戏嘛。不用有顾虑，先把台词本拿回去，晚上在寝室好好读几遍。”他顿了顿，特意强调，“不光是背台词，要多琢磨琢磨——你演的父亲，是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心里装着家乡沦陷的苦；她演的香姐，饿肚子还得卖唱，身上既有委屈也有韧劲。把这些想透了，角色就立住了。”
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我手里的台词本像揣了块烫山芋，翻来覆去看第一页“父亲”的台词，总忍不住想起白天和她讨论作业的样子，越想越觉得滑稽。可一看到“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那行字，又突然想起贝老师说的“家乡沦陷的苦”，心里的笑意慢慢淡了些——或许，这角色真不是光“搞笑”就能演好的。
真正开始对台词，才知道演“父亲”比我想得难上百倍。之前在少年宫演的都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角色，说话、走路都是平日里的样子，可这次要扮的是饱经风霜的逃难老人，光是“说话”这一关，我就闹了不少笑话。
第一次对着她念“香姐，快起来接着唱，不然咱爷俩今天又要饿肚子”，我下意识用了平时和同学聊天的语速，声音亮得像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贝老师当场就笑了：“这哪是逃难的父亲？倒像刚上完体育课的小伙子！”我脸一红，再开口时故意压低声音，可又憋得太用力，调子沉得像闷雷，连她都忍不住低下头偷偷笑。更别提走路了，我学着老人的样子佝偻着背，却总忘了放慢脚步，好几次“父女俩”上场，我步子迈得太快，差点把身后的她甩在后面，活像急着去上课，哪里有半分流离失所的沉重。
贝老师也不着急，只让我们先停下，指着台词本上“父亲举着鞭子又放下”的描写说：“你想啊，这父亲不是真要打女儿，是急得没办法——声音里得有疼，有慌，不是硬邦邦的。走路也一样，他饿了好几天，又背着行李逃难，步子该是沉的，慢的，不是你这样有劲儿的。”我盯着那行字，突然想起台词里“咱从东北逃到这儿，饭都吃不上”，心里那点滑稽感慢慢退了，再开口时，语速不自觉慢了下来，声音也软了些——虽然还是生涩，可总算不像之前那样“出戏”了。
对台词到她替“我”求饶那一段，又卡了壳——就是那句“爹，您别打了，我唱，我现在就唱”，她怎么也喊不好“爹”这个字。
一开始她总把“爹”念得又轻又快，像怕碰着什么似的，听着倒像喊同班同学的小名，完全没有香姐见父亲举鞭子时的慌和疼。贝老师让她停下，蹲在她旁边慢慢说：“你想啊，香姐和爹从东北逃出来，就剩彼此了，她怕的不是挨打，是爹急得没辙的样子。喊‘爹’的时候，得带着点委屈，带着点心疼，不是随便叫一声。”
她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再试，这次声音大了些，可又太硬，像在跟人赌气。贝老师没怪她，反而举了个例子：“你平时要是跟家里人撒娇，或者怕家里人着急，怎么喊长辈的？就把那股劲儿放进来。”她攥着台词本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声音里慢慢带了点颤，“爹”字出口时软了些，尾音还飘着点快要哭的调子——贝老师终于松了口气，笑着说“过了”，她才偷偷抹了下鼻尖，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笑。
现在想起来，那声“爹”里生涩，倒特别真实——我们那时候哪懂什么“角色共情”，全是跟着贝老师的话，一点点琢磨着“心疼”和“依赖”该是什么味道，也正是这点笨拙的认真，让那段排练时光格外清楚。
戏台后的布帘被秋风吹得轻轻晃，檐角垂着的旧灯笼还沾着上回排练时蹭的脂粉，贝老师捏着剧本的手指在“卖唱女”的台词旁画了道红圈，声音压得低却清亮：“念这句‘先生可怜可怜’时，喉头得先颤一下——不是怕，是饿极了的慌。”
我攥着二胡的琴杆，指腹蹭过琴筒上磨白的木纹。灰藏青色长衫的补丁在腰侧叠着，风一吹就贴在身上，倒真有了几分六十年前戏里人的单薄。学长蹲在角落系工装裤的鞋带，鸭舌帽檐压得低，只露出半截结实的下颌线，听见贝老师的话，抬手扯了扯衬衣领口，闷声应：“等会儿对戏，我‘抢鞭子’的时候再慢半拍，给她留够哭腔的劲儿。”
穿红夹袄的女同学正对着镜子调假发套的红头绳，绿长裤的裤脚用别针别了两折，露出的圆口鞋跟磨得有些歪。她转着圈照了照，忽然笑出声：“这辫子晃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就是风一吹总往脸上贴，等会儿唱‘高粱红了’的时候，可得攥紧点。”
化妆老师拿着粉饼走过来，往我颧骨上扫了层浅褐色的粉，又在女同学眼角添了道细纹路：“得有点风霜气，不然不像挨过饿的。”贝老师站在戏台中央，抬手敲了敲台板，木板发出“咚咚”的闷响，像六十年前传来的回声：“灯光再暗点，从侧幕打过来——就照在二胡上，还有那顶罗宋帽的帽檐边。”
我把二胡架在肩上，弦轴转了转，调出一声低哑的音。秋风吹过戏台的窗棂，带着校内梧桐树的叶子声，混着学长系鞋带的“哗啦”声、女同学扯红头绳的“簌簌”声，忽然就有了戏里的模样。贝老师举起剧本，声音里裹着点秋凉，又藏着点热乎气：“开始吧——从‘爹，我唱不动了’这句起。”
指尖捏着那页记满排演细节的纸，风从窗缝钻进来，把纸角吹得簌簌响，倒像是六十年前排练场里，贝老师那句“再来一遍”的余音在晃。原该是紧着打磨《放下你的鞭子》里“香姐”控诉的台词，怎料一声“贝老师家中有事”，先把满场的热乎气抽走了大半。
我们攥着没改完的剧本等，从晨读的钟声等到黄昏的课铃，等来的却是“贝老师患病来不了”的消息。道具组扎好的“鞭子”还靠在墙角，颜料没干的舞台布景铺在长桌上，谁都没提“停排”两个字，可排练场的灯，终究是再也没在傍晚亮起来过。后来校园里的喧闹渐渐淡了，课桌椅蒙上了薄尘，再后来，连“复排”的念想，都跟着停课的通知，沉进了时光里。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出个铁盒，里面竟藏着当年阿伟用铅笔写的《松花江上》简谱，纸边被虫蛀了个小缺口，却还能看清他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句旁画的小太阳。风又起了，带着秋的凉，吹得简谱边角轻轻颤，我忽然想起排练间隙，贝老师总说“这戏里的歌，是要唱到人心底的”。可六十年过去，当年一起哼歌的人散在风里，那段没演完的戏、没唱透的歌，倒成了心底最软的念想——风一吹，就跟着秋凉一起，轻轻冒出来，带着点涩，又带着点化不开的暖。
我把简谱和排演笔记叠在一起，压回铁盒最底层，再抬头时，窗外的梧桐叶正打着旋儿落下。秋凉会年年漫过窗台，六十年前的歌也没真的散——它藏在纸页的褶皱里，藏在风掠过耳畔的轻响里，只要我想起当年排练场的灯，想起贝老师红笔圈过的记号，那段没落幕的时光，就会跟着歌一起，悄悄暖起来。
时间飞快，转瞬即逝。还没有来得及温存小歇一刻，都已经化为记忆浮云，变得久远而不可及。一年又一年，过得漫长且深远，不值得收藏却值得回味。
（责编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