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雨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陈世旭 时间:2025-06-21 点击:
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为1950年12月27日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1951 年 1月8日，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52名学员在新购买的鼓楼大街 103号办学地举行了开学典礼。郭沫若、茅盾、周扬、李伯钊、李广田等出席了典礼。郭沫若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专门集中一批文艺工作者有系统、有步骤的进行文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的会场空旷如苍穹。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
“你要上文讲所的，是吗？”
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之前读到这个名字，是在中学的课本上，我立刻一阵从头到脚地紧张。
慌张中我听见她说：“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协开办文学讲习所，几期后停了。现在恢复，许多新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相当知名。好在班上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两个短篇的人。王安忆填的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就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这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在第二排，显见是要认真听课的。我选择跟她同位，则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却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我常拿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听课。结果发现，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不久就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我实实在在地呆了：我的浅薄和轻率是怎样的可笑。但《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的端倪，冰山一角而已。
我忽然觉得恐慌。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写不出。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嗑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去嗑那些谁也不要嗑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两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哪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显然是否定的，问我：你觉得好吗？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儿子出生的时候，几位老人都给他起了名字。外公起的是“炀”，就是火一样旺。“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我母亲悄悄找了算命先生，说儿子五行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父亲于是起了“洛川”，把 火旺改成了水旺，且喻鲤鱼跳龙门。我嫌那传说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水旺得很。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赶紧给妻子去信，把“川”字改掉。
文讲所这一期四个多月就结业了。散的时候有些兵荒马乱。
我同屋的北京青年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调到省城“专写小说”。
环境的重大改变和社会的莫大期望，对我形成巨大的压力。
我恐慌到极点。
王安忆和她母亲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是个细心的人，在文讲所，她就注意到我的窘迫，时常跟我聊我儿子，她知道那是我唯一的骄傲。现在，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
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五次作代会，我去向王安忆讨教。她说，你该写自己。我讲了农场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大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与王安忆那次谈话的结果，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作家“断奶”。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我又开始做改行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跌跌撞撞、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早就落荒而去了。
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两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的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的沉思，你还能怎样？
很长时间，我对她的音问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像星空一样那么广大。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一家刊物的电话，他们开了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
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而今，当我拿回忆往事打发日子的时候，面前时常会亮起《雨，沙沙沙》里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
（研究会责任编辑：林嗣丰 ）
（责任编辑 晓歌）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的会场空旷如苍穹。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
“你要上文讲所的，是吗？”
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之前读到这个名字，是在中学的课本上，我立刻一阵从头到脚地紧张。
慌张中我听见她说：“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协开办文学讲习所，几期后停了。现在恢复，许多新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相当知名。好在班上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两个短篇的人。王安忆填的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就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这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在第二排，显见是要认真听课的。我选择跟她同位，则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却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我常拿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听课。结果发现，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不久就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我实实在在地呆了：我的浅薄和轻率是怎样的可笑。但《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的端倪，冰山一角而已。
我忽然觉得恐慌。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写不出。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嗑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去嗑那些谁也不要嗑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两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哪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显然是否定的，问我：你觉得好吗？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儿子出生的时候，几位老人都给他起了名字。外公起的是“炀”，就是火一样旺。“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我母亲悄悄找了算命先生，说儿子五行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父亲于是起了“洛川”，把 火旺改成了水旺，且喻鲤鱼跳龙门。我嫌那传说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水旺得很。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赶紧给妻子去信，把“川”字改掉。
文讲所这一期四个多月就结业了。散的时候有些兵荒马乱。
我同屋的北京青年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调到省城“专写小说”。
环境的重大改变和社会的莫大期望，对我形成巨大的压力。
我恐慌到极点。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是个细心的人，在文讲所，她就注意到我的窘迫，时常跟我聊我儿子，她知道那是我唯一的骄傲。现在，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
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五次作代会，我去向王安忆讨教。她说，你该写自己。我讲了农场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大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与王安忆那次谈话的结果，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作家“断奶”。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我又开始做改行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跌跌撞撞、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早就落荒而去了。
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两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的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的沉思，你还能怎样？
很长时间，我对她的音问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像星空一样那么广大。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一家刊物的电话，他们开了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
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而今，当我拿回忆往事打发日子的时候，面前时常会亮起《雨，沙沙沙》里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
（研究会责任编辑：林嗣丰 ）
（责任编辑 晓歌）
